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掛燈籠 透著日子紅（楊春）
作者：楊春
新疆學習平臺
我在陽臺上掛紅燈籠，83歲的父親仰著頭指揮我，紅燈籠映照在父親清瘦的面頰上，也讓我在烏魯木齊的家有了過年的味道。
2019年春節前夕，父親母親從重慶來新疆過年，闔家團圓的餐桌上，父親望著紅燈籠有感而發，他說：「我出一道題，每人說一段關於紅燈籠的記憶，給一個關鍵詞。」
父親給出的關鍵詞是「拜燈籠」。
「滾滾黃沙遮住天，茫茫鹽鹼連成片；滿目荒涼雜草生，野獸出沒無人煙。」這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建設初期大漠戈壁的真實寫照。20世紀60年代初，我的父母在農十師的兵團農場有了一個樸素簡陋的家。
家是戈壁灘眾多地窩子中的一間。地窩子裡，父親母親用土塊木棒搭了一張床。土塊壘成一個兩層床頭櫃，上層放日常用具梳子牙缸，一面小鏡子，幾本書；下層一口帆布箱子，是他倆放衣服的地方。
春夏秋三季，喝的是澇壩水，沉澱一下，煮開才能喝；到了冬天，漫天的飛雪便是源源不斷的水源。
沒有電，晚上數著星星過日子，有事情要做時，就點上煤油燈。燈是母親的手工，罐頭瓶為燈盞，沙布為燈芯。每夜點起，母親做針線活兒，父親修理農具，有時也讀書看報。我大姐就出生在地窩子裡。
1982年，作者（前排左一）七口之家合影。（來源：作者提供）
父親母親「拜燈籠」的事情發生在1965年春節。大姐出生不久，我家分到一間土塊草泥搭建的平房，因為喬遷新居，父親特意跑了一趟縣城，買了兩盞紅燈籠回來，掛在家門兩側。大年初一一大早，父親領著母親，母親抱著襁褓中的大姐，向著紅燈籠照耀的方向深深地鞠躬。
父親說，搬了新房，有了電燈，生了孩子，日子更有希望更有盼頭了。父親還說，打那以後，新年掛燈籠就成了我家的傳統。
關於燈籠的記憶把我帶回20世紀80年代初，我給出的關鍵詞是「吼燈籠」。
我讀初一那年，學校組織新年燈會活動，學生自製燈籠慶新年。高粱稈、竹篾、細鐵絲做燈骨，大紅彩紙、細白絹紙、舊報紙做燈紙。手藝好的同學扎一隻宮燈，寫詩畫圖；沒手藝的同學扎個方盒，任意塗鴉；更有創意的男同學，把大蘿蔔、土豆中間挖空，棉花蘸煤油填進中空部位點亮，就成了一盞蘿蔔燈、土豆燈。這樣一盞盞簡單又好玩的燈籠，孩子們提在手中，在冰天雪地裡奔跑，在星光燦爛的夜空下嬉鬧，將心中的暢快和激昂吼了出來，盡情宣洩一種快樂：過新年的快樂、穿新衣的快樂、春天將至的快樂。
那時候，我國改革開放正揚帆起步，父親跟著建築安裝公司外出打工，母親承包了十幾畝西瓜地，雖然辛苦一些，但家裡已有了一些閒錢。我家搬進了寬敞明亮的磚房，用上了自來水，吃飯穿衣也不用攢糧票、布票了。1983年春節，我家買了一臺12英寸黑白電視機，一家人圍著電視看春晚成了那年春節最愜意的事。
輪到女兒說關鍵詞了，她說出一個「跑」字， 問她為什麼是「跑燈籠」，她說起有一年我牽著她在克拉瑪依市步行街奔跑著看焰火的情形。那天女兒特別興奮，仿佛不是我們向前奔跑，而是滿街的紅燈籠向後奔跑。跑著跑著，就看見鐘樓上空燃放焰火了，頓時絢麗「繁花」綻放夜空。
我當然記得，那是2002年春節，女兒6歲。在克拉瑪依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不是鱗次櫛比的樓房和熙來攘往的車流，而是那高高懸掛的大紅燈籠。整個城市被大紅燈籠裝飾一新，兩個一組，三個一串，從燈杆、從樹枝傾斜下來，猶如一串串鮮紅的冰糖葫蘆，又好比秋天樹上紅嘟嘟的柿子。那陣子，我和女兒頂喜歡出門看燈籠，白天抬頭仰望，藍天、雪樹、紅燈籠，是一幅北國美景；傍晚去步行街，密密匝匝的紅燈籠掛滿步行街的上空，是滿城張燈結彩的喜慶。
這時晚歸的丈夫加入了談話，他說：「今年烏魯木齊市有大型新春燈光秀，到時候我們帶爸媽一起去看『光影燈籠』。」
2015年10月，作者（後排右四）和家人在重慶拍攝的全家福。（來源：作者提供）
跨入新世紀的第一年，我家買了第一輛私家車，開啟自駕遊新疆的模式，去了伊犁大草原、喀納斯景區，最遠走到帕米爾高原，去異地過春節成為我家過年的新選擇。
「新年掛燈籠，透著日子紅。」父親母親在20世紀60年代初「拜燈籠」，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建設初期物質匱乏，生活艱辛，但建設者心中有希望，日子有奔頭；20世紀80年代初的我「吼燈籠」，中國進入改革開放階段，暢快的歡呼聲裡，飽含對時代變革的憧憬與展望；女兒在本世紀初 「跑燈籠」的新年記憶，是奔小康道路上百姓幸福生活的一個縮影；而今，從烏魯木齊到全疆各大城市都推出春節主題燈光秀，則是對紅紅火火好日子的讚美。
（作者：國家稅務總局克拉瑪依市稅務局幹部、新疆作家協會會員 楊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