本文另一作者為範敬群。
最近，《風險社會》一書作者、德國著名思想家貝克（Ulrich Beck）的不幸離世讓人們再一次用批判的視角審視科技對社會的影響。如果說一百年前科學在人們眼中是社會前進的主要推動力量，今天人們卻愈發把它當作是現代社會的風險來源。這一點在近年來的轉基因話題上尤為明顯。作為一種四十年歷史、二十年農業應用的相當成熟的技術，社會卻依然十分關注它所帶來的風險，有些學者由此進一步將轉基因上升到「風險社會」的層面——認為包括轉基因在內的科學進步是風險社會的締造者、科學進步將風險不負責任地投射給每一個社會成員，我們卻對此無能為力。
轉基因問題其實只是近年中國不斷升溫的科技爭議的一個方面。除此之外，在垃圾焚燒、水電開發和食品安全等議題上，科學和科學家也一次次被推上了社會輿論批判的風口浪尖。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在多年來常規舉行的中國公民科學素養調查中，每一次的結果都是科學家被列為最被信賴的人。這並非是中國特例，以同一套方法論在美、歐、日本、澳大利亞開展的常規科學素質或公民科學意識調查，也基本上都會得出同樣的結論。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的科學界，也無一不被來自社會的科技爭議所困擾。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科學或科學家的這種分裂形象？在科學迅猛發展的同時，其造成的「風險社會」是否無法避免？公眾又應當如何面對自己缺乏相關知識的科學爭議？
第一部分 科學可信嗎？為什麼人們覺得有些科學「不可信」？因為他們認為其中有資本或者權力。科學對現代社會的影響與滲透在不斷深入，在這一過程中，科學與社會傳統價值之間的摩擦也在不斷加大。康奈爾大學著名的科學社會學家那爾金（Dorothy Nelkin）指出，人們對科學迅猛發展帶來的社會、道德和宗教影響的擔憂，環境價值與技術發展的對立，以及人們擔心新興技術的健康風險，這些導致了社會上對科技問題的爭議不斷[1]。
以轉基因技術為例，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改變了我們對於傳統自然和物種的界定。將細菌的蛋白轉入植物體內，或者將人奶基因轉入牛體內，這些無疑是傳統的自然觀念無法接受的——儘管迄今為止，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正規科研機構認可轉基因有害。
然而，如果僅僅看到這一點，並不能解釋何以人們在沒有轉基因有害的證據的情況下，對這類技術仍然在持續擔憂，更無法說明，何以公眾能在抵制爭議性技術的同時，繼續對科學保持了高度的信任。
經驗研究表明，抵制新興科技的原因，不是由於人們認為科學和科學家不再值得信賴，而是因為很多抵制者相信，轉基因或者其他爭議技術的倡導者不是值得信任的科學家，甚或不配作合格的科學家。而正因為他們不值得信任，所以他們所駁斥的那些證據——認定新技術「有害」的證據——反而值得相信。
然而，爭議領域的科學家不被信任，並不是因為他們在科研領域不合格，發表了有問題的文章或者得出了不被證據支持的結論。他們所面臨的指責，來自科學之外——特別是，被指責為國際國內權力的附庸，或是為資本說話。
這一點在中國國內尤其明顯。許多轉基因科學家在專業領域是得到學界信任的，但是在社會語境下，當他們面臨「為資本代言、為個人謀利」的指責時，他們作為科學家的專業水準如何並沒有多少意義。中國傳統文化中泛道德化的要求，加之主流意識形態的灌輸，使得長期以來大眾語境中科學家群體的形象偏重於「苦行」：追求民族利益，犧牲個人物質生活。如在袁隆平的諸多故事中，媒體津津樂道的細節往往是不拿以他名字命名的上市公司一分錢，而忽略袁先生團隊長期接受國家轉基因重大專項的支持。在對科學和科學家群體的苦行想像中，有利益嫌疑的轉基因科學家，面目當然也是可疑的。
在這個意義上，推廣轉基因技術首先不是科學問題，而抵制轉基因首先也不是科學問題。
「都是體制的錯」——對管理機構的不信任也會殃及技術本身。科學在當代社會遭到質疑，也和科學與體制的糾葛有關。
將近30年的科學傳播研究表明，公眾對科學議題，特別是對熱點爭議話題以及新技術的態度，與其對政府或社會管理機構的信任密切相關。數以百計的實證研究（包括來自中國的研究）在轉基因、納米技術、核電以及化工廠建設等諸多問題上，都驗證和強化了這一結論。其原因很簡單，人們認為，只有強大、有效和負責任的政府或社會管理部門，才能確保有潛在風險的技術不會轉化成直接威脅公眾的風險。
