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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於其他人，劉巖川的留學之路格外漫長、曲折。
由於喜歡挑戰和「折騰」，也由於籤證帶來的瓶頸，在文理學院本科畢業後，他經歷了1年倫敦政經碩士，3年國內工作，2年普林斯頓碩士，1年世界銀行短期顧問，2年哈佛研究員……今年終於進駐UCSD（加州聖地牙哥）讀政治學博士。
此時，距離他來美國讀高中已經過了16年。
不過在我眼中，或許正因為這份曲折經歷，他反而在途中學到了比別人更多的「大行之道」。
「大行之道」 （Universal Knowledge）這個詞來源於現代高等教育先驅者紐曼，意為那些不寫在書本上、廣泛而可遷移的知識。紐曼認為，大學不應該教授雕蟲小技，而應該是傳授大行之道的地方。
世界幾乎所有一流大學，給自己定下的目標，都是傳遞紐曼式的「大行之道」。
△紐曼的著作《大學的理念》
在前幾天的分享會上，劉巖川用一種更加「接地氣」的方式表達了和紐曼同樣的觀點：生活中我們聊到留學的時候，好像那就是出去學一門手藝、安身立命，但其實不是這樣的。留學是一個綜合的過程。
在留學期間，你從孩子變為成人，需要學會為人處世、學習處理親密關係……學習作為人所需的一切。
如果能充分利用留學給你帶來的不同視角，你就能站在一個更高的格局、帶著更寬廣的視野度過這一生。
雖然劉巖川如他自己所言，不是什麼「大師」，在分享講座上講的也都是身邊的故事，但通過他獨一無二的視角，那些並不離奇的經歷卻能散發出不一樣的意義，讓聆聽的家長紛紛刷屏感謝，還有家長表示「聽哭了」。
在這個動蕩的時代，不少人或許都在重新考慮留學，然而留學的最高價值——學習「大行之道」，或許從未改變。接下來，我們就把劉巖川那個漫長曲折的故事展現給大家。
我沒能真正理解美國人
來美國那一天我記得特別清楚，是2004年7月25號。
當時，父親因為工作調動，帶著我和母親來到了明尼蘇達州。在那之前，我是個普通的北京高二學生，一直在準備高考，不知道SAT、推薦信為何物，甚至不知道明尼蘇達在什麼地方，迷迷糊糊地就來了。
第一年，我進了一家公立高中。這一年我的感受是：適應學業其實不難，但是適應美國人的體育文化，太難了。
我入學時英語當然不太好，但我也同時發現，自己在國內打下的語法底子其實是不錯的。
可能中國人的口語無法像美國人那樣流利地道，但通過規範地學習，你對英語的掌握是可以超越母語者的。
這就好像一個外國留學生如果跟對了中文老師、長期堅持訓練，他說話的規範程度可能要超過北京胡同裡的任何一位大爺大媽。
我自己後來在大學裡給同學做寫作指導，輔導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寫英語文章，也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我沒想到的是，在美國，體育竟然是他們文化生活當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
雖然中國人在奧運會上拿了很多金牌，但普通的學校和家庭還是更重視文化課，對身體素質不夠關注。
我就從來沒有摸過棒球、冰球的棒子，所以，當體育課上突然給我一根棒子，讓我上場去跟別人練習的時候，我根本就不知道該做什麼。
在公立高中度過了一年後，父母決定回國發展，並把我轉去了美國當地一家私立寄宿高中。這所學校，又給我帶來了許多不一樣的感受。
許多私立高中都是教會學校，我所在的那所也不例外。可能大家覺得現在歐美都在逐漸世俗化，年輕人周末已經不去教堂了，但基督教對於美國人的行為跟生活還是有潛移默化的影響的。從他們的分享意識、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直到外交政策。
美國的對外政策，始終散發出一種傾向，希望別人在體制上、行為上都變得跟自己相似，這當然有純粹的利益驅動，但也有基督教傳道的影子，試圖讓別人都加入他們的文化。
