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X老師】
2020年真的太漫長了。
長到現在回想去年初的事，仿佛已經過去很多年一般。
就在1月，承接了武漢的招生考試
有點記不清是2020年1月20號還是21號，我接到學校電話，要我返校開緊急會議，說是接到上級部門通知，有關疫情防控的事情。
那天，我正好帶小孩在外地玩。此前，大家都沒什麼印象，也沒聽說武漢出大事，當然那時也不覺得這事能有多大。實際上，在這之前沒多久，我們還承接武漢某校的一場招生考試，對方學校負責人也來了，跟我們說他們是安全的，都經過檢查。當時，全社會都沒有意識到疫情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也不知道傳染性有多大，所以考試院同意他們過來進行考試。
但等到我回去開會以後，就明白了情況的嚴重性。後來學校第二次找我去開會，我說我就不過去了，因為接觸了武漢過來的人，14天之內就不去學校了，他們也同意了。因為學校把我列入校園疫情防控領導小組，全校性的防控會議，小組成員基本都參加，這樣做也是為了安全起見。我大概到1月31號左右才回去開會，此後的會議都參加了。那時防控已經非常嚴格了，國家的動作很快，通過電話會議迅速傳達給各省廳。
2020年1月23日，漢口火車站。圖自路透社
對於我的工作而言，首先就是疫情延續多久，因為這關係到什麼時候開學。根據當時了解到的一些情況來判斷，實際情況比想像得嚴重，疫情可能大面積擴散到其他省份，要做好長期準備。原本校歷上已經訂好了開學時間，但我們還是從1月22日起就開始準備將教學全部轉為線上教學。
方案做了整整一個月，期間又得到消息說大概到3月7日左右疫情就可以控制住，準備3月17號開學。於是，我們趕緊通知所有教職工必須在3月4號前到達本市，因為還要準備14天隔離，才可以保證3月17日正常開學。另外，要求食堂人員必須2月28日前返回，除了管理好教師之外，實際最大的風險是學生在公共場所接觸的人員，圖書館可以不開，食堂必須開火，所以食堂不能出現漏洞。
封校的決定，是在2月份定的。有的學生寒假留校，還有100多個留學生。當時省裡提出的一個要求是，守好三道門，每個省守好自己的門，這是大門，每一個單位、社區守好自己的門，這是中門，最後就是每個人守好自己的家門，這是小門。學校在落實這項要求時規定除了疫情防控領導小組成員需要到校開會之外，其他人員一律不得出入學校，並且專門設置了一張通行卡，單獨分發給十幾個小組成員。
快到3月的時候，國內疫情防控效果應該還是比較好的，學校也準備放寬一些，開始針對開學後校園管理做了三個打算，一是開發本校專用門禁卡，二是口罩，三是測溫。不過，這個指令只實行了一天，第二天風向就開始變了，要求全面加強管控。
當然，我們收到的指令，不是來自教育廳，也不是上級地方政府，而是省級疫情防控領導小組。這是整個疫情期間省內的最高領導小組，所有指令都來自它。本市有疫情防控領導小組，學校有疫情防控領導小組，指令不是教育廳能定的，也不是聽從哪個衛健委的。省級疫情防控領導小組，可能由一位副書記主管，到學校層級，就是學校一把手，所有具體指令都源自防控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現在我們都知道一個詞「戰時狀態」，「戰時狀態」意味著什麼？一旦發生什麼狀況，上面的文件只是原則性的東西，沒有具體執行規定，因為很多新情況大家都不懂，但我們做事的人又不能時時跟上面請示，自己分內之事要自己拍板自己做，所以採取什麼樣的防疫措施、防疫程度如何把握，都是你的事，但如果執行出了問題，你要負責。簡而言之，各家鎖好自己的門，一旦出事，那就誰做事誰負責。
比如，教育廳要求我們儘快備足開學後的口罩，但當時國內口罩供應非常緊張。有說法是，一個口罩只能用4個小時，按每個學生一天至少兩個來算，全校將近2萬名學生，一天下來至少要消耗4萬個口罩。雖然那時本省很多生產廠家像絲綢企業等全部轉向生產口罩，但我印象中有一個統計數據是，即便全省所有企業開足馬力，也只夠學校幾天的量，何況社會上還有這麼大的需求。
