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號201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揭曉。美國科學家詹姆斯·艾利森(James P Allison)和日本科學家本庶佑(Tasuku Honjo)最終獲得了這一獎項。儘管兩人的獲獎實至名歸，但華人科學家陳列平與諾獎的擦肩而過，讓很多人感到不平。
其實許多媒體和學者與評委會產生的分歧主要在於，日本科學家本庶佑雖然發現了PD-1抗體推開了腫瘤免疫研究的大門，但首先邁進大門意識到PD-1能用來對付癌症的卻是陳列平。在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宣布後的發布會現場，就有記者向評委會提問，為何沒有把獎項頒發給同樣在免疫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的陳列平。評委會的回答是「我們只針對獲獎的候選人做評論」。
在這裡，我們不對獎項的公正性過多質疑，陳列平雖是華人科學家，但國籍已入美國，想必瑞典人對中國人的不喜，套用不到他身上，只談談日本在科學上的投入。
2001年，日本政府確定了一項雄心勃勃的科學計劃，提出「50年內拿30個諾貝爾獎」的口號。此前，在諾獎的百年歷史中，作為世界經濟大國的日本，還只有9位得主。
當時很多人以為日本人吹牛，包括日本科學家野依良治，毫不客氣地抨擊這樣的目標「很沒腦子」。但結果，他當年就拿到了諾貝爾化學獎，算是一個開門紅。
以後每年的諾貝爾獎，似乎都少不了日本人的身影。今年10月1日，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又被授予日本免疫學家本庶佑和他的美國同行。
算起來，從2001至2018年，獲諾獎的日本人已有18位。照這樣一年一個的節奏，「50年30個」目標，應該如探囊取物了。
相比之下，我國2015年才由屠呦呦實現本土中國人在自然科學領域諾獎的零突破，其他領域的得獎更是屈指可數。這種鮮明的差距，引發國人大片唏噓和感慨。無論是國土面積、GDP、貿易總量還是在國際組織、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哪項指標中國不遠超日本？可是，為何在知識高峰的攀登之路上，日本人卻能往往成為諾獎「黑馬」，而以勤奮聰明著稱的中國人卻屢屢受挫？。
1，貨幣上的秘密。
與絕大多數國家不同，日本鈔票上的人物，不都是政治家。
一千元日元鈔票——野口英世，日本著名生物學家，1928年，他在非洲研究黃熱病時因傳染上病毒而去世，他的墓碑上寫著：「他畢生致力於科學，他為人類而生，為人類而死。」
五千元日幣上的人物——日本著名女作家樋口一葉，說起來，她還當過《朝日新聞》的記者。
最大面額一萬日元上的人物——「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澤諭吉。其在著作《文明論概略》中提到，「人類的學問是日新月異的，昨日之得，可能變成今日之失，往年之是，將變成今年之非。」福澤諭吉在明治維新期間，從思想上率領日本全體國民深刻反思如何趕超西洋文明，力倡要對事物持懷疑態度、努力鑽研、求真求實，以求日本文明進步和學術發展。日本當前「井噴式」的諾獎成就，已然將百年前福澤諭吉的呼籲變成現實。
2、尊師重教。
日本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對知識淵博的人表達最大敬仰外，還很捨得給教學科研人員掏錢。2005年至2015年十年間日本的科研經費平均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3%，居發達國家首位，2016年甚至超過美國！即使是在面臨經濟困難的「失去的二十年」期間，日本也依然確保科研教學的投入。日本的科研申報課題據稱是採用課題註冊制，無須層層審批，其中重點科研項目經費無上限！科研人員不僅不受不合理的考核指標的幹擾，更無無繁瑣的發票報銷之困擾。即使萬一某段時間沒產出科研成果也無須擔心受冷落或失去飯碗！
據介紹，在日本，科學家被稱為「先生」。而「先生」一詞不是誰都能用的，只有民眾心中最為崇高與敬仰的職業，才能有此殊榮。
