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6月26日，國際禁毒日。
19年前，聯合國在維也納召開關於麻醉品濫用和非法販運問題的部長級會議。提出「愛生命、不吸毒」的口號，與會138個國家的3000多名代表一致同意將每年的這一天定為「國際禁毒日」。對於改革開放不久的中國來說，那時毒品似乎離我們還很遠。但19年後的今天，毒品問題正在或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正值國際禁毒日之際，我們特別刊出這篇報導，是想警醒公眾：毒品其實就在我們身邊，其現實的危害已遠遠超出了常人的想像。
向春玲從未想到，毒品離她的生活竟然這麼近。她去雲南緝毒前線走了一趟之後發現，雲南當地甚至整個國家，都正處在毒品的威脅之下。
「毒品離我們一點都不遙遠，」中共中央黨校的這位社會學教授說，「可不僅僅是什麼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病。」
去年3月，向春玲原本準備到雲南考察西部發展問題，但云南省一位省委領導向她建議：雲南最值得考察的是毒品問題。
於是，她花了23天時間，走了雲南與緬甸接壤的800多公裡邊境線，沿邊境線考察了9個縣市。最近，她正將考察結果寫成一份內參。她說：「那裡正在打一場禁毒人民戰爭。」
毒販們藏著毒品，「一腳就跨過邊境線」
向春玲從北京出發，到達雲南與緬甸接壤的邊境時有些吃驚。她沒想到，邊境線既沒有鐵絲網攔著，也沒有邊防軍站崗。甚至，所謂邊境線，其實連條「線」都沒有，只是在某些地方立一塊界碑。
這條看不見的邊境線，這邊是中國雲南，而另一邊，便是屬於金三角地區的緬北地區。那塊土地上，種毒、製毒、販毒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
在美國國家緝毒署標有地理坐標的東南亞地圖上，世界三大毒品生產基地之一的金三角地區，70％的區域在緬甸境內。有數據顯示，目前每年經金三角地區販運的海洛因已佔世界總量的70％~80％，而其中超過80％來自緬北地區。
中國雲南省正與這一區域接壤，邊境線長達1977公裡，山連山，村連村，公路通著公路。
有的地方，一個村子一半屬雲南，一半屬緬甸。有的地方，兩國之間僅一溪相隔，橋這頭是中國，橋那頭是緬甸。還有，一畝田分屬兩國。甚至，「一家兩國」。向春玲見過一座村民的房屋正好坐落在邊境線上，院子在中國，後面的住房在緬甸。
許多人住在邊境線這一邊，他們的族人、親戚和朋友卻住在那一邊。他們常常走親訪友，「一腳就跨過邊境線」。
向春玲特意挨著一座界碑照了張相。她面朝雲南方向，一腳踩在緬甸，一腳踩在雲南。
每年，估計有七八十噸毒品，就從她身後那個罌粟花開的地區，源源不斷地流入她面向的這個國家。毒販們藏著毒品，同樣「一腳就跨過邊境線」。
「這樣的邊境使堵截毒品變得十分困難，」向春玲說，「那邊繁榮的毒品經濟，對我們這邊滲透得很厲害。」
數據顯示，我國內地流通的毒品中，約70％來自金三角地區。
「有的村寨已到了村幹部選不出來、老人去世後找不到送葬人的地步。」
因為緊鄰金三角，雲南邊境首當其衝遭遇「毒」害。
從上世紀80年代起，隨著國門打開，金三角的毒品開始成規模地流入國境。最初，這些毒品只是借道雲南邊境，經由廣東，流向香港，再流向歐美等地。不過很快，雲南邊境也成了毒品消費地。
「在當地，不太熟悉的人遞給你一支煙，最好別抽，因為很可能含有毒品，從此上癮。」向春玲說。毒販們有時用這種方式賣毒品。
向春玲親眼見到當地因吸毒而家破人亡的一戶5口之家，家裡有4口人吸毒。丈夫因吸毒死亡，妻子被送進強制戒毒所，兩個兒子也都吸毒，離家出走後下落不明。家裡窮得只有四面泥巴牆，連床都賣掉了，灶也廢棄了，只剩79歲的老母親，獨自守著一口棺材。老人的生活全靠村裡人接濟。如果村裡人哪天忘了送來食物，老人就得挨餓。
當向春玲掏出一張100元的人民幣遞過去時，老人緊緊抓著向春玲的手，不停地說著感謝的話。旁邊的村民說：「讓錢在老人家手裡好好捏一捏！」
這樣家破人亡的事件，當地並不鮮見。還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一位姓張的吸毒漢子，在不到10年時間裡，先將妻子賣到外省，又將女兒賣到陝西，隨後將惟一的孫子也賣掉了。緊接著田地出租了，房屋變賣了，直至最後，自己因吸毒過量死亡。
2004年一份調查數據顯示，這位漢子所在的村子，共有村民150多名，而吸毒者竟有43名。在這些吸毒者中，一半以上的家庭破裂，80％的人負債纍纍。從2001年以來，有15人因吸毒而死亡,13人離家出走，給這個窮困的村子留下了6個孤寡老人和6個孤兒。
當地人告訴向春玲，一個家裡只要有一名吸毒者，就會將整個家庭拖垮。毒癮發作時，吸毒者六親不認，甚至會拿著刀子向親人要錢。一個村裡要有幾名吸毒者，整個村子會雞犬不寧。
