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從「四個故宮」建設體系到使命與擔當

經過90多年建設與探索，2019年故宮博物院正式提出了「四個故宮」（「平安故宮」「學術故宮」「數字故宮」「活力故宮」）的建設體系。

2020年，在紫禁城建成600年，故宮博物院建院95周年之際，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近日在《故宮博物院院刊》專門撰文表示，通過回顧和整理故宮歷史的發展脈絡表示，對「四個故宮」建設體系的內涵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並對故宮博物院的使命與願景有了更清晰的定位，「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裡，我們回顧故宮博物院95年的光輝歷程，更加堅定故宮人的初心與使命。」

故宮

2020年紫禁城建成600年，故宮博物院成立95周年。建成於1420年的紫禁城是我國古代宮城發展史上現存的唯一實例和最高典範，也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宮殿建築群，是我們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和歷史縮影。作為明清兩代的政治中心和封建權力中樞所在地，紫禁城建築和存藏其間的186萬餘件文物是我國具有世界影響的、歷史信息含量最豐富的重大文化遺產之一，共同構成了其世界遺產價值，在我國歷史文化遺產中具有突出的、重大的、豐富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和科學價值。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1925年成立故宮博物院，自成立以來，一代又一代的故宮人為完整保護故宮及文物藏品，為實現博物館職能，在坎坷中探索，在曲折中前進，逐步形成了宮院一體的博物館格局和「四個故宮」的建設體系。

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裡，我們回顧故宮博物院95年的光輝歷程，更加堅定故宮人的初心與使命。

從提出完整故宮保管計劃到形成「平安故宮」建設理念，真實完整保護故宮古建築及收藏的各類文物

由於歷史的原因，在1925年成立時，故宮博物院只是紫禁城中三家博物館之一。在紫禁城的前朝部分有北洋政府時成立的古物陳列所，在午門和端門之間有籌備了十餘年的歷史博物館。三家博物館的並存，一方面顯示了各界對開發紫禁城宮殿社會功能的重視，另一方面也為保護紫禁城這一珍貴歷史文化遺產增添了難度。面對種種困境，先輩們一邊為故宮博物院的生存奔走呼號，另一方面也在積極思考整個紫禁城的完整保護工作。1928年，故宮博物院開始走上正常發展軌道，1929年，易培基院長便提出了「完整故宮保管計劃」的理念。1930年，以理事蔣中正領銜的《完整故宮保管計劃》正式呈送國民政府，要求將中華門以北各宮殿直至景山，包括太廟、皇史宬、堂子、大高玄殿等一併歸入故宮博物院。11月，政府核准同意自中華門以內均劃歸故宮博物院管轄，據此故宮收回太廟、堂子。由於戰爭原因，故宮文物於1933年開始南遷，直到1948年3月，古物陳列所才正式併入故宮博物院，博物院格局臻於完整。「完整故宮」保護理念是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發展的重要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院一直按照這一理念推動故宮博物院的保護與建設，分別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遷出了大量駐院單位，在21世紀初收回了端門及兩側朝房、寶蘊樓、大高玄殿、清稽查內務府御史衙門等區域的建築。

《明宮城圖》中可以見出明代的紫禁城結構

「完整故宮」的保護理念蘊含著豐富的文化遺產保護管理思想，它不僅是紫禁城宮殿建築群和收藏於其中的可移動文物的完整保護要求，也是符合這樣一個極其重要的保護對象的完整統一管理運行的客觀要求。

完整故宮文物保護工作一直是故宮博物院的工作重心。作為博物館各項工作的基礎，弄清博物館藏品的數量與種類，是實施保護和研究的前提。歷史上故宮博物院已經進行過五次大規模的清理。第一次是清室善後委員會成立後逐宮逐殿的清點清宮藏品，此次工作自1924年底持續到1930年完成，出版《故宮物品點查報告》28冊，據統計當時文物數是117萬餘件套。第二次是故宮南遷文物於1950年起分批北返後，於1954年至1965年分兩階段進行的文物清理。這次文物清理後形成了以故宮舊藏匯總為「故」字號文物登記帳和1954年開始登記的「新」字號文物登記帳合成的故宮博物院藏品總登記帳，經過帳、單、物「三核對」的文物共1052653件。第三次是「文革」結束後，於1978年到1987年進行的文物清理工作。第四次是故宮將60%的文物移入了地庫中保存後，於1991年到2001年進行的整理鑑別、分類建庫等工作，為後來的文物清理打下了較好基礎。第五次是從2004年到2010年進行的七年文物清理工作。此次清理從文化整體的角度，將宮廷遺存大部分納入了文物範圍。經過七年清理核對，故宮博物院藏有文物1807558件（套）。2014年，故宮博物院啟動藏品三年普查清理，延續和深化第五次文物清理工作，使故宮博物院文物總數達到1862690件（套）[1]。