所以，口罩供應最緊張的時候，都是管控的。雲南大理州截留口罩事件，就是在那個背景下發生的。最後，我們不得不動用所有方法，包括通過各種渠道從國外購買，有老師在韓國，就請他想辦法買了託運回來，但問題是不能開發票怎麼辦，也顧不了那麼多，先買了再說，他把沿街店鋪的口罩全都買完，不久後韓國爆發疫情，我們覺得有些內疚。
另外還有一些國際合作學校或其他資源渠道，也提供了不少幫助，但即便如此囤貨，兩周後還是會出現缺口。再像消毒液，如果完全按規定來的話，全校根本維持不了幾天。後來，在向教育廳匯報的電視電話會議上，口罩備得最多的學校大概也就是2萬多個，以他們學校的消耗量，四五天就沒了。
這一階段正是本市社區管理最嚴的時候，一戶人家一個星期只能出去兩次。像我經常要去學校開會，社區要求必須有單位證明，才能經常進出小區。在這裡必須感慨一下中國的物流快遞業和網購平臺，確實發揮了很大作用，當然還有普通民眾的配合支持，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社會制度的優越性。
封城也好封校也罷，我們學校全力貫徹，貫徹中沒有加碼，完全按防控辦要求，要求做什麼就做什麼。當然，這些文件現在是不公開的，從中央到地方都不公開。總之，學校的原則是，第一不減量；第二，也不過當，完全合規操作，沒有要求的，不自行加碼。這一條我們執行得比較到位，學校師生也沒什麼怨言，大家都能接受。何況，外部大環境也是如此，沒什麼話好說的。
一度被衝垮的線上平臺
回到教學問題上，原本預定2月17日正常開學，但現實狀況不允許，為此我們花了一個月時間做方案。但這個方案最大的問題是，全國沒有一個高校知道開學後該怎麼辦，你說線上教學由誰定的，上面也沒有具體說法，只是說要採用現代信息技術、網際網路技術來解決，那我們想當然就是線上教學。
2月份開始準備應對新的教學狀況時，做好了這學期都開不了學的準備。當時，領導告訴我，線上開學後起碼要堅持兩個月，也就是要到4月底，我們也在給教師發的網絡教學文件中提出了這一點。
但怎麼一下子轉到線上教學？線上教學到底以什麼模式展開？我們和周邊幾所大學確認，每個學校的教務處，都在商量怎麼辦。在我們線上教學方案做得差不多的時候，教育部推出二十多個網站供大家使用，以備教學資源不足。過去線下上課的教學流程要不要變？有些學校改了，我們是完全不變，就是換個地點上課，教室變成家裡，老師原來什麼時間上課，現在還是什麼時間上課，這樣學生的課表不會亂，至於學生管理就用釘釘軟體，在線直播、點名提問都沒有問題。
結果等到開學第一天，本省在線教學平臺第一個被衝垮，各校差不多時間開學，承受不起這麼大的瀏覽量。後來，用得最多的是超星平臺。等到3月初，華東地區的學校大部分都開學了，超星平臺也快支撐不下去了。據說投入大概4萬億錢，把平臺的上海伺服器提升擴容，這樣超星平臺就一直維持下來。
3月初，釘釘軟體是比較穩定的；但到了3月中旬，隨著北方高校陸續開學，突然某一天（具體日子我忘了），釘釘一度被衝垮，所幸5分鐘後恢復過來。等到中小學開始線上教學時，網絡平臺已經基本穩定下來。其實衝擊力最大的是第一批學校開學的時候，也就是我們這邊2月底開始線上教學那會。
萬幸的是，中國的信息化發展走在前面，如果沒有國家前期投入的網絡課程建設，沒有這些平臺支撐，全國線上教學根本無法開展。
當然，具體落實過程中還是遇到了不少問題。第一，學生能不能上網？第二，學生能上網，但有沒有錢上網？第三，教師能不能上網，有的老師回老家了，可能在山區農村。所以，我們的做法是，首先直接給困難學生買手機流量，保證他們能上課。其次，有一部分學生可能不具備網絡條件，特別是海島或是偏遠的西部地區，家裡沒有網絡，我們學校大概也有幾十個，對他們採取單獨輔導，比如老師通過微信告訴他要看什麼書，詢問有什麼問題，幫忙解決。總之，全國高校基本上都是這麼做的。
