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一場有關時間的著名爭論，在哲學家亨利·柏格森與物理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之間展開。
柏格森一方面肯定了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成就，也同時尖銳地指出了物理學家時間觀的不足。在他看來，「時間」絕不能僅僅作為一個可以被機械測量、可以化作方程的客觀對象來看待。比起測量時間來說，為什麼時間的測量工具與時間的對應關係，對於人來說是有意義的？這一問題更為關鍵。
而在愛因斯坦看來，哲學家和物理學家有著心理學的和物理學的兩種對時間的理解，前者側重於人內心對時間的感知，而後者則重視時間的測量。
在這次爭論後，兩人的歷史地位發生了某種倒轉：原本聲望如日中天的柏格森雖然直至如今仍然是重要的思想家，但卻已經被許多人遺忘。與之相反，愛因斯坦則已經幾乎成為物理學界最重要的象徵，這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地位發展的某種縮影。與之相類似的是，人們對時間的理解同樣逐漸籠罩在科學的陰影下，人們絕少追問時間之於自己意味著什麼，而僅僅是將其作為用來高效安排生產生活的一個參照物。
社會學家索羅金和莫頓就曾疑惑，為何人們常常忘記時間的社會建構的一面，而只記得其物理的一面。或許，是因為藉助鐘錶組織行動的時序，從而高效有秩序地生活，已經成為現代人最大的一種「美德」。
不過，柏格森式對時間的人文主義思考並非沒有同道。從胡塞爾、海德格爾等哲學家，到埃利亞斯、羅薩等社會學家，還有心理學者、傳播學者，都逐漸將目光或是投向人類對時間的感知與體驗，或是技術條件、社會結構對人類時間安排的影響。時間不止存在於鐘錶之中，更存在於日常生活的感受與觀念裡。
這裡無意貶低物理學對時間的貢獻，只是對於現代人來說，我們已經深深習慣於物理學構建的秩序，找回這種更為深刻的時間感受，顯得彌足珍貴。
古老的傳統：「我在等靈魂追上我！」
中世紀的哲學家奧古斯丁曾在名作《懺悔錄》中留下這樣一句名言：「什麼是時間？如果沒有人問我，我知道。如果我要向發問者解釋，我則一無所知。」
義大利物理學家卡洛·羅韋利則在《時間的秩序》中寫道：「我停下來，什麼也不做。什麼也沒有發生。我什麼也不去想。我聆聽時間的流逝。這就是時間，熟悉又親密。我們任它帶領。秒、時、年的洪流將我們投向生命，我們棲居於時間之中，就如魚在水中。我們的存在，就是在時間中存在」。
時間就是這樣一個神奇的存在：我們與它仿佛融為一體，卻又形同陌路。我們常常談論時間，但似乎每一個人都能給出不同的答案。
而如果把目光放大到人類歷史的尺度，我們會發現，不同文明之間對時間曾經也有著十分不同的理解，這些理解植根於各自文明的土壤中，並型塑著文明發展的軌跡。
布魯斯·查特文在《歌之版圖》中講過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
一名來非洲部落觀光探險的歐洲白人聘請了一位當地嚮導。白人有自己預定的行程，走得快，以至於嚮導一時跟不上。然而，無論白人多付多少錢，也無法說服嚮導調整自己的步伐，嚮導說，他「在等自己的靈魂追上自己」。
而在科幻小說家特德·姜的短篇小說《雙面真相》中，一支來自西方的探險隊也來到一個原始部落，他們發現這裡的人們彼此信仰不同的祖先，因為他們沒有文字，缺乏有記錄的統一歷史，每個人都活在各自版本的歷史時間之中。