文物清理為故宮文物的集中保管、避災脫險和文物修復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一）將文物從分散清點到建立文物庫房集中保管是故宮人始終堅持的管理思想。作為在古建築中建立的博物館，故宮博物院一直面臨著保存空間、展示空間不足、文物分散管理的問題，因此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後，即通過各種方式集中文物，建立專業庫房。歷史上，故宮博物院在1931年建成了佔地面積1300餘平方米的延禧宮文物庫房，1936年建立朝天宮文物庫房。20世紀80年代開始，故宮博物院於1987年至1997年投資1.4億元建成2萬平方米的地下文物庫房，將大部分文物搬入地庫中保存。（二）集中保管文物是讓文物遠離險地、遠離戰火的基礎。抗戰時期，為保護文物安全，1933年2月起，故宮博物院1.3萬餘箱百餘萬件文物分5批南遷。在全民族的守護與支持下，這些文物先南遷華東，後避地西南，最後集中重慶，分道東歸南京，在隨之而來的解放戰爭中又於1948年分隔兩岸。故宮文物南遷行程數萬公裡，跨越數十省市，在極端艱苦條件下，點收保護文物，修建保存庫，成立南京分院，組織各種展覽會，合併古物陳列所，為保護中華民族文脈，傳播祖國優秀傳統文化，譜寫了一曲文化抗戰的壯歌。（三）文物清理工作，不僅是文物帳的核對，也是加強文物科學管理的必要手段，提升對文物整體認識的過程，更是進行文物保護、文物研究、後期展覽出版等文化傳播工作的基礎。在大力整理和保管藏品的基礎上，我院還發展了文物修復工作，到上世紀80年代，裱畫、銅器、鐘錶、摹畫、漆器、鑲嵌等修復專業發展迅速。（四）故宮博物院保存了許多中國古代特有的傳統手工技藝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文物修復複製技術，其中古書畫的裝裱與修復、青銅器的修復與複製、寶玉石的雕刻與鑲嵌、傳世漆器與木器的修復、古書畫臨摹複製技術、古鐘錶的修復技術、囊匣的製作技術、官式古建營造技藝等技術，都有著上百年的歷史，有的歷史甚至更為悠久，是經過世代相傳、在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形成的有著完整工藝流程的技術，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在文物古建的清理修復修繕過程中，故宮博物院充分挖掘、保護、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經過整理和申報，目前我院共有「古字畫裝裱修復技藝」、「官式古建築營造技藝」、「青銅器修復及複製技藝」、「古書畫臨摹複製技藝」和「古代鐘錶修復技藝」五項國家級非遺項目，擁有一批國家級非遺傳承人。

相對於其他博物館來說，故宮博物院是基於皇家宮殿建築群建立的博物館。宏大的紫禁城建築既是故宮博物院珍貴的不可移動文物，也是故宮博物院的守護職責所在。明清時期，紫禁城宮殿有「歲修」之制，清末以後故宮建築多年久失修，破敗嚴重，因此故宮博物院自建院以來就一直積極努力做好古建的修繕。在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面對嚴重財政困難，通過多方爭取資金、接受社會資助，進行故宮博物院的古建修繕。自1929年至1931年，故宮博物院分別接受過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美國約翰·洛克菲勒、英國收藏家大維德爵士等的捐助，陸續對慈寧宮花園、景仁宮、景陽宮、承乾宮、四個角樓及城臺馬道等進行了修繕，並對一批殿頂、欄杆、宮牆等進行了修葺，初步改善了古建築的保存狀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視下，故宮博物院對古建的保護工作全面展開。國家先後撥出2000多萬元專款，修繕保養年久失修的殿宇，故宮博物院按照「著重保養、重點修繕；全面規劃，逐步實施」的保護修繕方針，1953年組建了專門的古建維修隊伍進行故宮的古建修繕工作，並逐漸摸索出一套適合故宮古建的修繕程序、技術和經驗。古建維修隊成立初的十年間內完成了430多項工程，使故宮16萬平方米古建築大都得到了不同規模的修繕；紫禁城內外還清除大量垃圾和渣土，基本解決故宮博物院早期「垃圾成山」的局面；故宮的城牆、河道也得到養護，故宮院容環境徹底改善。1961年，故宮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70年代故宮博物院又修繕了中軸線前三殿，對後三宮等殿宇進行油飾，使重點區域建築面貌有所改觀。1974年國務院批准了《故宮博物院五年古建築修繕規劃》，對午門雁翅樓、東南角樓、皇極殿、後三宮、鍾粹宮、景仁宮等多處建築進行修繕和油飾，紫禁城建築風貌有了更進一步的改觀。為了減少鍋爐以防止火災，1972年李先念副總理批准撥專款1460萬元，在紫禁城內引進了暖氣管道，部分陳列廳室在冬季可以供暖。到上世紀80年代，故宮博物院又對三大殿、後三宮、午門、東華門、四隅角樓等進行了重點修繕。1987年，故宮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故宮