對教師來說，不少人起初對網際網路教學是牴觸的，更喜歡傳統教學方式，但疫情逼著大家用；一段時間以後，老師們也都適應這一變化，喜歡上網絡課。等到正式開學複課，我們面臨的問題反而是如何讓大家回到線下教學，有些人不願意回來，當然還有一些人在國外也回不來。
學生線上觀看「開學第一課」 圖自中新網
985高校退了，也沒人告訴你開學方案是什麼
到了四五月份，學校接到通知要準備開學，教育廳要求我們備好開學後14天的課程；當時不叫開學叫複課，因為從線上教學開始就意味著開學。5月，應教育局要求，全省開展培訓。當時，在和其他高校交流時，特別是一些985高校，相互交流了一些複課方案。我們很相信這些985高校會帶頭複課，覺得一旦985高校複課，我們就應該沒什麼問題。但令人吃驚的是，4月份有985高校宣布本學期不返校開學，隨後陸續有學校跟進，最後反而是我們這些地方高校先開學複課了，985基本退出了。
本省的某985大學是開學了，但第一，他們學生回到學校後還是線上教學，相當於待在宿舍上課，沒有現場教學；第二，學校有截止時間，過了時間就不允許學生回校；第三，學生一旦出校門就不準回校。其實是有點變相阻止學生返校。
我們當時說法是自願開學，如果學生想回來的，我們都歡迎，但不搞強制複課。因為就在複課前的4月，有些學校最初提出自願開學，後來又變成強制開學，部分學生就不樂意了，甚至鬧出輿情事件。所以，我們的方案是，首先希望學生能夠返校上課，但有的學生不願回來，我們也支持。涉及到需要本學期補考、但又不願或不敢回校的學生，學校允許其順延到下學期。當然，這些情況也不算曠課。在疫情不可抗拒的特殊情況之下，一切都可以談，原來學校的各項規章制度需要做彈性調整。
對於沒有返校的學生，學校還是要照顧的。原則上如果一個班有10個人沒到，那這個班的教師就有義務給學生進行單獨線上教學，如果10人以下那就單獨輔導，以學業輔導形式開展。最後，學生基本上都回來了，除了幾位武漢的學生回不來。
但是一提複課，問題立刻隨之而來。
雖說教育部門經常給我們提要求，但防疫時的一條基本規則是屬地管理，教育廳要求我們備足口罩、消毒液，管好自己學校的大門，於是我們只能答覆稱，這些要求都可以，我們現在需要口罩，下個月你來幫我們解決。
關鍵在於教育部門是不掌握行政資源的，只有地方政府才有調撥權力，各省都是如此。所以，當時真的發自內心的焦慮，你們提一個要求，但你們能幫我們解決什麼，口罩、消毒液等等都不能提供，那提了要求也沒有意義。
而且，防疫時期實行屬地管理，所有高校都歸屬地管，我們學校也不屬於本市直接管理，而是由學校所在的社區街道直接管轄，縱使本省雙一流大學也是如此。因為全國實行所謂網格化管理，就是把全國按省市縣鄉社區街道等一級級下來，每個社區轄區之內的所有企事業單位全部歸它管，都要服從社區管理。如果當時有什麼政策變化或外來人員入校，我們就直接向當地街道報備。
當然，這樣的好處是，街道會分發一些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資給我們；街道開防疫會議，我們也派人去參加。當時本省有幾個學校因為行政級別關係，覺得不應由街道管轄，最後受到批評，教育廳稱，現在是屬地管理，不看你學校行政級別多高，而是不論級別多高，都必須聽書記的、聽社區的、聽街道的。
我們學校對全校教職工的要求也是如此，不管你是處長也好教授也罷，你在社區就是普通人員，得聽社區安排，社區不讓你走，你就不能走。可見，這時候還是體現了我們國家強大的組織能力。
不過，到八九月份，基本就不提屬地管理了，因為防疫政策重點有所變化；我也沒有收到防控辦的重要文件，正常情況下收到上級防控辦的文件後，會發在工作群裡。
其實，疫情緩解之後，這幾條規則就自然削弱了，回歸到原來的日常狀態。5月份各省高校、中小學開學，防控辦能定，由各省委常委會決定，最後由教育廳出面宣布。當時，教育廳要求開學，但開學方案其實是沒有的，只是一個徵求意見稿，要求各校按意見稿做。