科學問題和一般社會問題不同之處是，科學和高新技術具有的專業性，必然帶來知識權威或專家意見的壟斷性。即便是在西方社會，有法律保證公民對政府制約，很多公眾也在懷疑民主體制能否在科學議題上得以落實。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二戰後西方國家的基層民主參與實踐，一直以科學、健康及環境議題為主。
而在中國，我們對涉及科學內容的媒體報導及微博發言的長期觀察和研究也發現，公眾和媒體對科學議題的態度，同樣與對體制信任度密切相關。例如，2012年湖南衡陽違規進行了轉基因黃金大米營養轉化實驗，我們針對此事件研究了它在微博傳播的狀況。結果顯示，網友對科學的質疑往往與其對政府管理的不滿和對傳統權力的顛覆有關[2]。
因此，如果公眾認為科學家是體制的附庸，在助長信息不透明，就會去妖魔化科學家。但如果將科學家群體從具體的爭端事件中抽象出來，則科學家群體仍然是中國社會最被人信賴的群體。
科學家真的會成為權力、資本和體制的附庸嗎？很難。所幸，科學家的研究需要靠同行評判，而不是取決於官員意志。雖然科學家需要利用政府提供的科研經費，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自動喪失科學共同體的基本邏輯，成為官員意志的附庸或者為權貴背書。現實中，國家大劇院建設、北京古城改造、中國加盟國際熱核反應堆計劃等諸多重大事項上，出現過不少院士及科學家拒絕為體制背書的實例。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科學社會學的開創者莫頓（Robert Merton）在其名著《科學社會學》中，為科學勾勒了4個主要特徵：普世性（universalism），即科學對自然的解釋意在揭示普遍真理；社群性（communism），即科學家願意在科學共同體內分享而不是壟斷知識，科學家通過對彼此工作的把關而確保了科學共同體的可靠；無私性（disinterestedness），即科學知識並不受到個人利益的影響；有組織的批判（organized criticism），即科學的發展過程伴隨著科學家之間的爭論和對新成果的建設性批評[3]。
更有意義的是，莫頓反覆強調，科學家個人並非都是聖傑，科學所具有的普世、無私、公正這些特點，是現代科學的體制性特點。在晚年，莫頓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指出雖然科學家個人可能被名利驅動，但這並不妨礙科學在總體上體現其無私的特點。
結合莫頓的研究來觀察中國的情況，我們也會發現，儘管經常可以見到媒體對一些科學不端行為的揭露，但這並不能表明科學不再可信，或者科學共同體在整體上被腐化了。雖然科學家個體難免利益糾葛，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以私心而扭曲科學，因為科學共同體的多樣性和內部制衡性仍然在保證其結論的無私性。
以轉基因領域為例，雖然轉基因育種重大專項帶來了大量的科研經費，但這並不能證明相關科學家都會串通一氣來掩蓋轉基因的害處，因為同樣受到資助的負責研究轉基因安全性的科學家有動力來發現其「害處」，科研課題組之間的競爭也會揭示那些試圖矇騙的研究。而在世界範圍，包括美國科學院、英國皇家學會、歐洲食品安全局以及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無一認同現有轉基因有害的結論，這足以說明在這一問題上科學共同體的共識，這一共識很顯然不是可以用科學家個人有了利益而會掩蓋真相來解釋的。有什麼人或組織有能力把全世界的主流科學界都買通呢？
所以，回到我們本文開始所探討的科學爭議的話題，我們可以做出如下總結：科學與社會價值的衝突，科學知識自身所具有的專家的天然壟斷性，以及人們對科學所不得不依賴的政治權力的信任度下降（這並不局限於中國），這三個因素導致了現代社會的科學爭議不斷。但這些爭議並不表明科學本身不再值得信任。
