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1日，由美國戰爭部印發的一份標註為「秘密」的重要文件——《美軍飛行員華北地區避難須知》，詳細介紹了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基本情況:「共產黨軍隊的士氣高昂。他們知道為誰而戰，同時他們也清楚敵人是野蠻成性的日本軍隊。他們軍紀嚴明，他們令出必行。長官與普通士兵友好無間。」
「為誰而戰」四個字，很讓人感慨，筆者不由想起歷史上另外四個字——為誰守城。
揚州城外的一句質問
公元1276年春，揚州，苦守孤城的南宋大將李庭芝卓立城頭，看著城外幾個人慢慢靠近。遠處，是密密麻麻的元軍帳篷和圍城的工事。
來人停下，大聲宣讀了太皇太后的手詔，手詔是這麼寫的:「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城?」意思是，我本人和皇上都投降元朝了，你還為誰守城呢?趕緊投降吧。就在不久前，元軍兵臨南宋首都臨安，南宋朝廷求和不成，太皇太后謝道清抱著五歲的小皇帝宋恭帝出城，奉上國璽和降表向元軍投降，各種圖籍、戶冊、祭器、儀仗等，均落入元軍之手。南宋事實上已經滅亡。
「卿尚為誰守城?」——揚州城外的這一句質問，註定成為自秦一統之後中國封建史上極富隱喻也極其震撼的一個關鍵問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何況叫你投降?趙家的天下已經易主，罷了，罷了，你不必再為趙氏皇族守城了，投降吧。
但李庭芝抗旨了，他一聲不吭，只做了個手勢，弩機一響，宣讀手詔的使者被利箭射中，倒地身亡，其他人趕緊逃回陣中。一陣人喊馬嘶，氣急敗壞的元軍，又開始了新的一輪攻城。
是啊，這天下是趙家皇帝的，趙家皇帝自己都不要了，你李庭芝還這麼一意孤行,拼死維護，何苦來哉?
皇權之下，天下不是天下人的，只是皇帝一家的，所以才有慈禧太后的名言「寧贈友邦,不予家奴」。這大好河山,統統是我愛新覺羅一家的，我想給誰就給誰，「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難怪嚴復說得深刻:「中國自秦以來，無所謂天下也，無所謂國也，皆家而已，一姓之興則億兆為之臣妾，其興也，此一家之興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憲法、國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則一切與之俱亡。顧其所利害者，亦利害於一家而已，未嘗為天下計也。」
皇帝不為國家負責，只為自己的家族負責，大臣也不用為國家負責，只要為皇帝一家子負責即可。現在皇帝一家子都做了俘虜，李庭芝還硬挺著做什麼呢?
歷史沒有讓李庭芝說出他的心聲。後來他令部下朱煥守揚州，自己馳援泰州。他一走，朱煥就投降了，泰州守將也獻城投降，李庭芝投池自殺，水淺不死，與自己的戰友姜才一起被俘，又被押至揚州。
元軍將領阿術責李庭芝不降，姜才憤罵不已，大呼:「不降者,是我!」阿術倒欽敬他倆的才勇，不忍下手，這時朱煥挑唆道:「揚州積骸滿野，皆他們所為，不殺何待!」阿術遂將李庭芝和姜才處死。
漢奸為什麼那麼多
今人看來，朱煥之流無疑屬於漢奸一類。巧合的是，人們考證「漢奸」二字由來，有一說是始於南宋滅亡之後:至崖山一戰，宋軍徹底失敗，陸秀夫抱幼帝投海，歷時三百二十年的宋朝最後滅亡。崖山戰事結束後，率元軍徵戰的漢人張弘範自鳴得意，派人在釐山北面的石壁上，刻下了「鎮國大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十二個字。而漢族子民每見此石，卻情不自禁地默誦「大宋左丞相陸秀夫殉難於此」。沒過多久，石壁上出現了一首詩:「滄海有幸留忠骨，頑石無辜記漢奸。功罪昔年曾倒置，是非終究在人間。」
近代以來，每逢國難，有慷慨赴死者，也有賣身求榮者，尤其是抗戰期間，漢奸數量之多，令人咋舌。據統計，整個八年抗戰，協助日軍作戰的偽軍人數高達210萬，超過侵華日軍數量，使中國成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偽軍數量超過侵略軍的國家。而在此之前1931年「九一八」之後的局部抗戰中，漢奸也多如過河之鯽，難怪楊靖宇殉國前，一邊開槍一邊怒罵:怎麼到處都是漢奸!事實上，楊靖宇之犧牲，就是漢奸出賣造成的。
漢奸為什麼這麼多?這是一個沉重的話題，或許，長期皇權壓制之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無論讀書人還是文盲，心目中只有一家一姓的意識，缺乏國家、民族的整體觀念。正如魯迅所言:中國人看到日軍殺中國人，他們只是圍著看熱鬧，認為與己無關。
與漢奸相比，群氓的數量更多。他們是無處不在的看客，嘻嘻笑著，同時精明地尋找能讓自己獲益的機會。
1840年鴉片戰爭，既有中國百姓自發的英勇抗英鬥爭，但同樣也有一些地方民眾給英軍當後勤運輸食物。在廣東甚至有商人販賣補給品給英軍軍艦，英國人稱之為:「世界上最勇敢的商人，敢於在雙方交戰期間在前線販賣商品」。
