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功受賞有過不罰的「二皇帝」和紳

  　　和珅一步登天，朝野內外有不少人是不服氣的。如大學士雲貴總督李侍堯，出身名門，精明幹練，史稱「短小精敏，過目成誦，見僚屬，數語即辨其才否。擁幾高坐，語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陰事，若親見，人皆悚懼。」因此，深受乾隆信任，歷任要職。他本人也頗為自傲，以「年老位高，平日兒畜和珅」，根本不把和珅當回事。和珅本來就是小人，為人 「陰毒，少有嫌隙，必致中傷」，李侍堯既然主動去得罪他，他就一定要伺機報復。機會很快來了，當前任貴州按察使海寧改任奉天府尹入京謝恩時，和珅打聽到李侍堯有貪縱營私情狀，就鼓動他奏參。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和珅領命與刑部侍郎喀寧阿前往雲南查辦該案。和珅把這個案子辦得很漂亮，一到雲南，即拘審李侍堯的管家，取得實據，很快就迫使李侍堯不得不低頭認罪，奉旨逮送京師議處。隨後，和珅又奏陳雲南吏治廢弛，州縣多有虧空，需要徹底清理整頓，得到乾隆讚許，本欲即任其為雲貴總督，但考慮到該案是他查辦的，有些不便，遂改用另一親信重臣福康安接任。三月，和珅在回京復命的途中即被提升為戶部尚書。通過查辦李侍堯一案，和珅不僅出了一口惡氣，而且展示了自己的才幹，突顯了權勢地位，可謂一舉多得。
　　這年六月，乾隆御賜和珅六歲的兒子名豐紳殷德，並將自己最為寵愛的小女兒和孝公主許配於他，待年成婚。於是，三十一歲的和珅與七十歲的乾隆皇帝這對君臣主僕又成了兒女親家，關係更為密切，和珅的地位更加鞏固，這門親事為和珅帶來的政治與經濟上的利益都是顯而易見的。乾隆五十四年(1789)十一月，和孝公主與豐紳殷德成婚時，乾隆皇帝給了女兒、女婿極為豐厚的賞賜，而且文武百官拜辭於公主轎前，致賀於和珅府中，使和珅風光無限。

　　乾隆不斷為和珅提供各種出頭露面的機會，而且無功受賞，有過不罰。四十六年(1781)，甘肅蘇四十三起義，進逼蘭州。乾隆諭命在河南黃河工次的大學士阿桂就近前往甘肅辦理，又命和珅帶欽差大臣關防同往督師，並指示等阿桂到蘭州三日後，和珅就交印回京。乾隆為了讓和珅在軍前建功，就以阿桂有瘡疾所累，有意拖延他的行程，忽而讓他「緩行暫住」，忽而讓他「不必前往，著即回京」。不料和珅一到軍中，就指揮失當，打了敗仗，使軍威大挫，而他卻指責是將領不聽調遣所致。數日後，阿桂趕到蘭州，指揮布置，井井有條，局勢馬上改觀。這時，和珅覺得丟了面子，又遲遲不肯回去。乾隆終於認識到和珅未歷戎行，於軍事不行，在阿桂的奏片上硃批道，前此所發諭旨「系因和珅遲到而又飾過而發，今既到彼，汝一人足矣，應即令和珅速回。……阿桂宜在彼料理，和珅宜速來，早有旨矣，何須汝二人皆在彼乎？看此竟似和珅欲在彼，又錯了。若再固執，更不成事體矣。」和珅拖了半個月，才灰溜溜地啟程回京。乾隆派和珅這趟差事意味深長，卻被和珅弄巧成拙。雖然乾隆在諭旨中也多次批評和珅，但卻未給予任何處分。而同年十一月，又讓和珅兼任了兵部尚書。

