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信任危機從未像今天這樣,讓每個中國人感同身受。因為信任危機,無時無刻不在侵蝕著人們的安全感、幸福感。可是,我們為什麼不能彼此信任?
信任是相信並敢於託付。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社會的轉型對信任重建提出了新的要求。何以舒緩失信帶來的社會集體焦慮?什麼才是我們共同熱盼的社會信任?
如果人人都秉承良知和正氣做事,也許信任會更多一些?
9月1日,來自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一項調查顯示,在「最信賴的人」排行中,父母是我們「最信賴的人」。而在近三年「最信賴的人」排行中,父母一直高居榜首,前兩年,緊隨其後的是「兄弟姐妹」,而今年,「配偶」由前兩年的第三位上升至第二位。
現在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優越,但是人與人之間的人情味卻越來越淡。信任危機正在一步步侵蝕著社會的健康肌體,在越來越多元化的社會中,我們能夠相信誰?
調查:四成受訪者信任的人不超過三位
今年對人際信任範圍的調查中發現,有1~3個可信任的人,在受訪者中佔比最大,為41.1%;有4~6個可信任的人在受訪者中佔比31.6%;選擇6個及以上的佔比21.0%。
而在前年,卻是身邊有4~6位可信任的人在受訪者中佔多數;去年,有1~3個可信任的人在受訪者中佔比38.3%,選擇6個及以上的佔比31.4%。
為何在近三年「最信賴的人」排行中,父母一直高居榜首?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科學院社會學系教師鞠春彥博士告訴記者,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父母、配偶都屬於親密關係,屬於一種自然的情感,也是最容易建立起信任關係的,並且這種信任是純粹、無條件的。
朋友、同事之間的信任關係往往建立在解決問題的基礎之上,如果不能在認同的互惠原則基礎上解決問題,信任便是無效的。
「從人際信任的角度來說,這並不是一個好的信號。」鞠春彥博士認為,「九成人最信父母」的調查結果聯繫起來,就不難看出:只有1~3個可信任的人的受訪者,除了父母之外,朋友層面的人實際上可能也被排除在「可信任」之外,更不要奢談「生人」之間的信任了。
危機:失信引發集體焦慮
生活在當今中國的很多人都已經感受到了當下的信任危機,這種信任危機彌散在社會的各個方面,存在於不同人群、階層和行業之間。
近些年來,「殺熟」的現象多了,社會轉型時期的利益關係糾結等,都對傳統關係中的信任提出了嚴峻挑戰。
陌生人不可靠,商人不可靠,媒體不可靠,慈善不可靠,組織也不靠譜。無論是對他人還是對社會系統,我們都保持懷疑。
由此延伸,我們幾乎對所有事情都持懷疑態度:專家闢謠基本等同於證實消息、老人當街跌倒無人敢上前攙扶、事故調查背後仿佛總有不能說的秘密、對乳製品質量的不信任甚至催生了洋奶粉代購行業……由於「逢事必疑」,我們或許規避了許多風險,但也喪失了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有人說這是一個「我不信」的時代。
信任是我們對他人善意的一種期待。信任他人才能實現有效交往,但是也代表著我們要把自己所掌握的資源交付他人,決定與結果之間的時間差,使信任具有一定風險。我們處處設防,或許減少了一些損失,卻降低了更多安全感和幸福感。
在信任缺乏的社會,每個人都是受害者。社會因此而集體焦慮。人們其實並不想不互相信任,卻不得不在暗地裡疑問:我還能相信誰?
重建:學會付出,喚回信任
我們為什麼不能彼此信任?