進入21世紀後，隨著對故宮整體保護認識的加深，故宮博物院先後立項了兩項工程。一是2002年正式啟動、歷時18年的「故宮整體修繕保護工程」，這是故宮百年來最大規模的古建修繕工程，配合保護修繕工程，2003年故宮博物院編制完成《故宮保護總體規劃大綱》。本工程的目的是：保護故宮整體布局，徹底整治故宮內外環境，保護故宮文物建築，系統改善和配置基礎設施，合理安排文物建築的使用功能，提高文物展陳藝術品位與改善文物展陳環境。該工程分三期逐步推進，到2020年將全面完成古建築內外環境整治和整體保護工作。故宮維修的實踐與探索豐富了關於東亞木結構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的理論，並進一步將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成果。在此基礎上，2014年故宮博物院成立了明清官式建築保護研究國家文物局重點科研基地，以傳承中國官式古建築營造技藝，進一步推動從「古建築修繕工程」走向「研究性保護項目」的轉換。目前，故宮古建修繕形成了以「研究性保護項目」為主導，努力實現「研究性、預防性」保護為主的科學保護維修體系。二是2013年啟動、歷時8年的「平安故宮」工程。建立在「故宮整體修繕保護工程」成功實踐的基礎上，「平安故宮」工程是一個更為宏觀的保護工程體系，旨在進一步解決故宮存在的火災隱患、盜竊隱患、震災隱患、藏品自然損壞隱患、文物庫房隱患、基礎設施隱患、觀眾安全隱患等重大安全問題，同時明確了北院區建設、地庫改造工程、基礎設施改造工程、世界文化遺產監測項目、故宮安全防範新系統、院藏文物防震項目、院藏文物搶救性科技修復保護等七個子項目。「平安故宮」工程實施以來成果卓著，為故宮博物院建設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平安故宮」工程的實施也標誌著從「完整故宮」保護出發的故宮保護理念進入成熟階段。

2019年故宮博物院正式提出「四個故宮」的建設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平安故宮」是最為基礎和首要的任務。通過「平安故宮」建設，可以更好地落實「保護為主」的思想，充分利用科技和管理的手段，真實完整地保護好故宮這份人類共有的文化遺產。

故宮博物院下班時的封門

 從定位科研機構到建設「學術故宮」，全面深入挖掘故宮蘊含的人文精神和多元價值

從成立到今天，故宮博物院一直以學術立命。對故宮博物院的學術單位性質，故宮人是有著明確認識的。1924年11月5日驅逐溥儀出宮，李煜瀛等人與馮玉祥、黃郛等商量組織「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事時，就要求「多延攬學者專家，為學術公開張本」[2]。後又提出，故宮學術之發展，當與北平各文化機關協力進行。故宮博物院成立後，也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學術機構，故宮博物院管理層中學者教授佔有很大比重，且肩負管理重任[3]，來自北京大學等機構的學者參與了學術研究的架構和創建，並確立了故宮博物院學術的高起點與高標準。自1928年改組後，故宮博物院的學術性質更是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認可。對於故宮豐厚的學術資源、重要的文化價值和學術價值認識，在1928年張繼以大學院古物保管委員會主席名義駁斥經亨頤提案的表述中表現得最為切要：「一代文化，每有一代之背景，背景之遺留，除文字以外，皆寄於殘餘文物之中，大者至於建築，小者至於陳設。雖一物之微，莫不足供後人研究之價值。明清兩代海航初興，西化傳來，東風不變，結五千年之舊史，開未來之新局，故其文化，實有世界價值。而其所寄託者，除文字外，實結晶於故宮及其所藏品。近來歐美人士來遊北平，莫不嘆為列入世界博物院之首。」[4]在當時，故宮先輩們更是對故宮學術單位、清水衙門的性質了解透徹。據1929年故宮博物院全年工作報告稱：「本院職員多以學術研究為目的，故盡義務者甚多。即有報酬，亦極菲薄，至多之生活維持費，僅給百元，少只十五元，為各機關所罕有。而同人工作精神，則殊奮發。櫛風沐雨，毫無倦容。盛夏嚴冬，工作尤苦。或冒暑巡行於永巷之間，或呵凍植立於冷殿之內。皆為尋常人所不能忍受者，而本院職員，皆身受之。此無他，一為保存中國歷史、文化藝術計，人人均視為分所當為，故不覺其苦。一則視本院為天然研究所，不為衣食計，而為學問計。同人具此精神，得以維持以至今日。且努力進行不懈，亦職是故。」[5]文物南遷時，著名學者、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李濟就曾評價：「查原有之故宮組織，為一純粹的學術性質，其行政機構亦偏重於此類功能。」[6]

專門委員會制度是故宮博物院學術性質的另一體現。1929年4月故宮博物院在古物、文獻、圖書三館，下各設專門委員會，以協助各館館長處理關於學術上一切館務，大力推進故宮學術研究。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無權無薪，工作重要，聘任標準極嚴，但故宮博物院獨特的文化地位，時人將其視為重要榮譽職務，因此先後聘請到了王禔、陳寅恪、餘嘉錫、盧弼、郭葆昌、陳垣、朱希祖、福開森、趙萬裡、鋼和泰、傅斯年等學界名流，到1930年底院內外共聘專門委員47人。專門委員會的建立和發揮作用，既提高了故宮博物院的學術研究水平，也彰顯了故宮博物院開放辦院的學術品格。1933年7月15日馬衡暫行代理院長職務後，以文物南遷工作為重心，主持進行了新的博物館體制變革與業務工作調整，積極進行博物館學術建設，其中極為重要的一項是改組專門委員會，將委員分為特約專門委員與通信專門委員。特約專門委員是直接參與故宮文物清理、鑑定及審查工作，通信專門委員是給予知名學者的榮譽性職銜，也在文物審定等工作中以備諮詢，給予指導。根據現實工作需要，馬衡提出分立書畫審定委員會、陶瓷審定委員會、銅器審定委員會、美術品審定委員會、圖書審定委員會、史料審查委員會、戲曲樂器審查委員會、建築物保存設計委員會、宗教經像法器審查委員會等9個委員會。按文物類別分設專門委員會，既便於發揮委員的學術優長，也有利於開展文物點查及整理等各項工作。