第二部分 怎麼面對科學的風險？即便科學是可信的，我們仍然要承認，科學的發展——或者借用《風險社會》一書作者貝克（Ulrich Beck）的話說，伴隨科技進步的現代性的發展——確實會帶來新的潛在風險。貝克的風險社會的提法，並非是聳人聽聞。就此處的討論而言，風險社會理論中最為核心的一點還不在科學本身，而是在於社會組織和管理機制的發展，可能跟不上具有潛在風險的技術發展，從而導致風險技術失控。
不過在此處，首先要明確區分風險技術的事故，與風險技術的失控。風險性技術的事故正像我們開車出了車禍一樣，指的是利用這一技術的設備和機構發生了意外事件。正像絕大多數傳統技術一樣，所謂的風險性技術當然有發生事故的可能性。這些事故本身，很顯然並不是貝克等人所探討的風險社會的主要肇因。他們所關注的，是能量越來越大的各種技術一旦出現了事故，就會給社會帶來災難性的打擊，讓我們無法控制其災難性後果，這也就是風險技術的失控。
事故的確不可避免，但失控卻並非必然。
新技術的風險，實際上比傳統技術小貝克的《風險社會》一書的德文原版（Risikogesellschaft）發表於1986年，恰好在前蘇聯車諾比核電站於當年4月26日爆發災難性核事故之前不久。因而，書中對技術發展不可控或將帶來的人類和環境災難的說法迅速得到了廣泛認同——但由此認定風險技術註定會「失控」，則缺乏證據。
任何技術，不論是傳統技術還是高新技術，都存在著出現事故的可能。我們不可能做到杜絕這些事故，只能是讓出現事故的可能性更小，危害性更低。但是，新技術，包括各種爭議性技術，其發生事故的可能性和危害性比起傳統技術來，實際上更小而不是更大。原因很簡單，因為新技術的發展，越來越把控制風險作為其內在的一個環節，現在分析一項科研課題可能給社會造成的潛在風險也是申請課題的標準程序。
例如，轉基因育種科技重大專項中，考察轉基因可能具有的潛在的對環境和人類健康的影響的課題就佔據了相當比例。在另一個同樣有潛在風險而爭議較小的領域——納米技術——中美歐三大研究領先陣營都投入了重資來研究納米顆粒及其技術路線的環境、健康與安全（EHS)影響。不要忘記，後者在EHS上的投入，既不是被公眾抵制給逼出來的，也不是因為納米技術出現過很多「事故」。在納米EHS問題上的研究，更多是出於防患於未然的負責任的科學發展的態度。
再以核電技術為例。車諾比核電站事故確實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但其主要原因是缺乏維護、當局對此的隱瞞和處置不當。事故時急性輻射中毒導致數十人死亡，迄今為止又有數十人因輻射罹患癌症而死，未來可能會因額外癌症風險而提前死去的人數更多，但不同估值差異很大。
然而，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儘管災難程度不亞於車諾比核電站，東電在事後處置中也犯了許多錯誤，但很大程度上因為技術自身的改進，造成的直接死亡數量為零。到2012年2月為止，世界衛生組織等機構委託的調查報告，只是發現搶修核電事故、長期直接暴露於大劑量輻射之下的兩名工人，可能患上了與此有關的癌症。而2013年5月份發表在著名的《美國科學院院刊》上的一份評估研究表明，福島核電站核洩漏對於受到輻射的人而言，造成的致命癌症的機率大約為千萬分之二[4]。
更重要的是，全球範圍來看，民用核電誕生50年，在32個國家累計運行14500個反應堆·年，發生重大事故僅有3次（另一次為三裡島，事故規模相對較小，無人因輻射死亡）。綜合來看，即使計入車諾比和福島的未來可能死亡人數，再計入核電的整個生產流程中其它環節可能導致的傷亡，核電依然是最安全的能源——單位發電量造成的死亡人數僅為傳統煤電的40分之一（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統計）。
此外，科技發展在帶來風險的同時，也在創造著解決這些風險的技術。比如全世界絕大多數科學家公認，由於人類工業化活動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導致的全球變暖，會對環境和人類社會帶來重大的損失。但人類的工業化活動，也創造了各種新能源的技術。如果這些技術能得到廣泛的應用，那麼人類碳排放將在幾十年後大幅下降。以過去十幾年我們可感的技術進步而論，我們不能肯定說這些技術或比它們更好的技術一定會得到廣泛應用，我們也不能肯定這些新技術將來應用的時候是否也會造成新的環境問題，但是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人類經濟和科技發展孕育這些新技術的能力一定在不斷進步。
