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鵬
亞歷山大·格拉漢姆·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1847 - 1922）是享譽世界的發明家。他發明了電話，創立了今天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加拿大貝爾電話公司和貝爾實驗室的前身——貝爾電話公司。他對於人類的貢獻如此巨大，以至於美國和加拿大兩個鄰邦都將他視作國家財富，歷史上曾經為了他究竟是美國還是加拿大科學家的事爭論不休。
然而貝爾在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筆下，有著一個抹不去的汙點——他被描述成一個著名的優生學論者（Eugenist），與極端的人種優化論支持者和活動者過從甚密。
1922年，一個叫迪文普特的人曾經在寫給貝爾的遺孀馬布爾（Mable）的一封信裡提到，她的丈夫是「美國優生運動之父」。查爾斯·本涅狄克·迪文普特（Charles Benedict Davenport，1866-1944）是美國歷史上一個許多人不願意提起的名字。這個在哈佛大學獲得了生物學博士學位、並在這裡成為動物學教授的學者，在1910年說服了工業界的巨頭們，通過一些列資助在紐約的冷泉港實驗室系統裡創立了人種優化記錄辦公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簡稱ERO。今天，ERO已經不復存在。但它的形象實在太過負面，以至於冷泉港實驗室在處理與種族主義有關的爭議事件中的極為謹慎。
貝爾的一生，都保持著對於科學研究無與倫比的熱情。而許多人不直到，除了與電報、電話相關的研究之外，他涉獵最深並長期堅持的，是與有視力及聽力障礙的殘障人士的教育相有關的一些列工作。也正是與之關聯的工作，讓他的聲譽在後世眾說紛紜，背負上沉重的包袱。那麼公眾熟悉的發明家、科學家亞歷山大·貝爾與這場運動究竟有著怎樣的關聯？
人種優化
人種優化的理念來自於今天被稱之為「優生學（Eugenics）」的概念。雖然其理念很早就已經出現，但這一概念和術語本身直到19世紀，才由維多利亞時期的著名科學家弗朗西斯·蓋爾頓（Sir Francis Galton，1822-1911）提出。蓋爾頓涉獵廣泛，身兼統計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人類學家、地理學家、發明家等等多種角色，著作等身。
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優生」- good birth，但由於它後來在歷史上和種族歧視、有選擇的交配、違反道德標準的醫學實驗、二戰中納粹德國的集中營、大屠殺等話題和事件緊密相連，因此是一個極為負面的概念。雖然把優生推向頂峰，並讓它臭名昭著的是納粹德國，但德國科學家早期其實是向美國學習了優生學的許多做法。在美國，優生學的概念來自於對白人新教徒的出生率比天主教移民——主要是義大利和愛爾蘭裔——低得多的憂慮。優生學的理論曾經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在美國的學術界廣為接受。1912年，哈佛大學的退休校長查爾斯·威廉姆·艾利亞特（Charles William Eliot，1834-1926）就曾經在舊金山校友會的一次集會上，公開宣講一個他極力支持的題目：種族淨化（racial purity）。2012年，哈佛大學的校園刊物《哈佛雜誌（Harvard Magazine）》自爆家醜，刊登了一篇題為《哈佛的人種優化時代（Harvard’s Eugenics Era）》的文章，詳細介紹了這所大學在優生運動中扮演的角色。文章大膽地承認：「……哈佛在優生運動中扮演的角色，超過其他任何一所大學」。根據統計，到1928年，美國的主流大學裡有超過兩萬名學生學習有優生學內容的376個課程。
