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曾經在其《典論·論文》中開門見山地指出：「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這話說得相當有意思。
首先，需要了解什麼是「文人」。「文人」一詞，東漢時期王充《論衡》中有明確定義，「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
也就是說，能夠理解古書意思，靈活引用古書詞句，上書奏記，或提出見解和主張，串連寫成篇章的就可以稱之為文人、鴻儒。
曹丕提出「文人相輕」的觀點後，緊接著舉了一個例子，
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傅毅與班固的才華本來不分高下，但班固卻輕視傅毅，對其弟班超說，「傅毅不過是因為會作文章才做了個蘭臺令史，你看他寫東西又臭又長。」武仲，就是傅毅的字；蘭臺令史，是東漢時期負責校對典籍之類的官職。
當然，這裡曹丕並沒有說傅毅對班固的態度（「相」），可以視為他邏輯中的漏洞，但我覺得瑕不掩瑜。
因為緊接著，曹丕就用當時的文人舉了個更恰當的例子，「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以此相服，亦良難矣！」
孔融、陳琳、王璨、徐幹、阮瑀、應瑒、劉楨，是當時鄴下文人集團中有名氣的「建安七子」。（曹丕那段話在每個人名前是他們的籍貫，人名後是他們的字。）想要他們之間互相服氣，是很難的事情。
文人之間為何普遍對彼此不服氣？
根據曹丕給出的推斷：「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
曹丕認為，不同的文體有不同的創作特點，一個作家往往只擅長某一種文體，很難做到各種體裁都能遊刃有餘，但是他們卻喜歡以己之長，攻擊別人所短。
曹丕所言，不失為文人相輕的一個原因，但事實遠沒有如此簡單。
值得注意的是，曹丕雖然說文人相輕的現象「自古而然」，但是他用傅毅與班固是東漢時期的例子，東漢距離曹丕的時期已經很近了。的確，「文人相輕」主要發生在東漢以後，並且在魏晉時期愈來愈嚴重。
堯舜禹時代時代應該不存在「文人相輕」，我們都知道，那是一個連象徵最高權力的王位都會禪讓的時代，那時期，不管是什麼「人」，大概都能相處地非常和諧。
春秋戰國以後，上層階級流行在家裡養「士」，以文人為主。由於他們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競爭關係，所以有互相排斥的事情發生。但這種相輕，多半不是由文學上的才華方面導致的互相看不入眼，更像是同事之間互相穿小鞋。
且直到春秋戰國時期，還沒有純「文學」，那時候的「文學」，往往附庸於哲學，通常是各家學說的承載體。
秦短命，加上其他各方複雜原因，依然沒有形成大面積的「文人」群體，所謂「秦世不文」，鮮有「文人相輕」的現象。
到西漢時期，出現了紙（大約是公元105年）。在動植物之皮或動物之甲骨上書寫早已被時代淘汰，而簡書笨重，帛書昂貴，紙張的發明是對人們書寫的一次大解放。並且隨著大一統王朝的蒸蒸日上，以辭賦為代表的文學也開始了空前的繁榮。
但這時期的紙還很粗糙，到魏晉時期，紙張具有輕柔、低廉、光滑優美，省時省力、量多等特點。此外，魏晉時期向來被視為「文學自覺的時代」，這時期文人們有意識追求文學的審美性與純碎性。
當「文學自覺的時代」來臨，文人數量增多，圍繞文學的各種問題隨之浮出水面，其中，「文人相輕」就是一個很明顯的問題。
優秀的文人為何彼此不服氣，除了曹丕所說的一些文人喜歡拿自己擅長的去和別人不擅長的做對比之外，我們還能輕易想到：文章的優劣評判沒有一個明確的、固定的、完全公平的標準。
正所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武學上的人爭高下很容易，沒有打一架不能區分出來的，如果一架不行，那就打兩架，直到某一方服氣為止。
不僅武學領域，由管仲提出的「士農工商」各階層，同樣可以很容易區分高下：軍士看誰殺敵多、農民看種地優劣、工人拿產量作對比、商人們比較盈利。（「士」是軍士而不是讀書人。）
而文人就不一樣了，他們生產的是思想，是一種精神產品，物質形態（紙張或其它材料）只不過是思想內容的載體，而思想卻具有超時空性和永久性的特點。
藝術、思想的無確定衡量性，是「文人相輕」的一個主要原因。
實名表揚一下韓愈和柳宗元。作為中唐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古文運動」的領導者，韓柳二人在政見、文學主張、思想等方面常有分歧，甚至存在著某些對立，但這些並不足以影響他們的友情，他們是至死不渝的好友。
才華高的人一般容易自視甚高，乃至性格上有些「缺陷」，這並非是個偶然。甚至，不僅是優秀的文人自覺不自覺地輕視文人圈中的人，即便是稍有文才的人，也存在著一大批驕傲的人。
提起儒家詩教，我們會想到它是壓抑詩歌的審美功能，重視詩歌的教化作用的。詩三百大抵都是逃不開被冠以濃厚的封建倫理色彩，比如，他們認為《關雎》是「美后妃之德」的。
難道，儒家學者無法領略文學的審美性嗎？實際上，他們正是看到了文學審美性的一面，這審美性的一面給人帶來審美愉悅的同時，也帶來許多弊端。
詩歌有振奮人心的作用，不論是對讀者還是作者而言都是如此，而儒家正是要壓抑文學的這種「副作用」。北齊的顏之推甚至認為文學創作在宣洩一個人的才情的時候，很容易使人進入一種非常膨脹的狀態，人的性格會因此變得很浮誇。
