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京到北京，高鐵需要3個多小時，飛機需要約2小時。如果在明朝初期，只有15天時間，如何完成這段旅程？」
8月15日，馬伯庸來到上海書展，帶來了新作《兩京十五日》。
這並不是他第一次做客上海書展，但《長安十二時辰》的熱播，讓馬伯庸受到了空前的關注。雖然今年書展限流，但新書見面會現場，還是擋不住讀者撲面而來的熱情。
故事靈感來源於僅40字的史料
「從上一本書《顯微鏡下的大明》開始，我就一直在做相關資料的搜集，創作《兩京十五日》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讀者見面會
在馬伯庸最新出版的長篇歷史小說《兩京十五日》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大明洪熙元年，當朝太子朱瞻基寶船在南京秦淮河畔被炸沉，天子病危消息傳來，一場橫跨兩京的驚天巨變令太子踏上了瘋狂的極速之旅。
這本長篇歷史小說巨作分為上下兩部，全文近70萬字，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這一故事靈感，竟來源於《明史》中一段僅40字的真實記載：「夏四月，以南京地屢震，命往居守。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璽書召還。六月辛丑，還至良鄉，受遺詔，入宮發喪。」史書中的寥寥幾字，背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深意？
■馬伯庸分享創作體會
馬伯庸總能從浩瀚的史料中，發掘出大量不為人知的細節，巨細無遺地呈現在讀者的眼前。《明史》一句40字的記錄變成一部長篇小說，主要人物和史實多有據可查，馬伯庸讀史解史的功力堪比「文字考古」。
他說：「這40字中只提到了從南京到北京的前因和後果，但是整個過程沒有提及，我會關注這40字裡面的想像空間，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可以挖掘的劇情寶庫。」
小人物的命運寫起來最有意思
以明朝初期熱門話題遷都、漕運、靖難等為故事背景，用小人物的故事和小團隊的經歷串起了大明王朝的社會生態。《兩京十五日》描繪的是一個小捕快、一個女醫生、一個芝麻官和一個當朝太子的拯救之旅，一幅描繪明代大運河沿岸風情的鮮活畫卷。
■馬伯庸
談起新作，免不了會與之前的《長安十二時辰》相比較，對於兩者最大的不同，馬伯庸說道：「《長安十二時辰》關注的是同一個地點的時間變化，長安城的24個小時。《兩京十五日》關注的是空間上的延伸，他們從南京到北京，離開了金陵，一路北上，是一個空間的轉換。」
小人物的命運總是馬伯庸最關注的，也是他認為寫起來最有意思的。「當你放在小人物視角的時候，很多事情都可以說得很透，而且我覺得從大的方向上來說，中國歷史你要是不了解小人物、小細節的話，那麼談論大政策、大趨勢，往往就失之空泛。」
《兩京十五日》裡的捕快吳定緣，就是一個小人物，而他又是故事中最重要的主角之一。
■籤售現場
此外，新作《兩京十五日》由一個人的「拯救」，換成一群人，馬伯庸這樣總結：「獨角戲不如群戲好玩！」
由於《長安十二時辰》電視劇的熱播，讓《兩京十五日》又一次得到影視行業的青睞，據馬伯庸透露，目前已經授出影視版權。
·晨報記者對話馬伯庸
「如果爆款能夠被公式總結，
那影視圈早就被連環爆破了」
■馬伯庸在書展上談走紅
新聞晨報：去年《長安十二時辰》大火，那個時刻你分享到的最大紅利是什麼？這股風頭你覺得過去了沒？