權力下放給你了，你怎麼辦？
至於學生返校後怎麼管理，我們要求學生回來之前必須在釘釘上傳14天行動軌跡，給每人發告知書，提醒返校路上做好個人防護工作，戴口罩，消毒，儘量少接觸公共區域設施。同時，要求學生將自己的車票信息告訴輔導員，由輔導員統計抵達時間；學校在本市的汽車站、火車站、機場安排大巴等候，學生抵達後就直接上車，送回學校，不讓他們坐公共運輸工具返校。這一點我們學校是做得最好的，當然投入成本也很高，但特殊時期也顧不了那麼多。
學生回到學校後，出校門要嚴格審批，相當於把他們活動軌跡基本都固定在校園內。回來以後，課怎麼上？14天隔離期內的課全部線上教學，這兩周學生可以在寢室、圖書館、操場草地、教室等地上課，不是必須呆在宿舍上課。不過，在食堂或圖書館，是有嚴格限制的。另外，把教室分給各學院，比如分給醫學院18個教室，那麼學院就要管好這18個教室，不允許學生聚眾等等，即對教室進行網格化管理。
為什麼這麼做？因為我們很擔心的一點是，此前有其他地方的學校讓學生返校複課，14天隔離期內都固定在寢室線上上課，學生只能在寢室吃盒飯，最後學生意見很大，甚至鬧事情。於是就改進管理思路，允許學生在校內自由活動，整個學校隨便你走，但底線是不允許人群聚集，校內必須戴口罩，校園安排巡邏員。
在後勤保障上，允許學生到食堂用餐，但四人桌只能坐一人，同時在各宿舍區樓下設置食堂外賣點，學生不願到食堂就餐，可以在樓下買快餐，這主要也是管控以後，食堂容量不夠大，需要分散人流。這些做法，最終為確保全校人員的14天隔離能順利安全度過。
等回到現場教學後，實行錯時下課。有的學校是把學生分成單雙號，錯峰出行；但我們是讓所有學生按正常上課作息時間，只是調了其中一部分，原本三四節課下課的，變成四五節下課，整體往後挪，這樣對師生的上課時間影響就很小。此外，食堂用餐改為網上預約，約了幾點，就幾點去吃飯，如果這段時間約滿了就不開放，只能等下一個時間段，其實效果比錯時下課更好。
在這裡要誇一下我們的學生。疫情期間複課，學校後勤保障是最關鍵環節之一，我們學校的食堂供應一直做得非常好，前面也都提過了。另外，學生有很多快遞、外賣，我們允許學生買，但不能送進學校，包裹可以放在校門口，外賣自己去取。時間久了，有的學生就機靈地做起了小生意，他把這些取包裹、外賣的活承包了，完成最後「一公裡」，給需要的同學送過去，收取一定報酬。學校對這些做法也比較開明。
2020年5月18日，山東大學工作人員在校門口為返校學生的行李進行消殺。資料圖/新華社記者 王凱 攝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強行禁止學生出校門。上半年，關於學生進出校門的審批，都下放給各學院，如果你覺得這個學生可以出去，你審批，出了事情你負責，全靠自己把握。有些必要情況，是要讓學生出去的，比如見習、或到省內其他地方集體實習，一輛大巴一起過去了。
學校的原則是，校級層面不做具體決定，學院自己定。就像前面提到的疫情戰時狀態，誰做事誰負責，各學院管好自己的事，不要事事過問學校具體該怎麼做，學校層面沒人理的。只要圍繞文件精神，學院認為這麼做可以，願意為此擔責，就去做。
就像開學複課方案，從來沒人告訴我們要怎麼做，都是校務討論協調，決定了就扛責任。當時我們也去問教育廳有什麼方案，他們也不講，我們提出要上會討論，他們說這個是教育層面事情，你們自己定。當時上面下發的複課通知中要求小班化教學，說實話單人單桌是能做到的，但究竟什麼算小班，30人還是60人還是90人？沒人會告訴你的。後來，我去問了其他幾所學校，大家達成一致，班級上課人數控制在60人左右，總數不超過教室容量的60%。
14天隔離期結束後，除了體育課，全校公共選修課、公共必修課全部線上教學，比如思政課、大學英語、大學計算機；此外晚上的跨學院選修課，人數比較大，仍繼續線上教學，因為這些大課存在全校性蔓延的可能，我們的紅線是，如果真的出現疫情，要儘量控制在一個學院內。不過也有一些特殊情況，比如實驗課，要趕時間進度，允許開學後線下教學，但實驗室不能超過20個人。那會兒，實驗課從周一到周日、從早到晚都在運轉，要不然時間搶不回來。