相比之下，中國的「尊師重教重科研」並未落到實處，現實中輕待教師和科研的現象比比皆是。勉強維持基本生存的微薄工資、結論導向的項目申報、量化的論文評估指標、苛刻耗時又作用甚微的經費報銷，這些急功近利、高成本、「自我內耗」的制度安排，正是引發高等教育科研壓抑、「狂躁」、無創新無活力的原因之一。難怪中國的教育家、武漢大學原校長劉道玉疾呼：中國的大學「病」了！相反，日本高度自由、寬鬆和信任的學術環境，卻反而保障學者長期潛心於基礎和前沿的研究，大力激發學術科研的創造力和爆發力，最終使諾獎輕鬆花落「東瀛島國」。據諾獎委員會的成員透露，今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已年屆76歲的本庶佑，在得知自己獲獎時表現十分平靜，甚至還有些害羞。
三、學術氛圍
嚴謹認真是日本這個國家的代名詞，不單是學術上面，日本人很注意細節，要求做事上面準確，時間上面把握精確，所謂細節決定成敗應該在日本這個國度體現的比較全面具體。在研究室裡沒有人規定你必須早八晚五的打卡上班，一切都是靠自覺性。越是這樣，大家越是沒有遲到早退的。加班加點的工作更是正常事情。
熱烈指的是學術討論上面，大到開國際學術會議小到科室內部的文獻分享，每個人都會積極參與，學生老師教授不分你我，有問題就發問，會拓展很寬很廣，大家一起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解決不了的會後續查閱相關資料。大家發言各有不同，有的是提問，有的發表不同意見，有的作補充，有的提新看法，非常的民主，這時候不會因為你是教授我是學生而決定對錯，大家各抒己見，這樣很有益於拓展思路，找到更明確的方向或者說發現更感興趣的方向內容。
當然，日本也有轟轟烈烈的科學造假。
記得2013年，日本「美女科學家」小保方晴子等人，宣稱成功培育出能分化為多種細胞的新型「萬能細胞」——STAP細胞。這一重大成果，當時被譽為「諾貝爾獎級別」。
但拿到諾貝爾獎是不可能的，因為隨後很多科研人員就指出，這個發現疑點太多，小保方晴子所在的日本理化學研究所調查後認為，美女科學家在論文中有篡改、捏造等造假問題，存在嚴重學術不端。
這場登上《自然》年度十大科學事件的學術鬧劇，以主角小保方晴子（OBOKATA Haruko）的辭職，和STAP細胞的重現失敗告終。而小保方晴子的導師、日本著名科學家的笹井芳樹自殺身亡。很多人認為，笹井芳樹無法面對學生欺詐的現實，覺得只有自殺才能洗刷恥辱。
自殺當然也不可取，但類似小保方晴子的學術不端，中國應該也有不少吧，有幾個人像笹井芳樹這樣認真、剛烈呢？
正是這樣，日本科學家才能專注於科學研究，才成就了最近18年諾貝爾獎的爆發。諾貝爾科學獎有滯後性，有時可能長達20年，但日本的這種厚積薄發，應該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人取得的成就，有我們值得借鑑之處。
值得慶幸的是，我國生物醫藥創新雖然才剛起步，已經開始後繼發力。
據科研圈報導， 2014年，基於「免疫系統剎車」抑制的第一個PD-1抑制劑在美國上市；2018年6月15日，中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正式批准PD-1抗體納武利尤單抗注射液（商品名歐狄沃，英文名Opdivo）上市，針對的適應症是「系統治療的非小細胞肺癌（不包括敏感基因突變患者）」，意味著我國的腫瘤治療真正進入了「免疫」時代。
目前，我國已批准兩個進口的PD-1單抗藥上市銷售，國內有100多家企業投入了PD-1單抗研發。君實生物、信達生物、恆瑞醫藥和百濟神州四家公司申報了PD-1單抗上市申請，其中，信達生物的信迪利、恆瑞醫藥的卡瑞利珠已完成技術審評並離開了藥審中心。
截至目前，全球藥品市場共有160多種PD-1新藥獲得上市或上市審批中，有超過1500個PD-1抑制劑的臨床試驗項目同時開展。
不過，據國家藥品審評中心化藥臨床一部部長楊志敏介紹，截至2018年6月25日，中國共有193項PD-1試驗在Clinical trials登記開展，全球研發熱度僅次於美國。
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無需再計較諾貝爾獎的得失，在科研領域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全國範圍形成尊崇知識的信仰，才是我們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