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凌晨3時10分,中國最後一位東京審判全程見證者高文彬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9歲。
高文彬,1922年12月生,上海市人,法學家、翻譯家、歷史學者。1945年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間,高文彬參加東京審判,先後任國際檢察局翻譯、中國檢察官辦事處秘書職務,是全程參與東京審判的親歷者,也是當今世界上最後一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助理檢察官。
2015年,恰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記者曾經來到高文彬老人的家中,聽他回憶抗戰勝利時的情景。
當時,高文彬住在虹口區唐山路62弄寶華裡。他就讀的東吳大學法學院被日本人佔領後,用作日本兵營倉庫,東吳大學法學院不得不借用南陽路上的愛國女子中學,作為臨時教學用地。愛國女中旁邊有個日本兵營,每次上學路過時,同學們都得向日本兵鞠躬,對此,高文彬非常氣憤。為了避開給日本兵鞠躬,他每次上學便繞道而行,「情願多走些路,也不給日本兵鞠躬」,高文彬說。
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那天下午,即將從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的他正在學校辦理離校手續,只聽見校園內傳來一陣陣歡呼聲,仔細一聽,才知日本侵略軍投降了,「盼望已久了,中國人民經過八年浴血奮戰,終於戰勝了日本法西斯!」
聽到消息的高文彬,立馬來到學校操場,與同學們一起歡呼雀躍。隨後,大家走上街頭遊行,慶祝中國近現代史上這一偉大的勝利。
參加完遊行後,高文彬一路小跑回家,想早點把這勝利的喜訊告訴家人。高文彬說,自己看到路人在準備慶祝活動,有的市民雖然相互不認識,卻都難掩心中激動,學生、軍人、店員等相互擁抱,雙手舉起來作成個「V」字型,慶祝勝利。當高文彬走到寶華裡時,鄰居們都已聚集在弄堂,相互間談論著日本人投降的事。碰到有人走過弄堂,不管認識不認識,人們都會說:「日本人投降了!」臉上洋溢著喜悅之情。
高文彬回憶,抗戰勝利的那幾天,不管白天黑夜,馬路上隨處可見人們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談論著日本人投降的事,分享抗戰勝利後的喜悅,「那段時間是我這輩子最開心、最激動的時刻,日本侵略軍最終惡有惡報了」。除了老百姓舉行慶祝活動以外,許多地方官員還請下屬吃飯,永安公司等四大著名商店還分別打出「慶祝抗戰勝利,本店商品打折」的牌子。「那幾天,南京路等商業街熱鬧非凡,到處是人;不僅僅是大公司打折慶祝勝利,就連一些小商店、小企業也打折,低的只有二折;有的餐館甚至免費向市民供餐,可見當時人們對抗戰勝利有多麼地高興」。許多店家打開無線電廣播,廣播裡不斷地播放著「日本投降了,中國勝利了」的聲音。
離開學校後,高文彬便在上海地方法院擔任刑事庭書記官。由於看不慣「衙門作風」,3個月後他就辭職了。辭職後的高文彬得知,中國派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檢察官向哲浚,正在招募一批熟悉法律且英語基礎好的工作人員前往東京增援。在東吳大學知名教授劉知芳的推薦下,高文彬參加面試並獲得成功,於1946年5月到東京,成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助理檢察官,親眼目睹了審判日本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等人。
圖為高文彬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門口留影
高文彬回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甲級戰犯的審判歷時近兩年半,自己參與了整個審判過程,先擔任「國際檢察局中國檢察官辦公室翻譯」,後又擔任助理檢察官以及檢察官向哲浚的秘書。期間,高文彬主要負責整理每天的庭審記錄,查閱相關資料以供庭審時使用。在對日本甲級戰犯進行審理時,高文彬為了收集更多證據,經常加班至深夜。「兩年多的審理,僅庭審記錄就多達800本。」高文彬回國時帶回了兩套庭審記錄,一套送給了當時的中國政府外交部,另一套送給了母校東吳大學。
採訪的最後,高文彬語重心長地說:「當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是鐵的事實,不容任何人否定。作為當年親自參加過審判日本甲級戰犯的當事人,日軍所犯下的血淋淋罪行還歷歷在目,希望國人和廣大青少年學生了解歷史,勿忘國恥!」
2016年,記者再訪高文彬時,老人依舊精神矍鑠,思維敏捷,記憶超好。客人來訪,必定西裝革履接待。交談時,上海話、普通話、英語時不時從嘴裡蹦出。當年,正是他從卷軼浩繁的檔案資料中,查出在南京大屠殺中兩個日本軍官殺人比賽的確鑿證據。老人說,自己一生就做了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參加東京審判,作為中國人,感到揚眉吐氣、大快人心;第二件事是參與審定《元照英美法詞典》,這是一項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艱苦工作。而對於自己曾經蒙冤30多年的經歷,老人從沒有流露出怨恨,反倒時常提起逆境中受人幫助的點滴。
今年恰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高文彬老人的逝世,實乃一大憾事。但他的事跡和精神,定將永遠激勵今人銘記歷史、勿忘國恥、珍愛和平、自強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