　　自乾隆四十四年(1780)領班軍機大臣于敏中去世後，武英殿大學士阿桂就一直擔任領班軍機大臣。但乾隆知道和珅與阿桂關係不睦，所以常常讓阿桂在外領兵，或查閱河塘工程，辦理各種案件，於是軍機處的實權就落在了和珅的手中，他儼然就成了軍機處的領班。同時，和珅在朝中又極力打擊異己，拉幫結派，不斷膨脹其權力。和珅打擊異己手腕高明，因其「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竊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也就是借皇帝旨意以利其奸，自己往往不著痕跡。如大學士松筠「不為屈，遂久留邊地」，不讓他回京 供職。和珅當朝，政以賄成，京外許多大小官吏皆出自和門，他培植心腹親信也有數人。他的弟弟和琳，在其扶植下，數年之內由吏科給事中升至四川總督。軍機大臣福長安，本是乾隆孝賢皇后之侄，家族顯赫，被和珅拉攏過去，惟命是從，成為其最大的幫兇。其他如山東巡撫伊江阿只會巴結拍馬，大學士蘇凌阿老邁昏聵，只因對和珅忠心都被委以顯爵要職。

　　當和珅勢焰薰天的時候，朝中雖有人敢於碰硬，但根本撼不動他。早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六月，御史曹錫寶就想以參劾和珅的家人劉全奢侈招搖入手，以期打開缺口，攻一攻和珅。但曹錫寶做事不密，將折稿拿給老鄉吳省欽過目，希望他幫助潤色。不料吳省欽正是和珅的親信，連夜派人趕赴熱河向在那裡扈駕的和珅告密，使和珅預先採取了對策。結果，曹錫寶反而受到皇帝的詰難，有口難辯，最終落得個革職留任的處分。數年後，內閣學士尹壯圖針對和珅創立議罪銀的危害，上書建言，請求永停此例。和珅以其折中「商民半皆蹙額興嘆」一語激怒乾隆，抓住不放，讓尹壯圖到山西、直隸、山東、江蘇各省去查驗倉庫，並與各督撫對質所交議罪銀是否取自下屬？結果可想而知，什麼也查不出來，尹壯圖只得自認虛誑，下刑部論罪，差點丟了性命。從此，別人也就敢怒而不敢言了。

　　民間流傳著很多劉墉(即「劉羅鍋」)、紀昀(曉嵐)等智鬥和珅的故事。其實，劉墉(比和珅大三十歲)、紀昀(比和珅大二十六歲)兩人在朝中雖居高位，但一直沒有擔任過軍機大臣進入中樞，而且乾隆還批評劉墉遇事模稜圓滑、紀昀讀書不明事理，他們都不可能與和珅有多少直接碰撞，檔案和正史中也沒有這方面的記載。和珅遇到的真正對手是其在軍機處的幾位同僚。領班軍機大臣大學士阿桂(比和珅大三十三歲)，出將入相，德高望重，對和珅總是不理不睬，一同上朝時則遠離和珅站立。和珅一直嫉恨他，但因乾隆對阿桂信任倚重，搬不倒他。於是，有時就有意上前套近乎，阿桂也不買帳。大學士王傑(比和珅大二十五歲)，為乾隆二十六年狀元，學問優長，剛直清廉，遇事堅持原則，始終與和珅保持著一定距離。一天，王傑下朝後回到值房，正在獨坐沉思，和珅走了進來，拉著王傑的手，對這位年近七旬的老前輩開了一句玩笑：「你的手怎麼這麼柔軟呀？」王傑馬上抽回手，正色回敬道：「王傑手雖好，但不能摟錢！」和珅一下臊了個大紅臉。從此，對王傑恨之入骨。但因乾隆對王傑知之甚深，「和珅雖厭之而不能去」。尚書董誥(比和珅大九歲)，書、畫俱為乾隆賞識，正直敢言，有古大臣之風，「與王傑扌耆 柱其間」，和珅也排擠不動。正邪不兩立，最終在軍機處形成了一種奇怪的局面，每天上班，軍機處大臣五人竟然不在一起辦公，只有阿桂一個人在隆宗門內軍機處值房，王傑與董誥在南書房，福長安在內務府造辦處，和珅或在內右門內房間，或在隆宗門外靠近造辦處的房間，即使隨皇上在圓明園，仍不在一處辦公。為此，御史錢灃曾專門上摺奏請恢復舊規，讓軍機處大臣們集中在一處辦公，遇事好商量，也免得司員們來回奔走請示，實際上矛頭就是衝著和珅的。乾隆雖然硃批「所奏是」，但也不了了之。和珅嫌錢灃多事，此後「凡遇勞苦事多委之」，沒多久就把錢灃累死了。