建立在文物整理與學術研究的基礎上，民國時期的故宮出版取得了重要成就。1929年至1936年是故宮出版的首度輝煌時代，直到1937年抗戰全面發生，南遷文物又向西疏散，出版才告停頓。故宮博物院民國時期的出版物，較重要的有《故宮周刊》《掌故叢編》《史料旬刊》《故宮善本書影初編》《交泰殿寶譜》《歷代帝後像》《故宮月刊》《故宮書畫集》《故宮方志目》《清內閣庫貯舊檔輯刊》《歷代功臣像》，以及《天祿琳琅叢刊》《故宮善本書目》《故宮殿本書庫現存目》《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滿文書籍聯合目錄》等等。在檔案史料方面，出版了《掌故叢編》（後改為《文獻叢編》）58輯，編印《史料旬刊》40期，彙編了《籌辦夷務始末》、《清代文字獄檔》、《故宮俄文史料——清康熙間俄國來文原檔》等史料。據不完全統計，1949年之前，故宮博物院共編輯出版各類檔案史料叢刊54種、358冊，約1200萬字，發表研究文章80餘篇[7]。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故宮博物院在系列改革中越發認識到學術和人才的重要性，科學研究是開展各項業務活動的基礎，從事科研活動也是培養業務幹部的重要途徑。20世紀50年代，吳仲超院長先後延攬了徐邦達、劉九庵、孫瀛洲、耿寶昌等一批專業人才、老專家、老技師和高學歷人才，對著名學者唐蘭、陳萬裡、單士元和一些青年業務骨幹委以重任，並聘請沈從文、陳夢家等著名教授協助開展業務工作，較為快速地改變了故宮博物院在解放初期的人員知識結構，造就了當時故宮博物院在文物研究、文物鑑定、文物修復、古建保護諸領域專家雲集、人才輩出的局面。吳仲超院長還新設學術委員會以及陳列、保管、群工、古建等主要業務部門，開闢館室，建立庫房，清理藏品以及大規模修繕古代建築等。1958年故宮博物院創辦了《故宮博物院院刊》。1971年以後成立了研究室，為院內著名的專家學者配備助手，以便深入開展學術研究。到80年代，我院專門從事研究工作的老專家有徐邦達、顧鐵符、朱家溍、馮先銘等人，鑑定專家馬子云、劉九庵、王以坤、耿寶昌、王文昶以及高級工程師於倬雲、王璞子等，均在不同領域做出了顯著成績。

20世紀80年代末，在張忠培院長的領導下，故宮博物院開始有計劃地引進高等院校的應屆畢業生和相關專業人才，建立和完善學術機構設置。經過多年的培養和成長，開始實行專業技術職務任命制，設立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取得審批文博系統高級專業職務的資格，通過改變研究室職能、鼓勵學術交流研究等方式，促進學術人才的成長。自21世紀以來，故宮博物院在繼續重視已有學術積累和博物館人才培養範式的基礎上，鄭欣淼院長於2003年提出了「故宮學」的學術概念，推進故宮博物院學術由自發向自覺的思考，2004年成立科研處。其後故宮博物院陸續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和中國社科院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機構建立了合作機制。2012年以後，在單霽翔院長的領導下，故宮博物院又成立了「故宮研究院」和「故宮學院」兩個非建制學術平臺，建立了9個「故宮學院」分院機構，創辦了「故宮講壇」，並於2013年8月申請成立了故宮博士後科研工作站。進一步擴大國際國內合作，國際博物館協會、國際文物保護學會兩個國際組織的唯一海外培訓中心也都落戶故宮博物院，在擴大與高校合作的同時，也與包括敦煌研究院在內的一些文博機構建立合作關係。這些合作研究平臺和多元化學術交流機制的建立，為故宮博物院學術研究、人才培養創造了更多條件。

故宮「千古風流人物——蘇軾主題書畫特展」入口處現場   

 

故宮藏宋代《赤壁圖》

故宮博物院歷來重視學術成果發表陣地的建設。民國時期的《故宮周刊》《掌故叢編》《史料旬刊》等出版物在當時頗負盛名。20世紀70年代後隨著故宮博物院事業的發展，1979年綜合性學術刊物《故宮博物院院刊》復刊為季刊，直至1999年，2000年改為雙月刊，2004年進一步擴版，2019年改為單月刊，一直是文博考古領域名列前茅的核心期刊之一。1980年創辦《紫禁城》雜誌，1995年改為季刊，2004年改擴版為雙月刊，2006年再度擴版並正式改為月刊。在迎接故宮博物院建院80年之際，於2004年創辦了《故宮學刊》，主要刊登故宮學研究的成果。此外，故宮博物院還於1999年與北京大學合辦了連續出版物《明清論叢》。這些刊物刊發了大量院內外的研究成果，成為故宮博物院研究人員重要的學術交流園地。故宮的出版工作一直秉承著資源開放的傳統，自1983年成立紫禁城出版社以來，共出版各類出版物3000餘種，獲得多項國家級榮譽。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9月更名為「故宮出版社」後，經過摸索形成了文物藝術、宮廷文化、明清歷史三大有特色的出版板塊，並形成「故宮博物院學術文庫」、「中國考古文物通論」、「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故宮經典」等若干富於故宮特色的系列出版物，逐漸形成囊括各個文物門類，資料性、學術性和普及性兼備且富有藝術性和知識性的出版特色。

