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在鄉下,讀書甚勤,夜修晚歸,一近「柴門」便「聞犬吠」,慈母守候,聞聲迎歸。心存高志,犬吠雞鳴,喚醒早讀,晨光熹微,餘將狗阿黃、雞阿花幻想為黃犬、蒼鷹,吟誦「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以自勉。現在每日為國家「效犬馬之勞」,夢裡依稀桃花源,「雞犬之聲相聞」……
不妨先講講「犬馬之勞」的來由。這些年,我們在陝西、河南、河北和山東地區發現的數十處先秦時期的車馬坑中,都發現出土家犬的現象,不少家犬頸部系銅鈴。以河南省三門峽市虢國墓地為例,狗是車馬坑中不可或缺的隨葬品。一般以1車2馬或4馬配1狗的組合出現,這些在當時戰爭中形成的車馬狗組合。大概就是「效犬馬之勞」的來由。
狗卓然迥異於「六畜」等其他的家養動物,它是世界上最早被馴化的動物,在人類社會中扮演了多種角色;人類與狗之間存在著驚人的親密關係,凡人類的地方即有狗的存在。因此,從某種意義而言,人類史就是人類「與狗同行」的歷史。
狗儘管形態各異,但只有一個共同的野生祖先灰狼。中國是狗的馴化起源中心之一。2009年,斯德哥爾摩皇家技術學院認為狗最初被馴化是在距今1.6萬年前的中國南方地區;2016年,中國科學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則認為狗是在約3.3萬年前開始在東亞的南部地區逐漸被人類所馴化的,並在距今1.5萬年後向中東、非洲和歐洲等地遷徙擴散。兩項研究在「中國南方地區是狗的起源中心之一」這一點上達成了共識,但是,起源時間上的巨大差距暴露了他們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沒有動物遺存這個「實錘」證據,現生動物的分子生物學研究在探討馴化動物起源上就會存在局限。立足於考古學證據,中國動物考古學家袁靖認為:中國最早的狗出土於河北徐水南莊頭遺址,時間為距今1萬年前,其主要證據是骨骼形態和測量數據與狼差異明顯、而與狗相似,這是目前為止關於中國境內狗的起源時間和地點的較為可信的結論。
所謂動物馴化,是指人類社會出於物質、社會或象徵的目的,控制動物的同類群再繁殖的過程。人類和馴化動物之間存在互利共生關係:「我選擇了你,你選擇了我,這就是我們的選擇」。狗並不是一開始就是寵物,古人對狗的利用仍是基於其實際用途,《禮記·少儀》云:「犬則執紲,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孔穎達疏:「犬有三種:一曰守犬,守御宅舍者也;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君子庖廚庶羞用也」。
在古代的畫像石和繪畫中,都有獵犬幫助古人狩獵的場景。狗的最主要馴化動因可能是作為人類狩獵助手。農業萌發促使狩獵方式逐漸退居歷史舞臺一隅,但獵犬在狩獵中依然發揮重要作用。東周時期,獵犬的實際用途發生改變,成為直接參與戰鬥或警戒守營的「戰鬥犬」或「警犬」,墓葬中車馬狗的組合是其在戰爭中作用的反映。諸侯國還設有「犬營」,名曰「狗附」;此外,隨著北方遊牧民族興起,獵犬也成為隨牧人放牧的「牧羊犬」,新疆阿爾泰哈巴河縣發現的放牧圖中即有牧羊犬的形象。
河南舞陽賈湖發遺址發現有11條狗被分別埋葬在居住地和墓地裡,表明狗在距今9000年前已用作祭牲,揭示了人類與狗之間歷史悠久的密切關係。墓葬中隨葬狗牲的考古現象最早見於距今6000年前的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後成為商文化較為常見的一種葬俗,尤以晚商時期最為流行,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犬祭,並出現專門掌管祭祀用犬的職官(殷墟卜辭中有「犬中」「多犬」等記載),狗在當時居祭牲之首,犬牲的大量使用因而促進了養犬業的規模化。周代,隨著祭牲禮制化的確立,狗位居「五牲」之一,「序五牲之先後貴賤」用以構建階級或階層的區分,河南洛陽西工131號墓內用五鼎隨葬,鼎內分別裝有牛、羊、豬、狗和雞等「五牲」。
科學家對銀狐所進行的現代馴化實驗表明:只有那些攻擊性小(溫順)的個體才能夠被馴服,因此,人類的選育在由狼向狗轉化中發揮關鍵性的作用,從而造成「狼子野心」的關鍵基因在狗身上蕩然無存。距今7000年以前的前仰韶文化時期,中國南北方狗的體形大小即已產生差異(北方稍大、南方稍小);商代以後,各地狗的體形大小更趨複雜,表明狗的品種進一步分化;及至漢代,狗的選育已有章可循,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葬中出土有《相狗經》殘簡。直至19世紀初,狗才被大量有選擇性地育種作為寵物,自此,狗的品種迅猛增加,據稱目前世界上的家犬品種已達400多種,而中國約有30餘種。
狗是人類最親密的夥伴,在歷史的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狗爪印」。未來之路依舊延伸,狗將與人類繼續並肩前行。
《 人民日報 》( 2018年02月22日 24 版)(責編:袁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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