這兩個故事講述了文明的相遇，也講述了時間感的衝突。「原始部落」作為共同的主角，代表了一種前現代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時間感知。這裡的人們有著自己的時間節律，這種節律與當地的物候、文化相呼應，它們因地而異，各地之間無法通約。
與之對應的，則是「受制於行程表」的標準化時間感知，這種感知依賴鐘錶等外部的時間刻度。這些刻度斬斷了人在進行時間感知時與自然環境之間的聯繫，但卻能夠讓不同地域、不同文明的人們按照一套統一的秩序行動。
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認為，一種「脫域」機制的誕生，是現代社會生活的重要特徵。這種機制將社會關係從特定場所的控制中強行解脫出來，對生產生活的時空進行重組。
成熟時鐘機械的誕生對現代文明非同小可，自此，人們可以擺脫不同地區感知時間模式的差異，通過統一的時間刻度協調彼此的行動，大規模工業化生產、跨國貿易這些孕育現代社會的重要活動才得以開展。
這種基於時鐘的時間感知的關鍵，其實並不在於一個外在的刻度是否存在，而在於這種刻度是否能夠將時間看作一個純粹而抽象的客體。
例如，古代中國其實也有自己的曆法和計時工具，但在吳國盛看來，中國人並沒有真正提煉出純粹的時間概念，這也成為古代中國沒有發展出現代科技的一個原因。
古代中國人最愛講的時間概念可能是「時」，司馬遷就評價項羽之死是「時不利兮騅不逝」。「時」是一個十分豐富的概念，它連接著物理意義上的自然，也連接著道德、命運維度中的天地。講究「民胞物與」的中國人對時間的理解，往往關乎具體的「情勢」，時間在這裡遠遠不僅是鐘錶上空洞而抽象的數字。從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種前現代的時間感知。
匆忙的現代人：「我沒空！」
「我快沒時間了！」「我沒空！」這是勞碌的現代人常常發出的感嘆。甚至於現如今，時間稀缺成為了某種另類的勳章，「大忙人」常常能掙得一個事業有成、人生贏家的印象。簡單的三個字背後，是一套標準化的嚴格時間安排，和對效率的極致追求。這是被時鐘帶入現代文明時人的煩惱。一個等待靈魂追上自己的部落人，是不可能發出「我沒空」的喟嘆的。
時鐘帶來的標準化時間將對秩序和效率的追求，施加給現代社會的各個方面。
福特為現代汽車工業留下的流水線，就基於對時間序列的精密控制。新式的陸軍訓練也詳細分割了每一項訓練的時間周期，便步和正步的每分鐘步伐數都可以被精確地安排，用以尋找最能提升隊伍紀律和作戰效率的方案。
在交通領域更是如此，為了滿足越來越頻繁和大體量的貿易需求，現代社會的航船告別了葉聖陶在《三種船》中寫的那種遊船式的悠閒，坐船的人「遲到了些實在不算事兒，就算不到又何妨」，而是在海關、碼頭處矗立的鐘樓精準的鐘聲中，滿載著按時集中前來坐船的大批乘客離岸。火車的誕生，更是宣告著人類通勤速度的一次飛越。1935年，中國《鐵道》雜誌的一篇文章就寫道，「鐵道員工，應特別注意時間」。
不過，時間感的現代化也是一個我們熟悉的弗蘭肯斯坦式的故事：人們將主宰時間的秩序交給了自己造出來的鐘表，卻從此踏上了成為時間奴隸的旅程。
剛剛提到的火車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火車大大縮短了人們對抵達行程目的地所做的時間預期，然而，對風馳電掣一般速度的歆享同時也伴隨著時間壓縮過程中劇烈的眩暈：火車剛剛發明時就有醫學家提出證據，稱人們處於時速25-30公裡的火車中時，看向窗外飛速掠過的景觀會帶來巨大的不適，甚至可能損傷人的大腦。儘管人類最後無疑適應了這樣的速度，但因此習得的一種名為「全景觀看」的技巧，卻使得我們與風景日漸疏離。