馬伯庸：最大的紅利是，我對於選擇走作家這一條路的信心更足了，應該沒走錯。這股風頭應該已經過去了，如果還在持續，我反而會尷尬了，總不能一輩子躺在一部作品上面。
新聞晨報：從《長安十二時辰》，到新作《兩京十五日》出爐，其中間隔了多久？你是不是又回到了寫作的日常？
馬伯庸：大概三年吧。《長安十二時辰》出版之後，我就意識到，如果我馬上出一本書，銷量肯定會很好，但我怕這個火。就怕火過了，所以我主動給自己降了溫。我當時出了一個歷史普及類的書，非常冷門，叫《顯微鏡下的大明》，和前面的書完全不一樣，也沒有指望這書銷量有多好，想給自己冷卻一下。這個書，需要翻很多資料。說實話，這書都是一堆小事，沒有大事，也不是故事性的東西。所以就是給自己一個調節狀態。調節完之後，然後再開始新書《兩京十五日》的創作。
談出圈
新聞晨報：寫作至今，你有不少暢銷作品，《古董局中局》更是粉絲無數，但一直到《長安十二時辰》，一下子火出了圈。你覺得是什麼因素推動了出圈？
馬伯庸：我沒有特別去想過這事，我覺得寫作還是一件相對純粹一點，寫出讓自己滿意的好故事。《古董局中局》有我滿意的地方，也有不滿意的地方，那麼在《長安十二時辰》中，我會把不滿意的地方做調整，然後讓滿意的地方進一步升級。這就是一個進化的過程。至於是不是去總結《長安十二時辰》的火，爆點在哪？以後再利用起來，這個我沒有想太多外部的原因，覺得還是得從內容本身來講。
新聞晨報：《長安十二時辰》火了之後，你的心態有沒有改變？
馬伯庸：有，方方面面的人會找過來談合作，有一段時間應酬不暇，讓我變得有點社恐了。嚇得我趕緊寫了一部冷門的歷史普及降降溫。
新聞晨報：你在寫作時，會討好讀者嗎？還是只追隨自己，順從自己的內心？
馬伯庸：讀者是不可能被討好的，因為讀者在你這裡期待的是一種未知的愉悅。你只有超越讀者的經驗，才能讓他們喜歡你。你去討好讀者，說明你創作的一切都在讀者預期之內，這就是個悖論。所以從這個邏輯來說，寫作不是去迎合某一類讀者，而是你寫出你覺得好的東西，然後把喜歡的讀者聚攏過來。
新聞晨報：《長安十二時辰》火了之後，有人總結了這樣一個公式：歷史知識點+家國情懷+爽感包裝=爆款作品，你同意這樣的公式嗎？你認為，爆款有沒有公式？如果有，你心裡的公式是怎麼樣的？
馬伯庸：如果爆款能夠被公式總結，那影視圈早就被連環爆破了。事實上，所有爆款的公式，都是在爆款之後才發現，事後諸葛亮罷了。你如果迷信這東西，套著它去搞創作，再爆的概率會非常低。
新聞晨報：有沒有期待新作《兩京十五日》能像《長安十二時辰》那樣火呢？
馬伯庸：這個不是我能決定的，交給市場去檢驗吧。我就是把它認認真真去寫完，我的使命就完成了。
談寫作
新聞晨報：主持人曹可凡說，你寫作偏愛咖啡廳，公司辦公室、大學教室，似乎環境越嘈雜你靈感越迸發，怎麼會形成這樣一種寫作癖好？
馬伯庸：中學時代喜歡在課堂上偷偷寫小說，如果周圍很嘈雜，說明老師在熱情授課，我很安全。什麼時候感覺到周圍一片安靜，說明老師已經發現你開小差，正冷冷站在旁邊瞪著你，一場電閃雷鳴即將到來。所以嘈雜的環境，會帶給我安全感。
新聞晨報：寫歷史小說最大的難點是什麼？如何合理想像但又逼近歷史真實？
馬伯庸：最大的難點是在保證歷史不扭曲的前提下，寫出新花樣來。我的辦法是深入挖掘細節，細節寫得足夠生動，就會產生一種信服力。
新聞晨報：寫《兩京十五日》的過程，你有哪些新的考古發現？
馬伯庸：我不是考古學家，我只是從許多考古與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裡汲取養分，為我所用。寫作過程，其實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新聞晨報：在寫作中，你總能從浩瀚的史料中，發掘出大量不為人知的細節。這種文字考古工作的通常過程是怎樣進行的？
