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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百年徵程波瀾壯闊，百年初心歷久彌堅。從上海石庫門到嘉興南湖，一艘小小紅船承載著人民的重託、民族的希望，越過急流險灘，穿過驚濤駭浪，成為領航中國行穩致遠的巍巍巨輪。」習近平總書記在二〇二一年新年賀詞中指出。
初心百年，廣東見證。南粵大地，是中國近現代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開放的發生地，在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從春園到春天的故事，寫就無數百年榮光的廣東時刻。
而談到廣東黨史和革命史研究，黎顯衡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他是廣東黨史和革命史研究知名老專家，親歷了廣東黨史和革命史研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當時光邁入百年榮光的紀念時刻，《南方》雜誌《理論學人》欄目推出特別篇，與您一起在紅色文博人的故事中感受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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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雜誌全媒體記者丨劉豔輝 黃曦
黎顯衡，1935年2月出生，廣東廣州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原館長。1960年畢業於華南師範學院（現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先後在廣東師範學院歷史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和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工作，曾兼任廣州秦漢造船遺址發掘和博物館籌建辦公室主任。曾任《廣州大百科》《廣州市文物志》編委，參加編輯出版《廣州起義》《中共三大》《國民黨一大》等近百萬字史料，發表《蕭楚女》《張太雷》（合著）和《陳延年》（合著）等著作。1995年獲全國文化先進工作者稱號，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滿頭白髮，一身布衣，手拎紙袋……今年85歲的黎顯衡仍奔波於文博一線。
看似尋常的紙袋裡，裝的是一份份發黃變脆的文獻資料。從事文博工作半個多世紀，黎顯衡曾主持中共三大會址調查、黃埔軍校校本部重建等工作，編輯出版百萬字史料和著作，屢獲殊榮。農講所、南越國宮署遺址、北京路步行街「千年古道」、黃埔軍校同學會舊址……許多廣東人耳熟能詳的文物古蹟背後，都有他的身影。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革命博物館、紀念館、黨史館、烈士陵園等是黨和國家紅色基因庫。為了讓陳列在南粵大地上的文物活起來，使紅色基因薪火相傳，這位「老文博」深藏功與名，一生忙碌，初心未改。透過他的講述，一段段歷史記憶便鮮活起來。
走街串巷，調查中共三大會址
1971年，經廣州市革命委員會批准，一個以黎顯衡為組長的五人調查小組成立。特殊的年代裡，他們千方百計展開對中共三大會址的調查。
「據史料記載，中共三大在東山召開，但沒寫具體在什麼地方，這一直是個謎團。」黎顯衡當年用過的筆記本和形成的調查報告，至今完整保留。
1923年，中共三大在廣州秘密召開。這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在廣東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對廣東來說，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
然而48年過去了，東山已從昔日的遍地荷池蕉林，變得人來人往、商鋪林立，揭開會址之謎絕非易事。