2019年，故宮博物院完成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不可移動文物本體劣化風險監測分析技術和裝備研發」和「有機質可移動文物價值認知及關鍵技術研究」兩個項目的申報立項，穩步推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研究課題、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教育部甲骨文專項和院課題等20多項各類課題。良好的學術土壤，使我院湧現出了一批優秀中青年學者，一大批青年專家也在迅速進行學術積累。截至2020年8月，故宮博物院共有專業技術人員893人，其中高級職稱345人。科學研究隊伍的不斷壯大、學術平臺的搭建與完善、出版流傳工作的蒸蒸日上，使「學術故宮」的建設也初具氣象。

「學術故宮」是支撐故宮博物院事業不斷前行的核心。從故宮博物院肇建時研究機構的定位，到「學術故宮」的建設，是故宮博物院學術傳統的新發展，一支穩定且充滿活力的、圍繞故宮承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展開多學科研究的學術團隊，若干開放包容的學術交流平臺，一系列高品質的學術成果發表陣地，將推動故宮博物院學術研究沿著整體性、體系性和開放性的方向邁進。

從信息技術應用到構建「數字故宮」，實現文物的永久保存和永續傳承

現代社會中，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數位技術在各個領域的應用已經成為了時代潮流。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故宮博物院緊緊抓住網際網路、移動網際網路、數位技術的發展機遇，結合社會需要，從信息化建設出發，在文物數位化採集、存貯和管理、網站等媒體平臺建設和應用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21世紀初，故宮博物院初步形成了以建立信息網絡為底層支撐，數字資源採集為基礎，數據管理利用為中樞，支持對內對外、線上線下的各類應用，應用研究貫穿全程的信息化建設體系。

自1998年正式成立了資料信息中心起，故宮博物院就確立了「以信息化作為槓桿和支點，改造傳統的博物館，使故宮博物院儘快躋身世界一流博物館之列」的信息化發展目標。二十多年來，故宮博物院的信息化建設迅速發展。

在故宮博物院各項文物、古建等的基礎數據資源採集、加工、利用工作方面。2005年起故宮博物院全面採用了數字攝影技術，至2008年完成絕大部分一級品文物的影像採集，並啟動了二級文物的基礎影像採集工作。到2020年故宮博物院共拍攝文物總計62.8萬餘件，目前在庫136.3萬餘張文物影像，共完成各種視頻素材拍攝48.5萬餘分鐘，積累了豐富的數字信息資源。

在內部管理信息系統建設與運行維護工作方面。故宮博物院先後完成了辦公自動化系統、業務管理平臺、資源數據平臺等行政管理平臺的建設。故宮博物院辦公自動化系統（OA）於2005年6月上線使用，經過多次升級，初步適應現代化博物館的辦公和管理需求。在業務管理平臺建設上，先後完成了文物流通與出入庫系統、文物系統、故宮世界文化遺產監測系統、零修工作管理系統等多個系統的建設。資源數據平臺上，先後完成了圖紙資源管理系統、影像資源管理系統、視音頻資源管理系統、文檔資源管理系統等的建設。

故宮數字文物庫

在數字展示方面。故宮博物院官網自2001年上線後，經過近20年建設，形成了中文、英文、青少年網站群，此外還有多達10個App程序，微博、微信、學習強國等多個新媒體官方帳號的龐大體系，為不同的觀眾群體提供各具特色的優質服務。故宮博物院官網錄入並發布了全部186萬餘件（套）文物底帳信息，2019年還新上線了「數字文物庫」，將5.2萬餘件（套）文物高清圖片對外公布。近年來，故宮博物院又順應「網際網路+」的發展趨勢，將數位技術作為文化展示的重要引擎，用3年時間初步建成了「數字故宮社區」。截至2020年8月，故宮博物院官方中文網、英文網、青少年網，總訪問量1億次。現有新浪微博粉絲970餘萬，微信公眾號粉絲210餘萬，「#愛上紫禁城#」話題閱讀量達2.8億。在數位技術運用方面，10款「故宮出品」系列App總下載量超過788萬；7部劇場版VR節目，4個線下+3個線上VR交互體驗項目，觀眾總數超過78.4萬人次。線下數字展示方面，故宮博物院在端門建設了數字展館，2015年12月開放後，得到觀眾的認可。2017年10月，端門數字館推出主題數字體驗展《發現•養心殿》更受熱捧，故宮數字展覽、數字展廳累積接待觀眾超過16萬人次。2020年「雲遊故宮」全媒體平臺出現，將故宮博物院多年積累的數字資源按照用戶需求進行了重組，平臺一經上線，獲得了廣泛好評。