優生學這一整套理念的基本內容有：通過限制攜帶有缺陷的或低等的（inferior）遺傳信息的人群的繁衍、促進被認為是攜帶著優等的遺傳信息的人群的繁衍，以增進人類遺傳質量的。優生學的實現有兩個方式，一，積極優生學(positive eugenics）：鼓勵健康的人們結合，繁衍優秀的後代；二，限制具有某種疾病或殘障、以及具有低等血統的人們結合，以避免缺陷的遺傳，這被稱為被動優生（negative eugenics）。
貝爾與優生學瓜葛的開始
亞歷山大 ·貝爾一生沒有間斷對聾啞人的教學、研究，以及為他們爭取權利的活動。貝爾的母親、妻子都有聽力障礙，這極大影響了他的職業興趣和選擇。出生於蘇格蘭的貝爾二十三歲時隨家人移民加拿大，踏上了北美大陸。貝爾的父親亞歷山大·邁維爾·貝爾（Alexander Melville Bell, 1819-1905）是一位很有聲望的生理語音學學者。他著作等身，窮盡一生推廣自己發明的一套供聾啞人使用的可視化語言系統。小貝爾經父親推薦，在1871年來到美國東北部的波士頓，在一所面向聾啞人公立學校裡講授教聾啞人進行語言溝通的技術。他的教學非常成功，因此又陸續收到了臨近幾個學校教學的邀請。到達波士頓的第二年，他自己開設了私人學校，招收聾啞人學生教學。貝爾就是在這裡遇到了來波士頓尋求幫助的海倫·凱勒（Helen Adams Keller，1880-1968）。這個後來用她的《假如給我三天光明》感動了無數人的作家、政治活動家時年8歲。貝爾對她的一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872年，沒有完成大學學習的貝爾成為波士頓大學的一名教授。然而許多人不知道的是，以工程學研究和電話的發明聞名於世的貝爾並不是物理或工程學教授，而是被聘為新成立的波士頓大學演講學院（School of Oratory）的口腔生理學（Professor of Oral Physiology）教授。Oratory在今天已經是一個讓人陌生的詞彙，這個學院也早就不復存在。貝爾在波士頓大學主要教授發聲生理及演講有關的課程，同時教授聾啞人讀、寫及口語。1896年，哈佛大學因為他在聾啞兒童教育方面的科學出色研究與工作成果，授予貝爾榮譽法學博士學位。這是他一生12個榮譽學位中的一個。
1876年，貝爾獲得了電話的美國專利，並在實驗上證明了電話的可行性。這終於使他窘困的經濟狀況得到迅速的改善，並獲得了巨大的聲譽，一躍成為享譽世界的發明家和科學家。由於他長期投身聾啞人的教育工作，貝爾在這一領域也頗有影響。他所在的麻薩諸塞州政府委託他進行一項研究，試圖尋找聾人在人群中的統計學規律。當時是統計學大發展的時期，原因之一就要歸功於其在人口數據統計中的應用。貝爾逐漸對於自己依據統計數據進行分析得到的結果所揭示出的規律非常驚訝：數據表明，沒有聽力的人群，產下有聽力障礙的孩子的機率更高。
他整理了自己的研究數據，寫成論文之後投遞給了美國國家科學院於1883年的11月13日在耶魯大學召開的學術會議。亞歷山大·貝爾在這次會議上宣讀了這篇有著不幸的題目的論文：《關於人類一個聽力障礙變異群體的形成的調查報告》。在這篇論文裡，貝爾提到家養動物的飼養原則或許也適用於人類，並會產生人類的變種（modifications or varieties of men）。根據觀察，寄宿學校裡的聾人兒童，成年之後往往與聾人結合組成家庭。如果目前知道的遺傳原則也適用於人，那麼先天聾啞人的婚姻，經過連續幾代的結合，應該會形成人的一種變異群體。
在結論部分，他討論了通過立法幹預聾啞人婚姻的可能性。他首先指出：由於兩種性別的聾啞人在生活中依然有密切的聯繫，因此通過立法幹涉婚姻可能只會帶來不道德。貝爾「退而求其次」，指出禁止來自產生過多個聾啞人的家庭的人士的婚姻的想法也許更為實際。這樣既囊括了來自這種家庭裡但聽力正常的人士，也包括了近親婚姻。