調查小組首先走訪了15位革命老人和19位老東山區居民，基本弄清1923年廣州黨組織活動地點和恤孤院路等地的歷史地理環境，順利邁出第一步。
多方努力之下，調查小組爭取到幾位在世的中共三大代表協助，對會址的確定起到了關鍵作用。1972年10月，經國務院辦公廳批准，中共三大代表、時任國務院參事徐梅坤飛抵廣州參與調查。黎顯衡陪徐老走遍新河浦、瓦窯街、恤孤院路、培正路等街巷，並與當地老居民多次座談，終於找到記憶中的春園、逵園、簡園。憑著這些地理坐標，結合地圖檔案和附近居民說法，三大會址漸漸浮出水面。
隨後，黎顯衡與同事多次到武漢、北京，訪問中共三大代表羅章龍、劉仁靜，為會址認定提供了有力佐證。
黎顯衡還透露了調查中的一個小插曲。會址原是一棟兩層小樓，中共三大究竟是在樓上開的還是樓下開的？兩位代表說法不一：徐梅坤說是樓下，羅章龍說在樓上。為此，調查人員前前後後五訪羅章龍，最終得出一致結論。
其間，經周恩來總理等中央領導人批准，調查小組在中央檔案館複印中共三大文件12份共64頁，這些當年尚未公開的絕密檔案為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調查結束後，黎顯衡繼續圍繞「中央局誰任秘書」「中共中央機關遷穗」等問題進行研究，發表《中共「三大」若干問題的探討》等文章，引發學界熱議。
近50年過去，如今恤孤院路上這處綠樹濃蔭中的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已成為南粵黨員群眾最「心水」的紅色打卡地。僅2019年一年，參觀人次就達到了52萬。
一磚一瓦，重建黃埔軍校校本部
黎顯衡半個多世紀的文博生涯中，能與中共三大會址調查相提並論的「大件事」，還有黃埔軍校校本部重建。
黃埔軍校舊址位於廣州市黃埔區長洲島，校本部在1938年日軍轟炸中被夷為平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海內外交流的日益頻繁，黃埔軍校舊址備受關注，重建問題被提上日程。
1996年6月16日，廣州舉行黃埔軍校校本部重建項目奠基儀式。按照要求，當年11月12日，孫中山先生誕辰130周年紀念日前必須竣工。1.06萬平方米的建築面積，留給重建工作的時間只有100天。
「中央要求按照『原位、原尺度、原面貌』進行重建。」黎顯衡帶領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負責提供考古資料、歷史資料和籌辦室內復原陳列等工作。他們不僅跑遍了長洲島的山山水水，還曾到位於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查閱資料。
100天，既要進行考古調查、復原設計，還要報建、施工，工期緊、任務重。重建工程特事特辦，邊設計、邊認定、邊施工，24小時連軸轉。
正當建設加班加點推進時，設計卻出現問題。「過去是木板樓，改成鋼筋混凝土後，建築高度和空間都發生了變化。」黎顯衡回憶道，當時是晚上6點鐘，他沒顧上吃飯就立馬進了工地，等處理妥當已近半夜11點了，肚子還空空如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博物館後來發現部分地基的承載力存在問題，黎顯衡第一時間請來土木工程及建築結構建築材料方面的專家到施工現場「會診」，通過加強上部結構的鋼筋、改用輕質磚等方案，及時消除安全隱患。
重建工程規模大，需要磚砂石等建築材料多。為節約經費，年逾六旬的黎顯衡先後到番禺、南沙、四會、高要等地考察，不辭勞苦，終於物色到合格產品。
1996年11月12日凌晨1點多，油漆施工仍未完成。幾小時後紀念活動即將開始，領導和外賓都將到場，是繼續搶工還是暫停？「安全第一！」黎顯衡果斷下令全部停工，讓所有工作人員退場，由保衛人員進行安檢，確保紀念活動平穩進行。
當天，國家及省市相關領導，黃埔同學會校友和港澳臺人士300多人出席孫中山先生誕辰130周年暨黃埔軍校校本部重建竣工典禮，軍校昔日風採重現世人面前。
1965年5月，黎顯衡（左一）與彭湃之母周鳳（右三）合影
不怠不忘，畢生心系革命文物
1956年，正讀高中的黎顯衡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
這一年，也是新中國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年份。毛主席發出「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鼓勵年輕人讀大學。