在頗受好評的《鐵道之旅：19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一書中，德國學者希弗爾布施就指出，人們為了規避高速帶來的不適感而訓練出的「全景式」感覺，「徹底有別於靜態的、尤其是包含著與所觀察對象之間存在緊密關係的傳統感覺」。
除了鐵路旅行，城市裡的百貨商店、越建越多的高速路立交橋，這些現代性的標誌物，都助長了全景視覺的發展。
曾經人們在低速中凝視窗外的風景，時間仿佛停滯。希弗爾布施認為，這種朝聖一般的旅遊體驗就此被鐵路摧毀。從此，我們經過的每一個地點都不再是「具有空間性的實體」，而只是交通中的一個點——我們唯一的目的，是穿過它，就像穿越那空洞的時間。待到飛機問世，人類學家馬克·歐傑更是將飛機場稱為「非地點」（non-place），它存在的價值，僅僅是幫助我們離開和抵達。
火車象徵著速度，而彼得·康納德則說「現代性的象徵就是時間的加速」。而當鐵軌變成了光纖，時速一百碼的轟鳴成為轉瞬即達的信息，時間加速的效應給我們施加的力量就變得越來越顯著和無可逃避。
當代社會學家哈特穆特·羅薩曾做過一個調查，結果顯示，許多發達國家的人都承認「我們幾乎找不到時間去做他們真正想做的事情」，但與此同時，他們又普遍認為能找得到三個小時以上的時間來上網，更詭異的是，他們認為這些不是他們「真的想做」的事，獲得的愉悅感很低。
羅薩認為這體現出現代社會的一種有些病態的主導意識——「你應該去做」，每個人心中都有無窮的「to do list」，每晚睡下時，人們都常常因為自己沒有做完足夠多的事情而心懷愧疚。這種時間的壓迫使得「提速」甚至取代了每一件事情本身，成為了人們做事的目的。
「你應該去做」的意識是如何形成的？馬克·金維爾之類的哲學家，會認為這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有關，傳媒學者會提及社交媒體等新技術的效應——總之，成因是複雜的，但鐘錶代表的標準化時間秩序的強化，無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19世紀末20世紀初，早在福特採用流水線之前，斯威夫特的工廠主管提出了一個提高工廠產出效率的方案：不是鼓勵工人們更勤奮，而是通過提高機器的速度，讓流水線上的工人們的工作節奏變快。時至今日，這個人適應「系統」的模型終於來到了它的巔峰版本。
高喊著「我沒空！」的現代人在越來越快的時間節奏中失去了對時間的掌控，也失去了對自我的掌控，逐漸徹底地服從於一個外在於人的秩序。當他們聽到哲學家齊奧朗的這句話，恐怕會頗為心有戚戚：「發明這些引擎，真的是為了節省時間嗎？我抓住一個東西，沾沾自喜，卻以為自己是它的主人」。
加速與悖論：「我在倒時差！」
如今每到年底，最受歡迎的一項朋友圈活動應該是轉發各大社交媒體平臺的「年度報告」。支付寶是我們的吃穿用度，豆瓣是我們的精神角落，網易雲承包了我們每一個負能量的夜晚——它們就像《哈利·波特》裡的魂器，儲存著不同的「我」的碎片。我們用它們來定義我們一年的時間，還年復一年地用它們來構建自我。
看了齊奧朗的話，不難發現這其實是一件細思極恐的事情。這也是不少學者的擔心，擔心人們在效率與秩序的現代性鐵籠中不斷被均質化，被那些個屏幕上跳動的數字所定義。不過，在密不透風的鐵籠上，也有縫隙，而它恰恰孕育於這個籠子內部。