另一方面，這種文化也使得人們更熱愛分享。像我當時在高中裡，逢年過節時國際學生無處可去，就會有host family（寄宿家庭）把你叫到家裡去，送你禮物、一起吃飯。在他們家裡，沒有一個人讓我感覺自己是個外人。
試想一下，在中國除夕當天人家正要吃團圓飯時，你敲開門說我要加入你們，是不是很不可思議？可是美國人就對此習以為常。
不過遺憾的是，即使我也必須上聖經課，但當時態度不大端正，總覺得聖經跟小時候讀傳奇小說差不多，也就沒有好好地去認識基督教，沒能真正走近美國同學的心靈。
在私立高中的另一個遺憾是，沒能從其他國際學生身上學習他們的文化體驗。
私立學校確實像個「小世界」，有很多國際學生，包括港臺和日韓的同學。
然而，作為一個17、8歲剛到美國的孩子，我總覺得港臺和日韓的同學瞧不起來自中國大陸的同學，就從來沒有去主動和他們交流，問問他們的社會是什麼樣子的，他們在美國遇到了怎樣的挑戰。
一直到上本科，我學了政治學和國際關係之後，才發現跟不同人交流會有極大的收穫，或許因為戰爭或其他分歧，他們跟中國大陸有一些隔閡，但正因如此，當你帶著自己的歷史觀跟他們交流的時候，反差更強烈，你的收穫會比美國當地人更大。
因此，對於讀美高的同學們，我十分建議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避開我的這些遺憾，好好了解美國的基督教文化，與其他國家的人交流。
美國大學和社會的撕裂
我一直覺得，如果只看身邊的同學、老師，中國留學生對美國的認識會陷入誤區，因為美國社會是具有兩面甚至多面性的，或者是「撕裂」的。
2008年，我在瑪卡萊斯特文理學院（Macalester College）讀大三，歐巴馬當選為總統。當時同學們都特別興奮，好像一個新的時代要來臨了，過去的很多不公正就要被糾正了。
記得有個印度移民家庭的同學一邊騎自行車一邊大喊「歐巴馬！」結果太興奮從車上掉了下來。她爬起來沒有喊疼，而是繼續喊「歐巴馬！」
到了2016年，我在普林斯頓讀公共政策碩士。當時大家都充滿信心，覺得希拉蕊一定會成為第一位女總統。
大選結果出來當天，很多女生特地精心打扮，站到學院門口拍照留念，男生們帶了酒去大教室裡一起看直播，但結果卻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第二天，有的同學是帶著兩行眼淚來上學的，有的直接沒來。
這兩段經歷說明，即使是美國高校裡最精英的學生，也未必把握得了這個國家的脈搏。他們言行敢為人先，甚至會從超越個人利益的角度思考社會問題，但就是忽略了千千萬萬中小城鎮裡，善良單純、無心也無力為他者的生活操心的人。
2020年，我在UCSD讀政治學博士，一邊關注大選。這次，你要是問我川普還是拜登能當選，那只能告訴你我真的不知道。
確實，大學裡的學生和教授都比較傾向於拜登，但我和他們並不十分確定廣大的美國人都在想什麼。
總而言之，有些美國人追求開放、主動了解世界，就像我在大學的同學和老師們。另外一些人則只專注於自己的生活，就像我的高中同學。
我讀高中時遇到的美國人，很多一輩子就生活在自己的小鎮上，對外部的世界不感興趣，也沒有什麼強烈的訴求。這或許是美國大眾的常態。
比如我現在再到Facebook上去看自己高中時的朋友和同學，會發現當時的一些男女朋友現在已經成了夫妻，有了兩三個孩子，他們從來沒有離開自己生活的地方，也從來不關心更大的世界變成了什麼樣。
或許，這些人並不關心黑人、女性平權、世界上其他人的問題，只關心移民有沒有搶自己的工作。
這其實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你讓一個普通中國老百姓去關心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之類的話題，那也是強人所難。
可這些人決定著美國的命運。而因為美國的體量，他們的選擇與生活態度又對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留學生面對的很多政策和安全問題，就是這些影響的餘波。
另一方面，我不得不再說說美國的大學裡那些開放的、國際化的人。