黎顯衡積極響應，當年就考進華南師範學院歷史系。1960年畢業後，分配到廣東師範學院歷史系擔任助教。暑假期間，他經常帶學生到廣寧、高要等老區做農民運動調查，沒有公共運輸，他們就背著蚊帳、水桶、草蓆，徒步幾十公裡，晚上就在小學教室的課桌上湊合一宿。
1964年，廣東高等院校進行調整，黎顯衡被安排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紀念館，自此在文博系統工作到退休。「從畢業到退休，就是做了這一件事，搞革命文物。」半個多世紀來，身邊很多人陸陸續續出國「吃牛扒」，黎顯衡依然在原地，與文物相伴，和歷史為伍。
他以文博工作實踐為主線，幹到哪裡，就研究到哪裡，曾參加編輯出版《廣州起義》《中共三大》《國民黨「一大」》等近百萬字史料，發表《蕭楚女》《陳延年》（合著）和《張太雷》（合著）等多部著作。為方便《南方》雜誌記者查閱，黎顯衡按照作品名稱、出版單位等細細列出表格，列印出來竟有11頁之多！
1975年3月，黎顯衡等在仁化雙峰寨調查。
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文物普查共進行三次，黎顯衡兩次參與其中。對廣東尤其是廣州的很多文物遺蹟，他如數家珍，箇中歷史掌故都能侃侃而談，堪稱 「活詞典」。2002年，因為他的爆料，北京路步行街「千年古道」才得以重見天日。
作為一名「老文博」，黎顯衡不僅曾訪問聶榮臻、鄧穎超等老一輩革命家，還與周總理有過一面之緣。1971年11月，周總理陪同越南黨政代表團瞻仰胡志明在廣州舉辦的越南青年政治訓練班舊址。黎顯衡是工作人員之一，言談之間周總理曾兩次問他中共廣東區委舊址在附近什麼地方等問題，黎顯衡一一作出回應。每每回憶，黎顯衡十分感慨：「總理非常謙遜，對廣州的文物工作十分關心。」
不偏不倚，還歷史以本來面貌
文物是歷史的見證。尊重歷史，還歷史以本來面貌，是黎顯衡一生的追求。
1971年，黎顯衡被調到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後，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籌備恢復三元裡古廟內的抗英鬥爭展覽。此前，有關三元裡「平英團」組織群眾抗英鬥爭的事跡流傳廣泛。黎顯衡在調查研究中發現，三元裡群眾中沒人能說出這個組織的起源和活動。黎顯衡向中山大學陳錫祺等著名近代史專家請教，陳錫祺回復認為，「平英團」這個名詞是後人強加於古人的。
「平英團」的名字究竟從何而來？黎顯衡多方查證，原來「平英團」一詞最早出自日本相關文獻，後來才被翻譯成中文。黎顯衡以此得出結論：三元裡抗英鬥爭是一場群眾自發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沒有組織成建制的「平英團」。
與此同時，黎顯衡圍繞「韋紹光是不是三元裡抗英鬥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等問題進行論證，為正確認識和評價三元裡抗英鬥爭提供了重要支撐。
在黨史研究中，黎顯衡堅持「有多少材料說多少話」，即使遇到敏感問題，也不迴避不掩飾。
上世紀80年代，黎顯衡和同事整理廣州起義史料，其中關於廣州起義若干個問題的考證，被認為過於敏感，有出版社不敢出版。「有個老同志提出要修改，不改的話，就不能出。」黎顯衡拒絕修改，經歷一番周折後，研究成果才得以面世。
對於有爭議的學術話題，黎顯衡始終堅持兩「不」：不熟悉不寫，不準確不寫。如關於秦漢造船遺址的定性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形成了「船臺說」和「宮殿說」兩派截然不同的觀點。有人問黎顯衡，他未置可否：待將來考古全面揭開，自然會有正確的結論。
黎顯衡治學之「老派」與嚴謹，從他與徐梅坤的交往可見一斑。調查中共三大會址時，黎顯衡拿出一份坊間流傳未具署名的《訪問徐梅坤記錄》給徐梅坤過目，徐梅坤看完後面色凝重：「『中共三大』是重大歷史事件，此材料未經本人核對，錯漏百出，貽誤後人。」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黎顯衡當面將材料付之一炬。
就連看到當下一些「抗戰神劇」，黎顯衡也不忘「老本行」。有一次劇情實在看不下去，他便親自把相關歷史材料寄給了負責審片的專家。
有喜有憂，為子孫後代謀