顏氏認為「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然後舉了一大堆例子，從屈原、宋玉到相對於他們近代的嵇康、陸機、顏延之、謝靈運、謝朓等人，無不是文學上才華很高，性格上卻很有「缺陷」，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團糟。並且進一步提出，帝王中有才華的更糟糕。
思慮之下，顏之推認為大概是由於文章的功能在於表達感受，抒發性靈。太擅長表達自己的人往往容易盲目自負，而疏忽磨練節操。
甚至，這世上存在不少稍有文才就開始洋洋得意之人。顏之推說當時的并州，有個讀書人，能夠寫一些低水平的詩賦。但有些人故意說他寫得很好，然後他就開始自大起來。他的妻子是個明白人，經常勸他低調。他卻感嘆：「我的才華是妻子都容不下的，何況是其他路人呢？」至死都沉浸在假想的才華中。
顏之推對文學的看法雖然有些偏頗，不得不說也有一定的道理。他把這樣的觀點寫入《顏氏家訓》中，警醒讓後輩在文章上務必慎重，以免恃才傲物，惹禍上身。
大抵，有才華的人會比較容易輕視他人。其實，他們中還有一些人，連自己都輕視。準確地說，他們恥於擁有一個「文人」標籤。
因為，「文人」身份並不值得誇耀。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等方面的成就，並不能成為知識分子獲得自我實現感的來源。
先秦時期諸子百家以治世理想為畢生追求，文或言說只是手段而已。孔子也不例外。孔子骨子裡是個政治思想家，教育不過是他實現政治目的的手段，「文學」更是在「孔門四科」中附之尾翼。
孔子是重質而輕文的，也就是說重視實際行動、實際效果而輕視語言表達的，《論語》中有：「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孔子重行動輕言談、重德行輕文學的立場對後世影響深遠。
在兩漢重視經學，文學不過是經學的附庸。揚雄說「詩賦小道，壯夫不為。」漢賦號稱是有「勸百諷一」的功效的。揚雄本人就是著名辭賦家，但他卻懷疑辭賦的諷諫功能，認為用辭賦來諷諫結果往往差強人意。事實上也的確如此。
在西漢時期，不少人因擅長辭賦而為君主所重，如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等。帝王卻只看重他們的辭賦，讓他們寫賦「潤色鴻業」，政治上卻不予重用。
同時期的司馬遷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蓄之，流俗之所輕也。」（《報任安書》）
這話說得尤為扎心，文人不過是供人娛樂消遣的，沒什麼社會地位，與帝王豢養的倡優之流無差。
到了魏晉六朝之時，到了所謂「文學自覺」的時代，但依然有不少文人對文學、文人表示輕視。當然，這其中一大部分是在文學上才氣很高的人。如，曹植。
曹植認為「辭賦小道」。當然，像魯迅就說「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不少人也認為這是謙虛之語。
無論如何，曹植能說出這句話說明在他所接觸的圈子中這種對文學的輕視很常見，因此曹植自覺不自覺地就有輕視文學的論調。
在魏晉那樣的亂世，多數人追求的是建功立業，曹植本人說「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頌為君子哉」正是一種追隨潮流的表現。
只有少數像曹丕一樣的人，真誠地面對自身的才華、肯定文學的價值，甚至提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即便到後世，輕視文學、輕視作為知識分子身份的不在少數。初唐「四傑」之一的楊炯說，「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在他看來，身為文人甚至不如普通士兵（「百夫長」），因為百夫長可以馳騁沙場，報效祖國，而文人卻不可以。
北宋王安石更認可自己的政治家身份，而恥於以文士立名。詩文成就終究是「虛名」，而「道義」才是以政治家自命的王安石所追求的，文學不過是為「傳道」服務的。如果可以穿越回北宋，見到王安石，請你千萬不要激動地大喊：「著名文學家王安石！」估計王安石會罵你：「你才文學家，你全家都文學家。」
清代著名詩人黃景仁發出一腔幽怨：「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他一生懷才不遇，大都處於貧病愁苦的狀態，滿腹才華並沒有給他帶來莫大的好處。
其實，說到這裡。不論是「相輕」，還是「自輕」，都可以歸結為一個文化心理——必須承認，我們的文化中有重「實用」的一面。
從先秦諸子著書立說目的是為宣揚自身理念起就開了個不好的頭，且「學而優則仕」更在無形中規範了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讀書要有用，有用的表現就是做官，如果仕途失意大約也要投靠個大人物做後盾。
有沒有做官，官做到多大，在中國古代是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的標誌。由此，純粹的文人不但被別人看不起，自己都要輕視自己。
思緒拉回眼前，不僅是文人之間互相輕視，這種「相輕」現象是普遍存在於人際交往中的。很明顯，對自我評價過高，就會對別人心生輕視。
這可以說是一種很難避免的人性。但是，這倒也無可厚非，從生存角度來看，自信與勇氣，往往比客觀事實重要得多。
坦白地說，這種人性的弱點，我本人就有。倒是也有克服的途徑。
木心先生有言：「一個人衷心讚美別人，欣賞別人，幸福最多——他是在調整自己，發現自己。」
共勉。
主要觀點參考自：
曹丕《典論·論文》
《毛詩序》
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篇》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