確實,當今的中國,信任成了一種奢侈品。1990年代以來,主宰公共空間話語的經濟利益至上,以及原本的「熟人社會」被迅速摧毀,將中國人推入這樣一座叢林:人們逐漸回復到了一種類自然狀態,每個人把所有人當成不可信任的敵人,與他人打交道,成了一件讓人們害怕的事情。
的確,一段時期以來,被中國人反覆溫習的一個概念是,這個社會似乎充滿了「陷阱」。而可悲之處也正在於此,每一個人都在渴望著信任,卻又不願意為得到信任而有所付出。每一個人都在警惕著身邊可能存在或者根本不存在的「陷阱」,沒有人原因率先往前一步,伸出自己信任的橄欖枝。
父母、配偶為什麼能成為大多數人的「最信賴的人」?從某種意義講,因為他們有足夠多的誠意付出。
什麼是信任,相信並敢於託付。這個命題的另一面正是,如何取得別人的信任。也許,從此次「最信賴的人」的調查中,我們應該學會另外的關鍵詞,那就是「付出與誠意」。
人性本善,不善乃是習氣而已。
當然,當代信任危機還有其他的思考維度,比如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信任、市場中利益主體之間的信任,如果說,個人也能發揮主導作用,其實只需從我做起,人人參與,以改變「互不信任」的社會習氣。
思考:正氣是信任的基石
當我們要重建信任社會時,我們面臨的另一個根本問題是:我們所熱烈呼喚的信任到底是一種怎樣的信任。
不可否認,信任危機已經蔓延到每一個普通人之間。南京"彭宇案"就體現了最基本的道德義務所面臨的困局:一方主動的善良可能被另一方利用。受此影響,後來發生了多起老人倒地無人攙扶以至死亡的慘劇。更令人唏噓的是湖北荊州船主對見義勇為者"挾屍要價"的態度:只要錢沒湊齊就不能把屍體交出去,而且絕不賒帳。
這類例子足以說明當代最基本的社會信任所面臨的道德困境:要維持最基本的信任,就需要雙方遵守一定的道德底線,但如果一方認為基本道德底線相對於貨幣化的經濟利益不划算,那麼陌生人之間信任的基礎也就徹底沒有了。
很顯然,民眾期待的信任絕不是哥們義氣,也不是維護圈子利益的結黨營私。而是一種符合社會良知和正氣的價值觀。
艾青在詩歌《大西洋》中說:"我們信任他們,像信任自己的良心。"也許,換句話說,如果人人都秉承良知和正氣做事,誰會是不可信任的人呢?(本文編述:鄭梓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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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社會信任已缺失
南京大學教授、社會學博士朱虹:
陌生人社會信任已缺失
從齊美爾的追問「社會何以可能」,到保羅的憂思「必須保衛社會」,一百多年來社會學家的研究視角從來沒有離開過「社會秩序」這一主題。
社會科學家發現,信任是促進社會整合的力量,因為我們無法在對他人完全了解的基礎上才進行社會交往,如果人們彼此缺乏起碼的信任,彼此之間的連結就無法建立,社會就會解體,人們就陷入了「霍布斯叢林」——「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
在中國人的眼裡,親近自然就產生信任,自己人最可靠,而陌生人都是可疑的。建立在人際關係規範下的信任,不但是熟人社會的秩序基礎,也是人們本體安全感的所在。但熟人社會近些年來逐漸向陌生人社會發展。陌生人社會是現代經濟發展而產生的一種社會現象。熟人社會結構的鬆弛與瓦解發生在改革開放後的1978年,高考、進城打工、下海經商、下崗再就業等頻繁的社會流動與地理遷徙,迅速改變了社會結構。
父子、夫妻、朋友同事、熟人鄰裡都需要設防,陌生人之間更是人人自危。信任危機導致人人自危、階層對峙,也許我們已經到了「必須保衛社會」的急迫關頭。我們必須重拾社會信任。
重構信任社會需雙管齊下
人民網:
重構信任社會需雙管齊下
互不信任增加了社會運行的成本,也讓人的情緒變得負面。一方面對陌生人處處提防、認為這是讓自己利益免受傷害的必要方式,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道德滑坡」;一方面指責他人「麻木不仁」、「見死不救」,另一方面又提醒親人朋友遇事別「出手」、少「出頭」。透過這種糾結,不難發現,人的內心始終在嚮往溫暖,良知和傳統美德遠未消失。同時這種糾結也提示,在從傳統的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的過 程中,必須處理好重構社會信任這一課題。
一個高度法治化的社會,法律制度憑藉其中立性、公正性、權威性承載著社會成員最普遍的信任。彼此陌生的人交往時,儘管他可能並不清楚對方的狀況,但會相信一旦出現欺詐失信行為,可以通過正當的方式「討到說法」,也相信能得到公正的裁決。相應地,陌生人摔倒了多半會去扶,因為相信萬一被訛詐、法律會還原真相,而不誠信的一方會受到制裁。
信任的重建是個宏大的系統工程,大力推行誠信教育、道德教育無疑極其必要。不過,當完全陌生的兩個人相處並涉及種種複雜的利益時,道德是否缺席是誰也拿不準的事。核心的任務當是樹立起法制的權威,讓人們對法律「懲惡揚善」的功能有信心,進而自覺按照規則和公共精神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