風險和收益，兩害相衡取其輕技術的風險固然值得關注，但若只看到風險，可能會忘記我們使用新技術的根本原因——它們能夠帶來收益。第一次綠色革命背後離不開化學農業的支持，廣泛使用的農業化學品的確對生態產生了危害，但在洶湧的嬰兒潮和巨大飢餓壓力面前，化學農業是一種「兩害相衡取其輕」的選擇。
據中國農科院研究員林敏引述的一項研究指出，如果不採用農藥與化肥等現代農業技術，傳統農耕文明的每500公頃能養活的人口約為1000人，而現代化農業能養活的人口，同等土地則至少為5000人。在人口極度膨脹人地矛盾尖銳的今天，能夠養活更多人的現代農業在很長時間將繼續是人類的選擇。
而且，採用現代技術並非讓農業走上了不可持續的高風險境地。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教授羅伯特 · 帕爾伯特（Robert Paarlbert）在《食物政治》一書中指出，以現代農業為主導的 OECD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1990-2004 年糧食產量增加了 5%，農耕地減少了 4%，灌溉用水減少 9%，多餘氮肥使用減少 17%，農藥使用減少 5%，農業總耗能增加了，但增幅只有其他行業的 1/6。
與之相反，據美國農業部的數字，儘管有機農業經歷了快速增長，但到 2008 年，仍然只有 0.51% 的美國耕地用於有機農業生產。大部分有機作物畝產量都在常規農業的 60% 以下。
回到轉基因農業的話題。轉基因技術實際上是現代化學農業的自然延伸，而這一延伸實際上降低了現代化學農業對環境與健康的衝擊。據德國哥廷根大學科學家2011年發表在《生態經濟》雜誌上的一項研究表明，印度自從 7 年前採用轉基因棉花以來，其棉花種植已經減少了 50% 的化學殺蟲劑使用，其中劇毒農藥的用量更是減少了 70%。據此每年減少了數百萬起農藥中毒事故。
轉基因作物對環境的益處，主要體現在通過提高作物產量而減少耕地使用，減少殺蟲劑的使用，以及使用更加高效低毒的除草劑上。美國科學家2011年發表的一篇綜述，評估了過去 15 年來 150 多篇同行評議的論文後發現，就總體而言，已經被批准進行商業化種植的轉基因作物，通過提高了免耕作業、減少了殺蟲劑用量、使用對環境更友好的除草劑和提高產量，從而減輕了土地壓力，大幅度減少了農業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第三部分 科學與社會，攜手前行社會對科學的制約，會失控嗎？探討科技進步和風險社會，離不開社會二字。貝克擔心科學的快速進步不能得到社會力量的制約從而會失控，而影視文學作品中也常常會塑造出諸如「章魚博士」這樣憑藉科學掌握了巨大力量的邪惡科學家。然而現實中，迄今為止並沒有出現過任何一位這樣的「博士」。這是為什麼呢？
首先，現代科技的發展，已經遠遠不是靠科學家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實現的了。昂貴的實驗設備、大量的人員投入才能產生有限的研究成果。在現代科研體制下，科研經費的預算製得以普遍確立，實驗室是以課題而不是機構為單位來獲得主要經費。任何大型科研項目都需要在常規途徑之外，通常是向科學界之外的政治家來申請，這使得某個「邪惡科學家」個人來控制能量巨大的科學或新技術來做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當然，如此的設置並非是擔心邪惡科學家的出現，而是為了防止科研經費的濫用和浪費。
其次，在社會性力量對科研條件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同時，社會組織的發展也並非如很多學者所擔心的那樣，完全趕不上高新技術的發展。因為重大科技的發展，不是一夜間完成的，而是一個漸進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論是科學界內部，還是科學與社會之間，都存在著諸多的互動，這些互動過程本身也是科學發展與社會互相適應的過程。
以合成生物學的發展為例。2011 年年底，荷蘭和美國兩組科學家，分別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資助下，「製造」出一種傳染力更強的新型 H5N1 禽流感病毒。這項工作引起了世界範圍的轟動，因為人們擔憂，如果合成病毒的手段被恐怖分子掌握來發動生化戰爭，那對人類將極為危險。