黎顯衡從不以文物守護者自居，卻時時處處把文物放在心上。
南越國宮署遺址被譽為廣州考古重大發現之一。1995年，兼任廣州秦漢造船遺址發掘和博物館籌建辦公室主任的黎顯衡，因為南越國宮署遺址發掘問題，在工地上與建設方講理，卻險些被打。「當時挖出了『萬歲』瓦當等珍貴文物，我們要求他們停止施工，他們不停。」黎顯衡說。
廣東是中國近現代民主革命策源地，也是革命文物延續年代最長、序列最完整、種類最齊全的省份之一。這意味著，革命文物的保護任務更重，難度更大。
「文物保護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是為了子孫後代。」黎顯衡鍥而不捨地為文物保護髮聲、奔走，退而不休。
2010年，廣州市某文保單位搖身一變成了酒吧，地基被挖，結構被改變，歷史面貌遭到嚴重破壞。「這是目前為止廣州發現的最嚴重的破壞文物建築事件！」黎顯衡通過媒體對此公開譴責，引發輿論廣泛關注。那段時間，老伴一直為他擔心。
以黎顯衡為組長的專家組，對現場進行勘查，與建設方當面擺事實、講道理。隨後召開的新聞發布會，黎顯衡代表專家組向社會公布文物建築被損壞的情況。
「這些寶貴文物不能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損失。」黎顯衡始終嚴守底線——發展和利用必須以保護為前提。
最近，某區邀請黎顯衡去就文物保護工作提意見，黎顯衡如實提出後，對方並未改動。一次會議上，黎顯衡開門見山：「我就當著市長的面，再講一次。」
時光邁入2021年，建黨100周年的榮光時刻即將到來，廣東各地紛紛開展百年黨史文物、文獻、檔案、史料調查徵集等活動，85歲的黎顯衡更加忙碌起來。
在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南粵大地上，正是黎顯衡這樣腳踏實地的文博人，才使得紅色文化走得更遠、傳得更廣。
為者常成，行者常至。他一生守護寶藏、研究寶藏，最終成為「寶藏」。
對話黎顯衡
黨史工作者要堅守初心使命
談到廣東黨史和革命史研究，黎顯衡是一個繞不開的名字。他是廣東黨史和革命史研究知名老專家，親歷了廣東黨史和革命史研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
關於歷史研究，他充滿真知灼見。對於廣東黨史，他滿懷展望和期待。和黎老對話，仿佛是在挖掘廣東黨史研究的「寶藏」。
一手材料是歷史研究的生命
《南方》雜誌：您的很多研究都填補了歷史空白，您是怎麼挖掘到這些重要史料的？
黎顯衡：歷史研究尤其是黨史研究，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向群眾學習。我掌握的材料，很多都是從群眾那裡得來的。比如1964年我到農講所工作後，就開始對當年的學員一人一檔地建檔立案。當時沒有什麼檔案材料，我們就到全省各地農村搞調查、搞徵集。還有黃埔軍校裡面有個東徵軍史料展，都是我們下去，把群眾撿到的信件、行軍水壺等一件一件爭取回來的。
還有，我們挖掘史材始終要抱有緊迫感。比如大元帥府，我們就找到孫中山當年的幾個衛士，讓他們畫內部結構，聽他們介紹情況，做了一些錄音。等到開始搞大元帥府保護建設時，這些人都走了，幸好我們留了錄音、留了手稿。現在有很多東西，你不抓緊去調查，以後很重要的材料都沒了。
《南方》雜誌：您採訪過許多黨史重要人物，您對人物訪談有哪些心得體會？
黎顯衡：一是重視細節。1977年我們帶著一份聶榮臻元帥回憶廣州起義的稿子到北京找聶帥。裡面說周總理離開後，由聶榮臻任廣東區委軍委書記。聶帥很明確地告訴我們，不能叫軍委書記，就是講軍委負責人，當時沒有正式任命書記。
要充分尊重對方意願。當年徐老形容那份由其他人整理的訪談稿是「錯漏百出，貽誤後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當場點火把材料燒掉，徐老這才高興起來。我做過的所有人物訪談，都要請本人審定籤名，最大程度確保準確，經得起歷史檢驗。
二是要注意，同一個人對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的回憶，也會不斷發生變化。在調查研究中，我們還必須收集多重證據，站在客觀的立場去還原歷史真相。
《南方》雜誌：在研究歷史過程中，您認為要著重注意哪些問題？
黎顯衡：一是要有第一手材料。現在網絡發達，但沒有一手材料，抄來抄去很容易出問題。二是觀點要新。寫文章要麼觀點新，要麼材料新。材料不新，觀點不新，文章質量就比較差。現在很多文章是快，一下就寫出來了，但基本上都不很紮實。