故宮對文物進行數位化採集後的一些欄目

「故宮名畫記」中羅列的歷代藝術家

目前，故宮博物院仍在繼續做好數位化相關工作：一是對故宮博物院28類藏品逐項制定基礎二維影像採集標準，實現每年超過6萬件文物的基礎影像採集工作，以後逐年擴大到每年10萬件的規模。二是在科技部「文物數位化保護關鍵技術和標準示範研究」項目基礎上，明確「數字文物」概念並建立精度和色彩等標準，每年採集製作150件左右高精度「數字文物」。三是製作「故宮古建大修」、「專家帶你看展覽」和「故宮講壇」等優質系列故宮視頻專題片，形成品牌和良好口碑。四是開展「老專家口述史」、「非遺技藝」等搶救性記錄拍攝項目。五是整合數字資源系統建設，建立統一的數字資源管理平臺，線下完成「大高玄殿數字館」建設並向公眾開放，線上全面整合故宮數字服務產品，以「數字故宮社區」為頂層設計，分別以故宮博物院官方網站和「數字故宮」小程序為PC端和移動端的載體，打通線上線下數字展示資源與傳播渠道，形成數字服務的無縫銜接和閉環設計，完成數字故宮社區生態布局。

把博物館搬上「雲端」，將藏品數位化，是近年來各地博物館發展的趨勢。故宮博物院信息化建設的發展，已遠遠超出了20世紀90年代成立資料信息中心的「信息化」目標。隨著「數字文物」概念的提出，網絡技術特別是5G技術的發展，新的包容性更大、指導性更強的「數字故宮」理念應運而生。在「數字故宮」的指引下，故宮博物院在確保數據安全的前提下，將通過優化網絡辦公平臺，全力推動文物數位化保護，夯實數字故宮基礎，推動數字資源高效管理與利用，使文化與科技充分融合、相互支持，激發文化創造力，將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相結合，健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合力傳播弘揚傳統文化，讓更多的人從故宮受到教益，使故宮博物院更好地發揮其珍護傳統、傳承文明的文化使命。

故宮博物院

從以開放紫禁城為目標到構建「活力故宮」，讓故宮文物活起來，讓故宮人活力迸發出來

以公眾需求為根本，讓文物「活起來」，講好中國故事，努力建設「活力故宮」，是我院的發展方向和根本追求。1924年後，開放紫禁城是清室善後委員會和故宮博物院的重要職責，而陳列展覽是故宮博物院實現這一職責的重要手段。1925年10月10日，隨著故宮博物院的成立，昔日的紫禁城變成了人民的博物館。1928年易培基任院長後，隨著故宮古建修繕與古物清點工作的進行，故宮可供展覽開放的面積逐步擴大，紫禁城的開放區域逐步擴大，各種展覽也隨之舉辦。故宮博物院對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宮殿，保留原有格局，對其加以修繕後，以宮廷原狀形式開放，使觀眾能感受到昔日帝王執政生活之實景。對於與典制無關或不太重要的配殿，則將原存其中的文物分類遷存於各庫房集中保管，在整理裝修後，闢為文物陳列室，舉辦各類主題展覽，如改造建福宮、撫辰殿為家具陳列室，改造承乾宮為瓷器陳列室，修繕齋宮為玉器陳列室，修繕鹹福宮為乾隆珍賞物陳列室，修繕景陽宮為瓷器陳列室，修繕景仁宮為銅器陳列室等。故宮博物院文物南遷及西遷期間，還多次舉辦國內外文物展覽。如1935年至1936年從存滬文物中選擇各類重要文物735件，赴英國倫敦參加「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1939年至1940年選100件珍貴文物參加莫斯科「中國藝術展覽會」。在國內，抗戰前和抗戰期間，也曾在上海、南京、重慶、成都、貴陽等地多次舉辦故宮博物院文物展覽。這一系列活動正如馬衡院長所說，結果不獨在闡揚學術與國際聲譽方面，已有相當收穫，即於啟發民智、增進一般民族意識，亦已有影響，成效頗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按照新的博物館定位和規劃，在馬衡院長、吳仲超院長的接續努力下，故宮博物院充實展覽內容，調整完善院內展覽，確立了原狀陳列與專題陳列相結合的陳列展覽格局，即：在紫禁城中軸線上的三大殿、後三宮以及西六宮設計宮廷史跡原狀陳列；在內西路闢設歷代藝術館，在內東路及奉先殿闢設青銅器等專館陳列，在外東路闢設繪畫館和珍寶館。這一陳列展覽格局和展陳理念沿承至今。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時，故宮博物院展出古代藝術的陳列專館有歷代藝術館、繪畫館、雕塑館、青銅器館、陶瓷館、織繡館、珍寶館；在後三宮、西六宮、外東路樂壽堂一帶有皇帝辦公以及帝後居處的原狀陳列。在宣傳方面，則有口頭講解和廣播介紹等宣教方式。至1985年故宮開放的專館有歷代藝術館、繪畫館、銘刻館、文房四寶館、青銅器館、陶瓷館、明清工藝美術館、珍寶館、鐘錶館、清宮玩具陳列室、清代宮廷典章文物展覽，以及三大殿、後三宮、西六宮的原狀陳列。此外，還先後舉辦了紀念古代十大畫家展覽等數十次臨時展覽。近年來，隨著開放面積的增加，故宮博物院以保護為主，根據時代內涵不斷調整陳列展覽定位，完善展陳格局，優化展覽策劃，初步探索出利用古建築進行展覽陳列的模式。中軸線、西六宮等原狀陳列是故宮博物院獨一無二的展陳形式，珍寶館、鐘錶館、雕塑館等常設展館也廣受歡迎，曾舉辦的「《石渠寶笈》特展」、「天下龍泉——青瓷的全球化」、「須彌福壽——當扎什倫布寺遇見紫禁城」等臨時展覽產生了很大影響。自1949年以來，故宮博物院共舉辦各類院內展覽630餘次，這些高質量展覽為弘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為全民族樹立文化自信打下了堅實基礎。