1886年12月31日，《紐約時報》刊載了一篇相關的報導：《貝爾教授建議國會立法：一個人類聾人變異群體的形成——以及相關計劃的討論》。這個題目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是貝爾將立法幹預婚姻的可能性帶進了討論的話題當中，也由此開始了他與人種優化理論和運動的糾葛。當時的美國已經出現了許多為殘障人士爭取權利的民間團體。根據報紙的報導，貝爾自然成了許多此類團體和他們所代表的人群的敵人。
貝爾關於對聾人群體婚姻限制的可能性的討論，似乎與被動優生學的最終目的不謀而合。然而聾人被「正常人」所歧視，成為優生理論和人種淨化的目標，卻並不是由貝爾造成的。在貝爾1883年那篇論文出現之前，限制殘障人士婚姻自由的做法就已經出現了。
在波士頓，有一所鼎鼎大名的學校——博金斯盲校（Perkins Institution for the Blind）。海倫·凱勒就曾經在這裡學習。它的創始人、著名的社會改良者薩米爾·格裡德利·豪，是一位畢業於布朗大學，並獲得了哈佛醫學院醫學博士學位的醫生，一位廢奴主義者和社會改良者。歷史形象頗為正面。他曾經於1858年在《心理醫學及精神病理學雜誌》上刊登了一篇題為《弱智的產生（On the Cause of Idiocy）》的論文。文中，豪將盲人、聾人與醉鬼、流浪漢、罪犯、瘋子和盲人（the drunkards, the vagabonds, the criminals, the insane, the blind）並列在一起，說他們的數目在人口中「令人畏懼地龐大（fearfully great）」，他們的存在對於我們的文明是一種責難，因為「他們的存在說明了人們普遍的無知和對於自然規律的公然違反。」豪在這篇文章中還繼續寫道：「病態傾向通過遺傳的傳播，是非常重要的話題」。「……因此可以推斷，當有缺陷的孩子出生——盲人，聾啞人或是弱智，應該責怪他們的父輩」。
為了阻止這種遺傳，豪在校園裡禁止博金斯的畢業生回校來舉行聚會。他的繼任者、女婿麥可艾那格諾斯（Michael Anagnos，1837-1906）延續了他的想法並且在行動上更進一步，在校園裡進行性別隔離，以阻止在身體有缺陷的學生中間產生婚姻。
一所舉世聞名的盲校校長、在哈佛接受過教育的改革家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裡把身體有缺陷的聾啞人和盲人與罪犯並列，是多麼諷刺的事情。儘管這與宗教信仰、當時普遍缺少的權利意識不可分割——這種在思維上把身體缺陷和經濟、社會地位處於劣勢地位的人群等同的做法，還是有悖於起碼的科學思維。如果我們仔細閱讀貝爾1883年的那篇論文的詳細內容，就會看出他審慎的想法與當時人們普遍的觀點大相逕庭。
《紐約時報》那篇報導的標題顯然過於簡單化了——貝爾在通過立法途徑幹涉婚姻的可能性上持非常嚴謹、慎重的的態度。他寫道：
「為了證明這樣做（對婚姻進行法律幹預）的可行性，這種類型的通婚的結果，由於現有的數據有限，應該進行更全面的研究。」
「考慮到所有的反對意見，可以發現究竟通過立法幹預婚姻是否是一種明智的做法值得懷疑。」
「我們不能簡單地命令男性和女性他們究竟應該和誰結婚，或者像控制動物的生育一樣控制他們的婚姻。」
更多的交集
1903年成立的美國飼養者協會（the 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簡稱ABA，即今天的美國遺傳學會——American Genetic Association）是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其建立的初衷是為了促進植物和家畜飼養，當時在美國農業領域有很大的影響力。該學會的主席和秘書長由時任美國農業部正、副部長親自擔任。這個學會在極大程度上促進了美國農業的發展。在1906年，該協會增加了一個優生學委員會（Committee of Eugenics），由那位哈佛的教授迪文普特擔任秘書長，來自史丹福大學的創始校長大衛·斯達爾·約旦博士（Dr. David Starr Jorndan，1851-1931）擔任主席，以「促進優秀血統以及消除低等血統對於社會的威脅」為宗旨。貝爾被提名進委員會。迪文普特親自跑到波士頓拜訪了貝爾，雙方度過了按照迪文普特自己的描述：」一個非常愉快的夜晚「。