這是一種充滿著悖論的時間體驗——時差。「我在倒時差！」可能是一句比「我沒空！」更現代的話——它至少說明兩件事：全球時區體系業已建立；用於客運的飛機已經有了足夠快的速度和相當的普及率。
1884年，國際子午線會議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舉辦，旨在確定國際標準計時所依據的本初子午線，會上誕生了格林尼治標準時間（GMT）。此後，協調世界時（UTC）又在1960年取代了格林尼治標準時間並沿用至今。全球時區標準的設立是標準化時間秩序抵達的又一高峰，鐘錶時間，第一次有了校準世界的可能。
然而，時差的存在卻成為意外而可貴的雜音。
美國歷史學者克里斯多福·李化用馬克思的名句，稱時差體現了某種「時間消滅空間的不徹底性」。因為跨越時區而產生的不適感，挑戰了標準化時間企圖協調一切的烏託邦幻想。這是個人內在生理節律與外部時間的衝突，在海德格爾看來，「在世存在自身，就是時鐘」。
而早在1950年，明尼蘇達大學的一項研究就首次證明了人體的「晝夜節律」，證實了海德格爾的說法。克里斯多福在《時差：晝夜節律與藍調》裡也指出，無論外在世界設定了怎樣的時間標準，各類研究都顯示了人體「內在時間」與之存在的不一致性——「與機械時鐘相比，我們的身體是不完美的時鐘，但也正因此可以回應多變的社會變遷，不會在劇烈的變動中過快衰老」。
「時間霸權」這樣的修辭其實頗為危險，因為它讓許多行動者感到自己不必擔負起責任，一切都是「時間的錯」。在時間霸權建立的過程裡，各類政治、經濟主體扮演著積極的行動者。
早年是日光燈的大規模普及，使得工廠夜班出現，也改造了人們的生理節律，使晝伏夜出的「內在時間」成為可能。如今，消滅睡眠的技術獲得了指數級的迭代升級。
美國技術史研究者喬納森·克拉裡在他的著作《24/7》中就提到，美國國防部曾經投入大量資源用於研究一種可以在遷徙過程中七天不睡的候鳥，為的只是希望能訓練出不眠不休的士兵。而克拉裡也認為，這種技術創新從軍事轉為商業用途是遲早的事情，有了不眠不休的勞動者，也會有不眠不休的消費者。
召喚「我」的時間
太陽底下無新事。當時間來到2020，我們見證了許多類似的事情在我們身邊發生：網際網路大廠的廁所開始計時；外賣平臺制定騎手間的「趕工遊戲」，讓他們用肉身超速逆行。這是標準化時間對人體節律的內在時間的徵服，也是效率至上的現代社會的縮影——在這裡，系統的時間高於人自己的時間。
人們突然間開始有些懷念那個「等著靈魂追上自己」的時候，那時候，我們的時間感來自於頭頂的星空和腳下的大地，如列斐伏爾所說勞動的時間，即是生活本身。也難怪這一年的年度彈幕是常常滿屏刷過的「爺青回」，這種大面積的懷舊，又如博伊姆在《懷舊的未來》中所說，是一種「對現代時間概念和進步時間觀念的叛逆」。
這就是「時差」為何如此有價值的原因。正是因為時差造成的嚴重不適，才使其成為一個現代人無可迴避的隱喻：它提示著我們外部時間的霸權已經讓我們陷入各類生存的危機，召喚我們努力地找回系統之外，屬於自己、屬於人的那個時間。
這是現代性在各個領域的宿命，也是人性的宿命。人們在一片混亂中懷著對秩序和效率的狂熱出發，又在成為秩序與效率的奴隸時姍姍返鄉。
人類與時間之間，是一個《最後一片藤葉》式的故事。老畫家貝爾門給患上肺炎不久於人世的窮學生瓊西畫上了最後一片藤葉，幫助「數完葉子就離開人世」的瓊西創造了生命的奇蹟。人類也曾經給自己畫上了一片藤葉，用時鐘的滴答來代替自我對時間的感知。徹底靠藤葉維繫的生命終是風中之燭，小說結尾，真相揭開，瓊西告別善意的謊言，走出了病房，她真正獲得了又一次的新生。
撰文/劉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