　　和珅為了防範未然，又採取了一些措施，變更制度，加強對言路的控制。例如，他規定內外章奏必須同時備送一份副本給軍機處，以後御史缺出只能用六十歲以上的老臣擔任，等等，把皇上的耳目變成了自己的耳目。

　　權力沒有了監督，沒有了制約，和珅真正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專擅朝政，為所欲為。由於其權勢太大，當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使臣馬戛爾尼訪華時，就曾聽到「

　　許多中國人私下稱之為二皇帝」。

　　和珅深受乾隆寵信，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和珅是個斂財的好手。乾隆晚年自以為國運昌隆，文治武功，超邁古今，自號「十全老人」，志得意滿，於是大興土木，奢華自奉，如為自己建造準備禪位後居住的寧壽宮，舉行萬壽大典、千叟宴等，這些都需要大量銀子。和珅絕不會像那些「迂儒」的官員那樣提醒皇上要居安思危，導奢入儉，他反而會主動迎合乾隆的意圖，在不大動用國庫的情況下，通過各種手段從各級官員和商人手中搜刮大量金銀和珍寶，去滿足乾隆的這些奢靡需費。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皇帝八旬萬壽，和珅總 管其事，他令外省三品以上大員俱要進獻，在京各部院堂官要捐出薪俸，而兩淮鹽商更要捐銀四百萬兩。和珅還創立了一種議罪銀制度，即讓有過失的官員交納罰銀代替處分，少則數千兩，多則數萬、數十萬兩。這種議罪銀不像官員罰俸一樣交到國庫，除少數作為河工海塘經費或解充軍需外，都直接交到內務府入了皇帝的私人帳戶。為此，和珅還設立了專門辦理此事的「密記處」，建有專檔——《密記檔》。許多督撫大員等都受到這種類似敲詐的處罰，而他們又把損失層層攤派下去，最後加倍落到了老百姓頭上。

　　當然，和珅絕不僅限於為乾隆創收謀財，更善於為自己聚斂經營。首先，和珅利用權勢，廣收賄賂，京外「大僚恃為奧援，剝削其下以供所欲」。他不僅對鹽政、河工這些肥差徵求無厭，而且鎮壓川楚白蓮教起義的許多將帥也都看和珅的眼色，玩兵糜餉，自肥身家，自然也少不了向和珅貢獻。其次，和珅長期把持崇文門稅關，苛索商民和官員士子，在分管戶部三庫、內務府等衙門時大肆貪汙。他打著皇上的旗號勒令地方官員不斷供奉金銀珍寶，而這些財寶怎樣進獻皇上、進獻多少，都由他說了算，事實上大量的財寶都被他截留貪汙了，以致於他家中的珍珠手串比皇宮的還多還大。再次，和珅不顧官體，與民爭利，搞多種經營，廣開財路，如倚仗權勢巧取豪奪，大量兼併土地，在京城及近畿各縣廣開當鋪銀號，放高利貸，出租房屋，開設糧店，在京西房山一帶開挖煤窯，甚至還搞運輸等。和家的營生資本雄厚，又有強大的權力背景，自然非一般商賈可比，利潤豐厚，日進鬥金。和珅用手中的權力來經營他的家業，真可謂得心應手，迅速聚斂了巨額的財富，甚至其家人奴僕都擁資巨萬。

　　有了權，有了錢，和珅再也不是當年的窮學生了，便過起了帝王般奢華的生活。他在風景秀麗的什剎海畔建起了豪華的府邸(即後來的恭王府)，甚至仿寧壽宮違制建蓋了楠木房屋(今恭王府內錫晉齋)，在圓明園附近建有宏大秀美的淑春園(今北京大學未名湖一帶)，在承德避暑山莊麗正門外、北京北長街會計司胡同等處都建有住所。他不僅整日享受著妻妾成群、錦衣玉食的生活，還夢想著死後也一樣風光氣派，於是在薊州為自己修建了巨大的墳墓，規制超過了親王，並派有禁軍看守，民間稱之為「和陵」。

　　和珅富可敵國，當時是盡人皆知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朝鮮使臣回國後曾向國王報告說，和珅「用事日甚，擅作威福，大開賂門，豪奢富麗，擬於皇室，有口皆言，舉世側目」。以致有些皇子自知皇位無望，以將來能得到和珅的府第與家財為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