我在大學認識了一對來自俄勒岡的雙胞胎姐妹，她們跟我說自己中學時上世界歷史，上學期學到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她們簡直崇拜得不得了，覺得毛主席是個完美的人，但等到下學期，書上又講到毛澤東犯的一些錯誤，她們就有點失望，覺得人怎麼會變啊？
當然，她們也覺得自己當年的想法是很幼稚的，但是我覺得這可以說明，有些美國高中生的視角就已經很廣了，與我所經歷的中學教育大為不同。可見美國不同地區的教育質量差別之大。
而開放的高中生會選擇開放的院校，保守的高中生會選擇保守的院校，兩條路漸行漸遠，社交圈逐漸固化，直到形成兩個甚至多個難以調和的陣營。
在相對精英的文理學院和藤校裡，你會看到許多國際化的美國人，同學們對世界歷史、國際秩序非常關心和了解，甚至會去積極參與。甚至很多同學只要看到不公正，就會講出來，通過投票、請願等方式，去試圖改變周圍的環境。
在國內，我們會把這些人細稱作「白左」，但我其實是被「白左」們深深感動過的，也很羨慕他們。覺得他們有點像當年的「五四青年」，不管貧富，都在精神道德上有很高的追求，有一種要澄清天下的志向。
世界日漸封閉，還要留學嗎？
對於未來，我抱持著一種「謹慎的悲觀」態度。
如果拜登當選的話，民主黨應該會更支持大學的自由立場和國際交流，但美國對中國「恐懼」的口子已經打開了，如果他們一旦覺得中國人就是偷技術的，這件事是關乎國家安全的，那你就很難說服他，因為恐懼是沒有止境的，他在跟一個看不見的東西鬥爭。
但我對留學的態度從來沒有變化。至少，學人文社科專業的話一定要出國看一看，因為制度上和圖書館的存量上可能都更適於你的學習和研究。
在所有國家中，除去美國我只經歷了英國的一年碩士，相對而言還是覺得更適應美國的體系。
第一美國大學資源多，我在倫敦政經的老師好幾個原先都是在美國的，似乎因為「言多語失」才不得不來英國。
第二英國師生關係遠不如美國密切，我要隔很久才有機會跟老師交流10分鐘，老師也不大記得學生的名字。
生活中，當我們聊到留學的時候，總覺得那就是出去學一門手藝、安身立命，好像是一種能力和經濟學意義上的活動。但其實不是這樣的。留學是非常寬泛、綜合的一個過程。
一個人從17歲長到30歲甚至更大的年紀，要經歷很多轉變：從青少年轉變為成年人甚至中年人，從學生轉變成職場人士，從象牙塔來到社會，可能還要步入婚姻、學習處理親密關係……這些，其實都需要他理解怎麼跟人相處，怎麼認識差異，包容不同。
而留學，不僅僅是來美國，你去日本、去任何一個國家，甚至去另外一個城市，你都會更好地理解他人和你有多大的不同，發展出與這些人共處的方式。
而且，留學就好像照鏡子一樣，你在出國之前會對自己是誰有一種認識，但出國後這種認識會改變，你能從一個不同的角度看自己，客觀地看到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偏見和無知。
這對成長是一個很有益的過程，而又不僅僅止於個人成長。
我所關注的許多老師，像許倬雲老師、白先勇老師……他們來到美國以後，自己身上中國的成份其實沒有少一分，但因為跳出了中國這個環境，去回看自己的歷史、回想自己的家世，他們都找到了新的角度。
許倬雲老師之所以能溝通中西，就是因為他帶著對中國的理解來了美國。他研究的是西周歷史，其實是中國的話題，但因為在美國的經歷，他換了另外一種學術眼光去研究，產生了新的成果。
而且，他當年其實也和我一樣，在年輕時親身體驗了身邊的美國同學如何積極地去改變這個世界。
作為一個經歷過抗戰跟內戰的人，他看到的不公正和黑暗比我多很多，當他看到美國同學去跟壓榨黑人、勞工的人作鬥爭時，內心受到的觸動比我更大。而後來，他也看到這些年輕人最終變成了體制的一部分。
見證不一樣的生活，學會和不同的人相處，從新的角度認識自己，這一切最終導向的目標，也許正是許倬雲老師說的：
「我們要想辦法，讓全世界人類曾經走過的路，都算我走過的路。」
「要有一個遠見，能超越你未見。」
帶著這樣深刻的認識去走這一輩子，我覺得一定會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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