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似乎是一個與紀念有關的年份，我們紀念建國60周年、五·四90周年、洋務運動140周年等等，不過，我們似乎忘了「紀念」50年前的那場大饑荒。
從1959年到1961年，後世稱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國民經濟跌入空前的蕭條低迷。全國工廠關停近半，2000多萬新招職工被驅回農村。因糧食短缺，廣大鄉村爆發大面積餓死人現象，非正常死亡人口超過2000萬，個別地方甚至出現了「人相食」的慘況。
關於這三年的中國是否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後世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察。
據國家統計局、民政部編撰的《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記載，1959年全國出現了「受災範圍之大，在19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受災面積達4463萬公頃，且集中在主要產糧區河南、山東、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龍江等省區。1960年，災情繼續擴大，北方持續爆發特大旱災。進入1961年後，大旱蔓延黃河、淮河和整個長江流域，河北、山東、河南三個主要產糧區的小麥比上一年最低水平又減產50％。
然而，也有學者認為，這三年發生的自然災情不能算是全國性特大災害。據《中國水旱災害》一書描繪的1959年至1961年全國各省市乾燥度距離平均值圖顯示，三年全國乾燥度距離平均值都在正常變化範圍之內。《時代》周刊在1961年9月15日引用香港大學經濟學家斯達特·科比的研究指出，香港、臺灣和廣東有著相似的天氣，天氣不好，香港農作物減產8％，臺灣減產13％，廣東則是30％。科比的結論是，中國內地的問題不僅僅是天氣，還有農民廣泛的士氣消沉。
科比的觀察應該是比較接近真相的，糧食的大幅度減產，既與自然災害有關，也是過激政策的後果。
在1958年，中國曾經有過一個「大躍進」，各地虛報糧食產量，最高的居然畝產有13萬斤。「放衛星」導致了高徵收。產量是虛的，徵購可是實的，1958年的糧食產量實際只有4000億斤，卻按虛報的7500億斤徵購，全國徵了1095億斤，佔年產量的27.3％，已達到農村承受能力的極限。然而，1959年徵購卻高達1348億斤，佔年產量的39.6％，農民的口糧和下一年的種子也被徵走了。其次是大量青壯年農民仍然被拉去大煉鋼鐵和大修水庫，在旱情嚴重的1959年秋冬，僅山東就有887萬青壯年在煉鋼鐵和修水庫，全省秋播面積不及往年的3/4。可怕的糧食危機就這樣降臨了。到1960年，全國的糧、棉、油和生豬擁有量分別比1957年下降了29.7％、38.5％、56.1％和36.4％，糧食產量實際已猛降到了2870億斤，而徵購額卻比上一年還要多，高達1408億斤。
當悲劇發生的時候，放衛星最積極的地方，就是景象最悲慘的地方。全國的衛星以河南放得最多。從1959年起的三年裡，河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在200萬以上，死亡牲畜74萬多頭，荒蕪土地440餘萬畝，為全國最慘烈的省份，一向為豫東南「魚米之鄉」的信陽地區更是餓死100多萬人，很多鄉村絕炊絕戶，浮腫病大面積蔓延，農民大量外逃或餓死，爆發了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
從1959年春季開始，糧食危機也燒進了大城市。2月，《時代》周刊記者發現，在北方最普通不過的捲心菜居然成了「配給物資」。在沿海的廣東省出現魚肉短缺，上海則是難以買到肉食。在隨後的兩年裡，關於食品短缺和人口死亡的報導不時出現。
實際的情況與《時代》記者的零星描述相去並不太遠。到1960年6月，北京庫存糧食只夠7天的銷量，天津僅夠10天，上海已無庫存，靠借外貿部門的出口大米度日，連一向為中國糧倉的東三省和四川都向中央告急要米。中部最大的鋼鐵企業武漢鋼鐵廠存米無多，工人們只好發明了「超聲波」蒸米法，把大米連蒸幾次，使之膨脹而能「填飽」肚子。
劉少奇曾用八個字描述1959年的那場大饑荒，他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是「人禍」就該好好反思，50年過去了，我們似乎做的還是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