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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到了保羅·格林格拉斯的粗獷的、現場直播的導演風格那簡直就是一種商標，它在《7月22日》這部電影當中得到了非常的有效的使用，這可以說是一種層次非常分明的恐怖襲擊，在2011年的那一天震撼了挪威。從多個角度講述這個故事，格林格拉斯的這部精簡、發人深省的電影，尋求並成功地突出了極端主義，同時在悲痛和混亂中找到人性和解決之道。
影片以全挪威演員為主角，以白人民族主義者安德斯·布雷維克的有條不紊的策劃和實施為開場白。布雷維克在奧斯陸政府轄區內引爆炸彈，然後划船前往一個國際青年領袖營地所在的島嶼，槍殺了69名無助的受害者。倖存下來的是維爾賈爾·漢森，儘管他多次被槍擊，使他經歷了試圖恢復的痛苦，儘管彈片仍然危險地滯留在他的大腦中。
這兩個故事構成了這部電影的核心支柱，格林格拉斯根據奧斯內·塞耶斯塔德的「我們中的一個」書寫並執導了這部電影，但還有另外兩個故事：辯護律師(喬恩·厄普蘭飾)，布萊維克要求他的家人受到死亡威脅；挪威首相延斯坦·斯託爾滕貝格，在這種容易引發下意識反應的事件發生後，他必須努力保持國家的個性和對開放的承諾。
「我知道總有一天我會需要一個律師，」布雷維克告訴律師，帶著一種令人心寒的平靜，對殺死這麼多「精英的孩子」表示滿意。導演了《93號聯隊》，這部關於9·11襲擊的電影，以及《菲利普斯船長》和《血色星期天》，格林格拉斯是一場以事實為基礎的災難的大師。這裡的挑戰是讓這部電影不僅僅是恐怖地再現那些事件，或者歌頌獨行俠。
這些問題仍有待商榷，但《7月22日》這種不起眼的做法支撐著各種情節，同時就如何處理此類事件進行了深思熟慮的討論，布雷維克的瘋狂辯護促使電影中的報紙標題上寫著：「瘋狂還是邪惡？」
最終，《7月22日》並沒有提供任何簡單的答案，儘管它確實找到了希望之光，傳遞了一個不那麼微妙的信息，即這些極端分子只有在我們讓他們獲勝的情況下才能獲勝。觀眾們可能會對布雷維克是精神錯亂還是單純的邪惡產生矛盾的看法，但嚴格地說，格林格拉斯對這個故事的建構方式，發人深省的想法遠遠超出了挪威的悲劇，顯然有一種瘋狂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