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鑑，因互鑑而發展。不斷擴大國際合作是弘揚中華優秀文化、拓展博物館發展空間的重要方式。紫禁城自建立以來，一直是東西方文化融匯交流的窗口，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中心。故宮博物院成立後也一直承擔著中外文化交流的任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故宮博物院不斷加強與國外交流合作，改革開放以後故宮博物院作為國家文化窗口，也承擔了更多文化走出去的使命，與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俄羅斯、新加坡等國家開展了諸多展覽、文物保護合作項目，增進了相互之間的友誼。200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與法國羅浮宮博物館籤署合作協議後，其後又與世界其他幾大著名博物館都籤訂了相關合作協議，並通過合作辦展、人才交流等方式，發揮文物展覽在弘揚中華文化和提升中國軟實力上的作用，與我國外交政策和文化走出去充分對接。隨著故宮博物院的國際影響力持續提升，交流範圍不斷擴大，各國文博界的文化交往不斷深化，已連續四年舉辦的世界古代文明保護論壇，籤署了《紫禁城宣言》和《太和宣言》。近年來，故宮博物院還與阿聯、肯亞、烏茲別克斯坦等多國在遺址保護區內展開聯合考古，與瑞士、美國、希臘等多國的專業機構就文物修復理念和技術展開合作。

故宮博物院還與香港、澳門、臺灣地區開展了多項合作，增強中華文化凝聚力和認同感。一直以來，故宮博物院通過展覽、合作項目、學術活動、人員交流等方式，與香港、澳門文化機構保持了良好的交流合作關係。故宮博物院與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12年首次籤署交流合作協議，2018年5月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動土，預計於2022年6月底正式開幕。與臺灣方面，2009年2月14日，周功鑫院長率臺北故宮博物院一行訪問北京故宮博物院，實現了兩院之間的「破冰之旅」，並就兩院開展交流合作達成8項共識後。2010年6月兩岸故宮博物院在建院85周年之際舉辦了「溫故知新——兩岸故宮重走文物南遷路」活動。此外，兩岸故宮博物院還舉辦了多次學術研討會。

近年來，我院還通過不斷推出內涵豐富的宣教活動，不斷挖掘文物的多元化價值，創造性轉化為文化創意產品、影視話劇、出版物等，傳播故宮文化，服務社會公眾，將文化融入生活，惠及大眾特別是增強對青少年的吸引力，建設「活力故宮」。一是舉辦了多種惠及大眾的宣教活動。自2003年起故宮博物院實施中小學生集體預約免票參觀以來，於每周二對提出申請的中小學生團體施行免票參觀。講解服務是故宮博物院向觀眾傳播歷史文化知識的最重要途徑之一，故宮博物院初步建立起了自動講解器、講解員、導遊、文字解說牌與陳列解說等的講解服務體系。其中講解器解說語言多達40種。二是守正創新，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大力發展文創事業和圖書出版。故宮博物院通過文創產品，深入闡釋了院藏文物蘊含的文化內涵和時代價值。文創產品的研發與銷售，是故宮文化傳播不可或缺的手段，基本實現了讓觀眾「把故宮文化帶回家」的初衷。近年來故宮出版物屢獲大獎，《故宮日曆》《謎宮·如意琳琅圖籍》等取得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豐收。三是不斷開拓故宮文化傳播的新方式。近年來，《我在故宮修文物》《上新了，故宮》（第一、第二季）《國家寶藏》《故宮新事》等節目屢獲觀眾好評，對宣傳和推廣故宮所承載的優秀傳統文化起到了積極作用。由故宮博物院年青人自編自演的《青瓷》和《海棠依舊》等演出激發了年輕人愛我院史、珍護文物的使命感與責任感。2018年5月我院與鳳凰衛視合作推出的《清明上河圖3.0》，從歷史知識到文化美學讓大家感受「文物活起來」，成為改革開放四十年成就展中最受觀眾歡迎的項目之一。此外，故宮博物院還先後與騰訊舉辦了「騰訊創新大賽」、聯合打造主題漫畫《故宮回聲》等項目，受到了青少年觀眾的極大喜愛。疫情期間，故宮博物院推出多場高質量線上直播及教育活動，挖掘古建築和文物蘊含的人文精神和多元價值，將文化融入大眾生活。2020年清明節期間和國際博物館日、中國文化遺產日分別開展直播活動，總瀏覽量超4.6億次，讓那些因各種原因不能來到故宮的人們有機會感受到故宮承載的5000年中華文明的博大、厚重和無窮魅力，也會喚起全社會對文化遺產保護的行動自覺，共同守護人類珍貴文化遺產。四是充分激發「故宮人」活力，為博物館事業的發展提供青春動力。一方面通過狠抓人才隊伍建設，充分調動故宮博物院員工特別是青年員工的積極性、創造性，在幹事創業中把新時代故宮人的活力充分迸發出來；一方面立足當下，面向未來，通過各種活動使青年故宮人才從老一輩故宮人的生動實踐中汲取智慧和營養，自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故宮人精神與新時代完美結合、同頻共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故宮博物院的各項事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有機會能一睹紫禁城風貌的觀眾數量猛增。據統計，從1930年到1948年的18年內累計觀眾為300多萬人次。1949年至2019年的70年間，故宮博物院累計接待觀眾4.56億人次，而其中1979年至2019年的40年間，則接待觀眾3.88億人次，佔70年來總參觀人數的85.14%。2019年，故宮博物院共接待觀眾1933萬餘人次。