然而此後一個月，貝爾通知飼養協會的秘書長，他希望停止所有與優生運動相關的官方聯繫。他的想法慢慢發生了變化——或者說他之前審慎的態度，變得更為直接了。1908年1月，貝爾在ABA於華盛頓舉行的的大會上做了題為《與優生學有關的幾點想法（A Few Thoughts Concerning Eugenics）》的演講。演講中，他著重講述了自己基於人的基本權利方面的考慮，對殘障人士的婚姻限制採取謹慎態度的主張。
這是他演講內容的幾個小題目：
近親結婚
低等血統的重要性被誇大了
…
（「高等血統」的）影響力——問題的關鍵
立法限制婚姻並不明智
新的血統
演講中，貝爾首先提出了一個基本的問題：我們是否能像控制屬於我們的動物那樣，用強制的手段控制人的生育？在他看來，這是無法實現的，因為每個人的福祉，都排他性地屬於我們所討論的每一個個體。因此我們應該使用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制手段。
「最大的希望在於，人類具有智慧，因此人們會有讓後代如果不是人上人，也至少要成為與平均水平相當的人的想法。」貝爾進而說，「知識應該得到普及。大量的工作擺在優生學委員會的面前，或者是其他的全國性的組織面前——促進優生學的知識（在民眾中）的增長以及普及。」
在這場貝爾最後一次就聾啞人和優生運動的公開表態結論部分，貝爾敦促科學家們基於一個自由社會中個人權利的考慮反對通過行政立法幹預婚姻的做法。「從我們提出幹預婚姻自由的那一刻起，我們就踏在了一塊危險的土地上。「
在論述通過立法幹預婚姻並不明智的這一想法時，貝爾說，《獨立宣言》中提到，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是人類天生就被賦予的、不可剝奪的權利。除非誰的利益確鑿無疑地被證明是受到了侵害，否則社會沒有權利幹涉個體通過婚姻尋求幸福的自由。
演講的最後一部分標題是《新的血統》。貝爾說，關於改良人類的血統的想法，是最為複雜的一個問題。進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難以控制。目前人們討論最多的是新移民的影響。但是貝爾沒有建議任何極端的措施，他建議國會應該對移民進行全面的調查，在出臺移民方面的法規之前，應該由足夠的、可靠的信息區分哪些外國移民帶來的因素是有利的，哪些是有害的。在此基礎上，增進有益的因素來到美國，以增進人群的素質。
然而貝爾理智的主張沒有能阻擋20世紀美國全國性優生運動的步伐。1896年，康乃狄克州率先通過法案，限制「不屬於正常人範圍（unfit）」的人們的婚姻。隨後堪薩斯、新澤西、俄亥俄、密西根和印第安納州分別在十年之內通過類似的法律。1907年，美國聯邦通過法律，禁止有身體及精神缺陷的人移民美國。三十餘個州紛紛通過限制部分人群婚姻自由的法律，更有時任密西西比州務卿公開主張對聾啞人進行清洗。
同時，美國國內為殘障人士爭取權利的團體和社會活動者對于貝爾的態度持續惡化。貝爾曾經數次寫信給著名的聾人權利的支持者、曾經做過《美國聾人年鑑》主編的愛德華·艾倫·菲尋求幫助，希望能在相關的組織中成為會員以提供幫助。但菲幾次拒絕了他的請求。
1912年7月，「第一屆國際優生大會」在英國倫敦隆重開幕。之所以說隆重，是因為其「規格」之高：後來成為英國首相、時任海軍第一大臣的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哈佛大學前校長查爾斯·威廉姆·艾利亞特和貝爾都是大會的「副主席（sponsoring vice president）」，主席則由偉大的科學家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將門虎子：皇家地理學會的會士、政治家萊奧納多·達爾文（Leonard Darwin, 1850-1943）擔任。致開幕詞的則是英國前首相、第一代貝爾福伯爵——亞瑟·吉姆斯·貝爾福（Author James Balfour, 1848-1930）。會議的政治色彩之濃厚，遠超過一般學術會議的水平。這次會議的主要「成果」，就是促進了被動優生學方法，在歐洲和美國的影響。