還有一條，要善於抓住矛盾。比如「平英團」，有沒有這個組織？經過一番調查請教，才弄清楚「平英團」源於鴉片戰爭後幾十年，日本人寫的一本書《英人強賣鴉片記》，由康有為的學生翻譯為中文。我再翻閱中國和英國當時所有文件，確實沒有出現過「平英團」這個提法，於是我就寫文章把這個問題糾正過來。
黨史工作者要堅守初心使命
《南方》雜誌：黨史研究既是嚴謹的學術問題，又是嚴肅的政治問題，您是怎麼理解的？
黎顯衡：作為研究，還是要根據事實，有多少材料說多少話。當年我們搞了一套廣州起義史料，書後附有關於廣州起義的8個問題考證。前面6個都是我寫的，其中最重要一條是1927年12月11日凌晨葉劍英有沒有參與起義誓師。很多書都說葉帥參與了，但我根據葉挺等人的回憶考證葉帥沒有參加誓師。有位老同志堅決不同意，說不寫這個書就不能出。但書最後還是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共黨史出版社分別出了兩版。後來軍事科學院寫葉劍英的傳記，作者來請教，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他，他也把那個說法去掉了。
黨史是比較嚴肅的。一方面很多檔案還沒解密；另一方面涉及宣傳紀律，尤其是涉及對外宣傳時，我們一定要更加謹慎。
《南方》雜誌：從事文博工作半個多世紀，是什麼支撐您不斷堅持？
黎顯衡：還是黨的教育，要堅守一顆初心，搞研究做工作，都是為黨工作。
組織派我到農講所後，有一段時間我不適應。我說我搞教學搞了8年，還是想回學校教書。但組織說你是這裡唯一的大學生，不能走。你是黨員，還得服從組織不是？我就留了下來，留下來以後慢慢就有興趣了。
到後來，我當了館長，組織又讓我去兼任秦漢造船遺址和南越國宮署博物館籌建辦主任。根據工作需要，我馬上買了幾本中國古代造船史的書學習。
退休後，大家還經常找我鑑定文物。我從公職上是退了，但我永遠都是黨員，黨的工作永遠還得要做。當然自己能力有限，但是有多少能力做多少工作。
《南方》雜誌：現在研究條件和過去大不一樣，對後輩學人您有什麼話要說？
黎顯衡：我在廣東師範學院時，到肇慶搞農民運動調查，要先坐船，然後背著水桶、蚊帳、草蓆徒步24公裡，資料都是用紙一張一張記。今天上網一粘貼就來了，這個確實為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但現在年輕人很少有下去搞調查的，很少深入基層，訪問群眾。年輕人做研究，網站的東西要看，但還要多下去搞調查，很多有價值的東西都在人的腦袋裡面，非得你去挖出來不可。
《南方》雜誌：如何評價廣東在黨史和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
黎顯衡：廣東是中國近現代民主革命策源地，在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國共產黨在國內成立的六個早期組織，廣東佔一個。陳獨秀等在廣州創立黨組織是極其重要的歷史事件。另一個就是大革命時期，廣州成為全國革命中心。這個時期發生在廣州的各種事件，不單是影響本地，而且影響全國革命形勢。
《南方》雜誌：2021年是建黨100周年，您對廣東黨史研究有哪些期待？
黎顯衡：還是要把具有全國意義的歷史事件講透、講好。
一個是講好廣東黨組織成立的故事。要用好位於廣州市第十中學的廣東省立宣講員養成所舊址。這是我們廣東黨組織成立的緣起，廣東團組織最早也在這裡辦公。當年，我在廣東師院時的同事賀正寰在河源檔案館查閱一份他父親留下的養成所同學錄，詳細記載了學員的資料及課程等，這是一份很重要的歷史材料。這個題目我感覺還可以繼續深化研究，我們要抓住這個大事，搞出成果的話影響力就很大。
另一個是講好廣東區委對革命的重要影響。廣東區委，也叫兩廣區委，當時全國有六個大區，廣東是最大的一個區，黨員人數最多，影響範圍不僅是廣東、廣西，還有福建南部、香港等等。周恩來當過廣東區委委員長，很多省的黨組織當時都受這個區委管轄。它還有兩個第一：第一個建立軍事委員會，第一個建立監察委員會。這個研究出來，影響會非常大。
本文責編丨殷立飛
欄目統籌丨李焱鑫 林若川
統籌丨蔣玉 劉樹強
編輯丨李卓華 莫群
校對丨華成民
來源丨《南方》雜誌2020年第25期（理論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