於是，2011 年 12 月，美國國家生物安全科學顧問委員會（ NSABB ）建議，在發表這兩項禽流感病毒研究工作的論文時，去掉研究的實驗細節，以防止恐怖分子利用這些細節來生產生化武器。而美國政府也把這一結論當成了其官方立場，不久，世界衛生組織也作出了類似建議。這立刻在科學界引發了軒然大波。科學家在對政府干涉科研發表感到不滿的同時，指出論文發表的實驗細節，遠遠不足以保證恐怖分子能成功複製病毒，但卻可以讓正常的科研工作，更好地分享這一研究的成果從而造福人類。最終，科學家一方取得了勝利。論文被原文發表。但這一激烈的爭論，也讓政府的科學資助部門和科學家彼此都調整了自己的立場和手段，讓合成生物學的研究更為規範。
這一案例是社會與科學互動的典型。我們會發現，不存在脫離社會的科學象牙塔。不論是國家生物安全科學顧問委員會，還是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委員會，其組成成員絕大多數也都是科學家，是他們而不是政治家首先意識到這一研究可能的後果並做出建議。但這些科學家以及倫理學家、專業的科技政策制定者和科研基金管理者，也都是科學賴以生存的社會的組成部分。
在微觀層面上如此，在宏觀方面上，社會組織也一直與科學發展保持著互動。例如，學者們對「風險社會」的擔憂，儘管有些最終沒有得到證據的支持，但這種探討仍然非常有意義，使得在社會層面上抑制科學的負面發展成為了共識，因而也才出現了在理論上具有批評意義的科技研究（科學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即屬於其中），以及科技倫理研究的大發展；而在實踐上，這些探討也讓遏制不當科學發展的社會管理機制甚至是司法手段不斷出現。在轉基因問題上，也正是因為對潛在「風險」的憂慮，轉基因產品才「生而有罪」，在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極其嚴格的生物安全評價、監測和管理的機制——其實這套機制的存在，並不是因為它天生風險大，而是因為它誕生在當代，研究者對可能的風險認識更加清晰，對待風險也更加負責。
如何避免科學和政治的串通？也許有人會說，如果出現了政治家與科學家串通一氣，則有可能會出現科學成果被邪惡力量利用的災難性後果。的確，美國歷史上就發生過「優生學」得勢的恥辱事件，有的州以「優生學」為依據，禁止生理缺陷者或者被「診斷」為暴力傾向者生育。納粹德國統治時代的種族滅絕，也伴隨著確保雅利安人純潔性的所謂優生學更大範圍的應用。
不錯，這種風險確實存在，這就需要對科學與社會發展的探討，始終不能迴避科學發展的民主參與這一點。但在認同民眾參與科學發展的合法性的同時也要承認，公眾呼聲並不能被賦予顛覆科學真理的權力，科學的真理更不能依靠民意來投票解決。需要由科學證據來回答的特定問題，如轉基因食品、垃圾焚燒、建核電站等是否安全，必須通過科學證據來回答。同時，堅持科學證據並非意味著科學或者說自然科學就解決了這些問題的全部。對這些議題的探討，同樣也涉及到社會管理、倫理價值等方面。
同時，學者的探討對於促進民主參與科學非常重要，但這些探討應該充分地基於事實。比如，一些學者質疑轉基因時認為「轉基因農業已經失敗」，但這一結論就不符合實際。實際上，世界轉基因的種植面積一直在擴大。人們聽到的對轉基因批評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印度，在短短6年時間內轉基因種植面積迅速超過了中國（中印兩國轉基因作物主要都是棉花）。假如轉基因真像傳言中那樣造成了那麼多農民的自殺（這一說法已經被多次闢謠），假如轉基因棉花不是受到了印度棉農的歡迎，在同樣以小農為主、政府也沒有權力強迫農民選擇種植品種的印度，轉基因農業不可能取得如此快速的發展。
但督促公眾接受科學結論，並不意味著科學家、科研機構或政府科研管理機構可以自行其是，可以認定公眾科學素質低下並因此拒絕對話。相反，科學家和科學界需要為自己從事的或支持的科學研究創造透明性，並有義務提供解釋、說明和證據。