或許可以用一個不那麼恰當的比喻，「戰時狀態」有一個好處是「甩鍋」，但「甩鍋」的同事，相當於把權力下放給你，如果你覺得不合理，就自己去改變。可以說，每個層級都深切領會到戰時狀態給我們帶來的壓力和機遇。
現在看來，我們還算幸運，每個環節的預案都沒有出大紕漏，師生的學習生活沒有受到太大影響，教學進度嚴格按要求執行，考試、論文也按既往時間安排。有些做了適當調整，比如畢業實習，疫情時期不方便，就不一定非去企業實習才算，本來實習目的是為了檢驗學生如何把理論知識轉化為實踐工作，那我設置一個科研項目，你能做出來，也是能力轉化的體現，可以算作實習成績。簡單來說，就是回到最初設計這些課程的初衷，再倒回去選第二條路。
客觀上，疫情也給學校行政管理帶了一些改革好處，比如審批，過去有些事情審批要交紙質材料，但疫情期間沒法見面，我們就跟軟體開發公司商量，能不能協助開發審批功能，這樣直接通過軟體就能完成了，省掉了很多繁文縟節。再比如開會，疫情期間學校召開緊急會議，大家沒法到場，那就線上開會，後來習慣了，沒什麼大事就無需聚在一起開會，沒有必須當面討論的問題，也沒必要開會，傳達到位、跟進落實就可以了。
只不過，很多政策放到全社會，可能就會出現一刀切的問題，但別看一刀切，下面執行起來都很麻煩，有很多還是不必要的麻煩。比如，學生在APP上申請出門，你也知道其實外面都可以自由出行了，你也會放學生出去，但因為所謂學校封鎖，就必須走這麼一道程序。
等到下半年的學期開學，全國疫情相對平穩，不少措施就逐步取消了。其實，學生回去過暑假的時候，有過很多擔心，回來後要不要把這學期開學的做法照搬一回，但成本實在太大，但年中形勢好轉，我們心態也就很好。後來，上面要求我們分層次分年級開學，我們按要求分了，不過就分新生、老生，也不再分地區，學生也不接了，只是給學生發告知書，做必要提醒。包括有幾十個新生從新疆過來，提前通知他們下載釘釘，按要求上傳14天行動軌跡，然後憑密碼進校。如果有問題，在進校前就已經篩出來了。
但是，學生進出校門還是照常管理，只是基本無需學院審批，測體溫、驗證本校師生專用碼就行，外來人員進校則提前一天審批。對於周邊省市的高校，即便對方不接受我們的學生過去訪學，但我們接受他們的學生過來，一視同仁。下半年剛開學時，有傳出外地部分高校因學生返校管理鬧出糾紛，但對我們來說，這個階段早在5月就已經經歷過了。
我們敢於這麼做，是基於一個判斷：在本市、包括全國大部分地區，如果乘坐公共運輸工具，必須出示健康碼，健康碼有問題或不戴口罩都不能上，實際上公交公司、地鐵公司等全社會的每一個行業，可以行使國家公權力的單位，都在行使自己的管理職能，幾乎能將每一個環節都管控好。每個人從社區出來就是安全的，到公共運輸也是經過一道檢查，若交通過程中出問題，交通公司要承擔責任的，可見大家都在管，你還有什麼可擔心的。如果全國出現高風險地區，肯定會通報，從高風險地區過來的人員，嚴格檢查就可以了；更何況高風險地區的人，大概率也沒法出來。
很多操作已經是一個日常性的程序了，大家一直說疫情防控常態化，就是意味著變成生活的一部分，如果繼續採取過激手段，那是不可能持久的。學校既要做好疫情防控，又要保證教育教學；教育不僅僅是課堂教學，還包括校園文化。校園自主管理也是一種教育，可以帶動學生的意識和積極性，成為校園文化的一部分。
真的，回想2020年，還是覺得有點難。很多人的工作生涯，甚至人生軌跡，都因此發生劇變。無論是高漲的家國情懷，還是面對未知的焦慮，人們的情緒經歷了如此強烈的起伏，惟有靠著意志力和擔當的勇氣，熬了下來。
我想，我永遠忘不了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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