同一年，迪文普特邀請貝爾擔任人種優化記錄辦公室ERO的科學顧問委員會的主席，貝爾答應了。在此後的幾年間，歷史記錄顯示貝爾一直在堅持自己對婚姻和個人權利不容幹涉的主張。直到1916年，貝爾辭去了在這個機構的職務，此後終生再沒有與它產生過聯繫。我們或許可以合理地猜測，他選擇留在這個機構的顧問委員會裡是為了繼續為自己的主張發聲，而不是為違背科學精神的瘋狂推波助瀾。
當某種哪怕是極為愚蠢的信念，一旦被公權力加持而具有「合法性」，也會變成無數人的信條被加以貫徹。對有缺陷的人群強制進行絕育措施，成為此後美國合法地減少社會負擔、降低公眾利益被侵害的手段。無論是化學閹割，或是通過手術方式破壞生殖能力，都被一個乍聽起來頗為委婉，仔細揣摩令人髮指的說法描述：消毒（sterilization）。根據統計，僅1961年，美國就實施了超過62000例基於人種優化的強制絕育手術。而當弱勢群體遇到公權力的蠻橫遇時，他們受到侵害的程度就更為驚人，許多數據都表明，窮人、有身體及智力問題的人士、有色人種等更容易成為強制絕育手術虐待的目標。在維吉尼亞州，允許政府可以在個人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況下對其實施絕育手術的法律，直到1974年才被廢除。而把這種做法推到極致的，就是法西斯政權所進行的肉體消滅。當納粹獲得政權之後，絕對的權力讓納粹可以在這個領域為所欲為，最終導致了我們今天都知道的人間悲劇。納粹黨的副元首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 1894-1987）就曾經說過：「國家社會主義，不過就是應用生物學（National Socialism is nothing but applied biology）」。
今天的敘事中，貝爾與優生學、人種優化的種種瓜葛，尤其是他對聾啞人婚姻限制的觀點以及他在相關組織中的學術兼職的經歷而被人們認為是他人生的汙點。然而縱觀貝爾與人種優化論者互動的歷史細節，我們不難看出他一直試圖用科學的手段搜集和分析有價值的數據，謹慎地依據科學思維推導結論，並對利用強制手段——包括限制婚姻和生育的方式降低低等血統人群的想法和做法持批評態度。他的文獻中，也沒有證據表明他主張過強制限制某個群體的婚姻自由。事實恰恰相反，他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前後，就在個人權利觀點的基礎上極力為婚姻的自由和生育權搖旗吶喊，實屬難能可貴。二十世紀中葉之前，科學共同體尚為完成職業化的轉變。「高貴」如文中提到的薩米爾·豪醫生，其學術論文中也充滿了缺少數據支持的誇張語言。且不論後來把這一理論推向極致而犯下滔天罪行的法西斯政權，就是和其同一時期的、擁有良好的正統教育的社會活動家和科學家相比，他的想法也閃現著少有地人道主義的光輝。
以貝爾為代表的少數科學家所秉持的理性主張，還是令人遺憾地無法避免二十世紀人們對同類犯下的巨大的倫理災難。在美國、歐洲的優生運動和其後法西斯所犯下的戰爭罪行中，我們看到得是對於「科學至上」主義的狂熱崇拜、沒有限制的權力與並不完善的所謂科學理論的媾和可以犯下多麼可怕的結果。我們還可以看到，沒有倫理約束、缺少人文主義的關懷，「科學」可以走上多麼可怕的道路。
黑格爾曾經說，人類在歷史中唯一學到的，就是什麼都沒有學到。今天，在世界上的多數地方，個人權利意識的普及、科學家的職業化、由法治和規則保障的理論學規範都為民眾不在成為瘋狂科學家的受害者編織了一張保護網。然而，這張網是否能覆蓋到每一個人的身上，保證歷史上的悲劇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