在上述原則的基礎上，科學發展的民主參與，首先應該體現為對科學議題的恰當關切和對科學議程的合理設定。比如，在轉基因議題中，民眾呼聲所代表的民主性，體現為民眾對轉基因安全的合理擔憂。這就要求科學決策者必須把轉基因安全研究置於最為核心的地位。其次，確保科學發展的民主性也應該體現為關注、檢視和驗證公眾所提出的證據，不應因為這些證據在主流科學家視野之外而拒絕。最後，科學發展的民主參與也應該體現為民眾及其代表對科學組織和科學行為的監督，包括公民代表參與審批科研預算、衡量科學項目的民生收益、曝光科學不端行為等。
在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時代，民眾對科學發展的參與將變得更加容易，成本相對更低。而我們也有理由期待，低成本的表達，同時也能成為基於證據的、負責任的民主表達。
舊技術不是田園，純「自然」早已消失最後，許多對新技術表示擔憂的人，關注的其實並不是具體的風險，而是理論上的更高層面——自然的異化。
一個重要的例子是所謂「大自然被實驗室化」。始於1970年代末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從科學知識生產的各個方面，既表明了自然被實驗室化或理論化，也表明了科學知識的社會化建構這一特點，很多科學知識在生產過程中具有「高度的解釋上的靈活性」（英國社會學家H. M. Collins語），它們不再被認為是確定性的真理，而也可以被當成一種地方性知識。楊念群的《再造病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也可以說是這一學科思想與福柯「身體政治」等思想交織影響的產物[5]。
但實際上，自然總是以各種方式受到了人類活動的影響和異化，這並不是現代面臨的新境況。譬如，劉翔的出色成績依賴於塑膠跑道，假如讓他在山區和當地小夥子賽跑，他未必就一定能贏；可是山區本身也是一個被異化的自然，鄉親們的房屋、開闢的山路、馴化的家畜、田裡的莊稼，無一不是改造自然後的存在。而當人們去關心劉翔與山區年輕人賽跑，這場競賽也一定是被包括競賽規則、電視直播、媒體轟炸等給「現代性」過的一場比賽。未被異化的自然，只存在想像中。
而異化自然，向來就是農業的核心。農業始終是持續影響自然的人類活動過程，而傳統農業的迷戀者此時陷入的困境是，何為傳統？是雜交水稻，還是雜交水稻未出現之前，抑或是玉米、土豆都尚未傳人中國時代的耕作方式？ 人類農業史長達一萬多年，期間始終在發展變化，究竟哪一個時間點是我們應當嚮往的「傳統」呢？智人歷史二十萬年，人科歷史數百萬年，這段時間難道不是更加「傳統」嗎？
在實踐層面，批判異化自然或科學知識的社會性建構的說法，最直接的論據就是：這些知識，雖然看起來並不具有真理性，卻仍然在不斷取得成果，讓我們社會得以進步、人類生活得以改善。它們管用。如果說科學只是把大自然實驗室化，並不了解和解決真實自然的問題，那麼我們就無法解釋，何以這樣被異化了自然仍然在支持著科學的進步。在面對「原生態自然」這一問題時，我們不能因為崎嶇的山路代表了想像中的未被異化的自然，就剝奪了大山深處小夥子們追求在塑膠跑道上奔跑的權利；也不能因為對傳統農業的迷戀，就讓數以億計的人口去挨餓。（編輯：Ent）
參考文獻： 那爾金：《科學爭議：探究美國的公眾信任機制》，收錄於《科技研究指南（第一版）》，Sage出版社1995年版。 範敬群等，「爭議科學話題在社交媒體的傳播形態研究」，載《新聞與傳播研究》2013年第11期。 莫頓《規範性科學結構》，1942年，收錄於莫頓《科學社會學》，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72年。 Fisher et al. PNAS， 2013， www.pnas.org/cgi/doi/10.1073/pnas.1221834110。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New York: Vintage， 1990 [1976]）。 Robert L. Paarlberg， Food Politics: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賈鶴鵬、譚一泓主編：《爭議中的科學——促進熱點議題的社會融合》，北京：科學普及出版社2011年。題圖來源：www.worldiprevie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