文物保護事業的出發點與落腳點，是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加的精神文化需求。95年來，故宮博物院從開放紫禁城的這一基本職責與目標出發，到通過舉辦展覽、開發文創、編輯出版物、組織各式宣教和文化弘揚活動，不斷完善博物館職能，不斷提高博物館活力，並逐步形成了「活力故宮」的建設目標。「活力故宮」是在全面系統把握新時代故宮博物院事業發展的內外部環境特徵和其內在聯繫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建設發展目標。「活力故宮」建設著眼於服務當代，通過充分挖掘文物蘊含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並將其創造性地轉化為大眾喜聞樂見，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展覽展示活動、文化創意產品、新媒體展示方式、公眾社會教育資源等，賦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新的時代內涵和現代表現形式，讓文物的靈魂活起來；要求把博物院的建設發展融入到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去，通過走出去請進來，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交流合作，促進故宮人才交流，促進故宮文化交流，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貢獻故宮人的力量。

故宮博物院龍泉瓷特展開幕式，鄭欣淼、單霽翔、王旭東及知名文物專家等參加

故宮博物院內的學術會，王旭東（左三）在發言

使命與願景

中華民族創造了源遠流長的優秀傳統文化，其中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的滋養。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講話時指出：「不忘歷史才能開闢未來，善於繼承才能善於創新。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我們要善於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自1420年建立以來，作為明清封建皇權核心的所在地，紫禁城一直以它特有的方式集中了中華民族最精美的文物、最優秀的工匠與最龐大的知識，是國家意志推動下，人民的偉大智慧和創造的結晶，是我國最高的藝術殿堂，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匯聚地，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載體。在近代由皇宮向博物館轉變過程中，故宮博物院與中華民族同呼吸共命運，歷經坎坷，砥礪前行，從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故宮古物、開放紫禁城，到著力推行的完整保護、文物南遷、修繕古建，到視國寶為生命的追求與守護理想，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故宮博物院在古建修繕、文物清理、安全保衛、展覽開放、宣傳教育、出版流傳、數字故宮建設等多方面的全面發展，逐漸形成了故宮人獨特的精神風骨，故宮博物院也成為國家保護傳承中華文明的見證者、親歷者。

2016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致國際博物館高級別論壇的賀信中說，「博物館是保護和傳承人類文明的重要殿堂，是連接過去、現在、未來的橋梁，在促進世界文明交流互鑑方面具有特殊作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中華文化的發展繁榮需要我們博物館人貢獻自己的才智與努力。回顧不同歷史時期，一代又一代的故宮人通過艱辛努力，對故宮所承載的優秀傳統文化進行界定和弘揚，對博物館發展道路的不斷探索，最終形成了平安故宮、學術故宮、數字故宮、活力故宮的「四個故宮」建設體系。

今天，真實完整地保護並負責任地傳承弘揚故宮承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的神聖使命，同時也是我們對國家對人民乃至對整個世界的莊嚴承諾。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將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深入思考、守正創新、積極行動，不斷完善「四個故宮」建設體系，努力將故宮博物院建成國際一流博物館，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典範，文化和旅遊融合的引領者，文明交流互鑑的中華文化會客廳。

故宮雪景

［作者為故宮博物院院長］

[1]故宮博物院文物現總數為1863404件（套）。

[2]李煜瀛：《故宮博物院記略》，《故宮周刊》1929年總第2期。

[3]故宮博物院三大館館長皆是當時學界名流，如古物館館長、副館長先後有易培基、江庸、馬衡、俞同奎、徐鴻寶，圖書館館長、副館長有莊蘊寬、傅增湘、許寶衡、袁同禮、江瀚，文獻館館長、副館長有張繼、沈兼士、姚從吾，秘書處秘書長（1934年撤銷）李宗侗等，都取得了極大的學術成就。

[4]《北京志稿六·文教志（下）》頁357，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

[5]《民國十八年本院全年工作報告》，故宮博物院檔案。

[6]1938年9、10月間，時任故宮博物院理事的李濟，曾受委託調查故宮文物存放於陝西漢中文物的搬運存放情形，他在報告書中說：「謹案自抗戰以來，敵人對於我國文化品之加倍摧殘或儘量劫奪，為極顯著之事實⋯⋯查原有之故宮組織，為一純粹的學術性質，其行政機構亦偏重於此類功能。」

[7]鄭欣淼：《故宮學述略》，載《故宮與故宮學》頁192，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本文原刊故宮博物院院刊，原標題為《使命與擔當——故宮博物院95年的回顧與展望》，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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