一直到了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京城群氓，仍然興致勃勃地當看客，還有一些青壯年，在洋人們攀牆圍攻皇宮時，他們幫著架梯、扶梯。在留存下來的照片中，這些幫助洋人進攻紫禁城的中國人，表情輕鬆得很，甚至有些愉悅——因為能賺錢了。
他們又怎麼會把江山社稷的得失，跟自己聯繫在一起呢?那些都是愛新覺羅一家的，只有銀錢，才是自己的。既然滿清貴族只把這些人統統看成奴才,又怎麼能奢求這些草根有國家意識、民族大義？
國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國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清軍水師與英軍軍艦激戰，老百姓在岸上圍觀，當清軍船隻被擊沉時，觀眾們居然歡聲雷動。英軍統帥巴夏禮在他的日記中記下了這一幕，他當時問買辦這是怎麼回事，買辦給了經典的回答:國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國。
1648年，歐洲各國達成《威斯特伐裡亞公約》，後人認為，這是民族國家成型的開始。從公約裡可以看到，曾經一統天下的神權世界已經無可避免趨於瓦解，民族國家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國家之上不再有任何權威，這確立了國家主權至上的國際基本原則。
與此同時，在東方的中國，正處於明末清初的屍山血海之中。這一年，偏處一隅的南明小朝廷還在激烈地黨爭，而北京皇城裡的滿清順治帝下詔旨說:滿族貴族自開國以來，屢世出徵，著有勞績；命各部將他們分別升敘，實授官員，一概給與世襲誥命。這個規定，使滿族貴族不僅本人獲得了特權地位，而且可以傳給子孫後代，並使這種特權地位永遠繼續下去。
當國家成為滿清貴族統治階層的私產，與老百姓又有何幹?滿清貴族，又怎麼可能與草根百姓，結成命運共同體?
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慈禧與光緒慌忙出逃，而東南諸省紛紛表態「自保」。皇城慘遭洗劫，同治皇后的父親、戶部尚書崇綺在城破前一天逃至保定，「其家屬盡為聯軍所拘，驅至天壇，數十人輪姦之」。其妻瓜爾佳氏不堪受辱，歸來後率領全家同日自斃。躲在保定蓮池書院的崇綺聽聞噩耗，也服毒自殺。
作為看客的京城百姓，並沒有逃脫噩運。針對平民的屠殺四處發生。
事實上，每逢戰亂，無人能夠置身事外，權貴者或許利用其資源尚有一些逃生機會，平民百姓就只能聽天由命了。
全民族何時覺醒
北宋末年，是同樣的場景:金兵圍城，汴京亂作一團，守城部隊鬥志低落，徽宗、欽宗病急亂投醫，居然靠神棍郭京的「六甲神兵」來保護京城。結果可想而知。徽宗、欽宗也因此成為史上結局最悲慘的皇帝，受盡屈辱，死在遙遠的北方，他們的貴妃公主，金枝玉葉，淪為軍妓，只愛丹青不愛江山的徽宗結局尤其悲慘，死後還被金兵焚屍熬油。
徽宗、欽宗畢竟是皇帝，溫飽無虞，苟延殘喘數十年，而那些一起被擄往北方的十餘萬宋朝子民，命如草芥，凍餓而死，不計其數。一路上金兵「殺人如刈麻，臭聞數百裡」，而曾經有「清明上河圖」之繁華著稱的汴京，浩劫後形同廢墟，老百姓餓死者日以萬計，連一隻老鼠都可以賣到十幾文錢，人吃人的慘劇時有發生……靖康之恥，痛入心肺，並不僅僅只是趙氏皇族之痛。
可以設想，當李庭芝面對「卿尚為誰守城」的質問時，他也許想起了150年前靖康之恥，不僅僅只是一家一姓之恥。但李庭芝這樣的人，在中國古代，太少太少。
近代以來，仁人志士一直在探索如何在國民中形成「國家意識」。但是皇權之下，這是不可能的；皇帝退位了，軍閥卻混亂不休，也同樣不可能。民國著名史學家蔣廷黻在其著作《中國近代史》中寫道:「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蔣廷黻是在抗戰期間思考這一問題的。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在其新作《全民抗戰是百年沉淪中的民族覺醒》中這麼評價:「1937年的全民抗戰，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覺醒。日本侵略者佔中國的地，殺中國的人，屠中國的城，對準整個中華民族而來，使這個民族第一次沒有階級之分、沒有地域之隔、沒有統治與被統治之嫌，『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結成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榮辱共同體，築起國家與民族新的血肉長城。」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抗戰勝利的偉大之一，就在於此。
壓題圖片：《倫敦畫報》刊登的一群廣東苦力的素描群像。
（《新華每日電訊》5.22 關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