馬伯庸：很多人會覺得這是一個開腦洞的過程，我原來也以為這是一個開腦洞的過程，其實不是，後來我發現，這是屬於大量閱讀之後必然會產生的火花，你要產生靈感，你要從這些史料的細枝末節中找到有用的內容，你必須做大量的閱讀和大量的積累，有這種積累的土壤之後，這個土壤才能生長出靈感，才能生長出腦洞。所以，與其絞盡腦汁去想怎樣去挖掘靈感，倒不如沉下心來踏踏實實去看書，書看多了，自然就會想出來了。
新聞晨報：你的腦海裡是否有一個知識寶庫？
馬伯庸：應該是有一個索引庫。我會把雜七雜八的知識，記錄一些關鍵詞，需要挖掘時，再去搜索。平時我也記不住，需要我去找哪方面，我會迅速找到方向。
談美食
新聞晨報：這次你作為作家代表，參加了上海書展作家餐桌計劃，你會如何與讀者分享你的美食感受？
馬伯庸：我一直在跟讀者分享。不管是線上社交媒體還是線下讀者見面會，我一直在跟他們分享美食。因為我覺得，美食是一種共同記憶。我跟你可能完全不認識，我們的人生經歷完全不同，但是我們對美食的感覺肯定是一樣的。看到好吃的，烤串兒、辣條、軟兜，看到這些好吃的東西，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記憶。而且這些記憶都可以分享。
新聞晨報：看到之前有採訪說，你每到一地，不僅愛當地的博物館，也愛去吃當地美食。生活中，你是一枚吃貨麼？在上海有沒有你獨家的美食地圖？
馬伯庸： 美食是生活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也是人生質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上海我來的比較頻繁，有幾家老字號是每次必去的。
新聞晨報：愛美食的你，據說最近還愛上了健身？
馬伯庸：反正機緣巧合，正好趕上那個機會，就練了。發現還挺舒服的。而且有一點成果後，動力就更足了。練的越多，效果越好，進入一種正循環。而且對作家來說，寫長篇很消耗體力。如果你沒有足夠的狀態，很難去把它完成。
談「上海十二時辰」
新聞晨報：這是你第幾次參加上海書展，對上海書展怎麼評價？
馬伯庸：應該參加過很多次。每次來，都會讓我有一種安全感。看到有這麼多人還在看書，我就覺得寫書還是個有意義的事兒。
新聞晨報：之前你是在上海念的大學，你對上海有著怎樣的印象？
馬伯庸：我在上海讀的大學，後來來上海的次數也比較多。對於上海這座城市，原來我對它有一種偏見。覺得上海是一個市井氣息比較濃厚，商業氣息濃厚的城市，後來慢慢發現，其實上海的人文內核非常豐富，它是一種東西方結合的感覺，既能夠有東方的韻味，同時也有西方的一種契約精神。所以我對上海感覺挺好。
新聞晨報：上海這座城市帶給你怎樣的改變？
馬伯庸：改變的主要是口味方面。原來我吃不太習慣。因為上海菜，一個是量小，一個是偏甜，對我來說，可能偏淡。後來接觸多了，濃油赤醬我也見過。上海菜量雖然小，但特別精緻。春天吃醃篤鮮，八月吃大閘蟹。
新聞晨報：說一說馬伯庸的「上海十二時辰」？比如你在上海的一天，會怎樣安排？
馬伯庸：我在上海的一天，就是逛博物館，去一些冷門的地方。比如說，在老上海站，有一個火車博物館，那個地方不太有人去，但那裡有中國近代鐵路相關的重要資料，以及一些我們完全不知道的鐵路路標，當時用的信號器等等，那些小細節的東西，我覺得很有意思。
新聞晨報：在上海你最愛去的書店是哪裡？
馬伯庸：我在上海讀大學那幾年，去得最多的是上海書城，那時它剛剛開張，我記得那時每逢周六周日，我就坐公交車，或者借一個自行車，從魯迅公園，騎到福州路，到上海書城逛一天，中午隨便吃點飯，然後下午再逛。那時上海書城也算是我心目中的聖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