這樣的吸毒者群體，在雲南數目龐大。資料顯示，截至2004年底，雲南全省有吸毒人員6．8萬餘人。
向春玲前去調研的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這裡四分之三的區域與金三角接壤，邊境線長達500多公裡，一州之地，吸毒人員竟超過2．5萬人，平均每100人中有2至3人為吸毒人員。
在德宏州的隴川縣，當地政府給向春玲出示的一份資料稱，該縣是「全省乃至全國毒情最為嚴重的縣」。截止2004年11月,這個有著17萬人口的邊境縣，登記在冊的吸毒人員共有1萬餘人。平均不到20人中,便有一人吸毒。縣裡80％以上的村寨普遍存在吸毒現象。
在這些吸毒人員中，50％以上是青壯年，除極少數還能正常勞動之外，大部分勞動力都因吸毒變得遊手好閒，無所事事。其中35％以上的貧困人口皆是由於家庭中有吸毒人員而導致。
當地人引領著向春玲參觀了吸毒人員眾多的村子，俗稱「吸毒村」。
有一個少數民族聚居的「吸毒村」，雖然緊挨著公路，但村裡到處「破破爛爛的」，村裡大多是木製平房，全村幾乎沒有樓房。進村的道路也是坑坑窪窪的泥巴路。
一個村民對向春玲說：「我們村連續8年沒有喝過喜酒了。」
沒有年輕女子願意嫁到這裡，而村裡不少原有的已婚婦女也紛紛改嫁外地。吸毒人口陸續死亡，村裡人口開始出現負增長。
翻開隴川縣的吸毒情況統計表，在冊吸毒人員超過1000人的鄉鎮，有6個，其中有3個鄉鎮現有吸毒人員超過1000人。而有兩三百名吸毒者的村子，在當地比比皆是。
當地人告訴向春玲，上世紀80年代開始吸毒沒有戒斷的一批人，基本已經死亡。現在，新一批吸毒成癮者也將在五六年後陸續死去。
「有的村寨已到了村幹部選不出來、老人去世後找不到送葬人的地步。」該縣一份官方資料透露。
向春玲不止一次聽到當地少數民族發出這樣的呼聲：「救救我們的民族！」這個在隴川縣有著4萬多人口的民族，每10人中便約有1人在吸毒。
全縣吸毒人員每年要「燒掉」6000多萬元，相當於該縣2003年的財政總收入
當地政府修建了不少強制戒毒所、戒毒農場等戒毒機構。但徹底戒斷毒癮是個世界性的難題。
「生理脫毒相對容易，難的是心理脫毒。」向春玲說，「他們心裡會特別地想。」
向春玲在一家戒毒所見到一個吸毒的女孩，骨瘦如柴。最初她因為好奇而吸毒。「剛開始吸的時候噁心、想吐，但過一會就感覺特別美妙。」她告訴向春玲。這已是她第二次戒毒。
訪談過程中，正好有幹警抓獲毒販，他們拿著繳獲的海洛因給向春玲看。坐在旁邊的女孩便背轉過身，閉著眼，努力不去看海洛因。
一位因失戀染上毒癮的男青年，已是第三次進戒毒所了。為了遠離毒品，他打算出去後帶著妻子和剛出生的兒子遠走他鄉。
還有一個23歲的男青年，三次戒毒都沒有戒斷，最後，他用一根鐵鏈將自己捆了10多天，叮囑別人不管見他發作時有多難受，都不要給他毒品。「毒癮發作時，像許多蟲子在啃咬骨頭。」有吸毒者這樣描述。但這個男青年愣是用這種方式戒斷了毒癮。向春玲見到了那條鐵鏈，有手腕一般粗。
數據顯示，當地戒毒人員復吸率高達90％以上。
吸毒人口耗費了大量「毒資」。如果按照每名吸毒人員每天平均消費20元毒品計算，隴川縣一份官方報告稱，全縣近9000名現有吸毒人員每年要「燒掉」人民幣6000多萬元，相當於該縣2003年的財政總收入。
按同樣的標準，德宏州副州長柳五三也給向春玲算了一筆帳，全州2．5萬餘名吸毒人口一年最少要「燒掉」1．8億元人民幣，而該州的年財政收入僅有3．65億元。如果再將每名吸毒者周圍4至7名隱性吸毒者算上，全州年財政收入還不抵被毒品「燒」掉的錢財。
更為恐怖的是，毒品注射常常與愛滋病相生相伴。
1989年，德宏州首次在靜脈吸毒人群中監測發現了146例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截至2004年底，全州累計監測血清17萬餘人（主要針對高危人群），報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8124例。「全州已經進入了高度流行期。」一份官方資料披露。
據悉，已經去世的愛滋病人給德宏州留下了500多名愛滋孤兒。
當地吸毒問題的複雜，遠遠超出了向春玲的想像。她沒想到，一些吸毒人員之所以染上毒癮，是由於當地缺醫少藥。
一位50多歲的吸毒老太太告訴向春玲，她吸毒是因為患了婦科病。這位老太太所在的村子裡，25％的中老年婦女吸毒。這個村子所在的鄉，共有2萬多人口，卻只有一名衛生員。
教育供給不足也是吸毒人員增加的原因之一。在隴川縣，每年只能招收300多名高中生，但全縣初中畢業生每年卻達3000多名。另一個縣的教育局長告訴向春玲，該縣有18所初中，卻只有兩所完全中學，升學率僅為20％~30％。一份資料顯示：「大量升不了學的初中生們，無就業門路，淪為社會閒散人員，這也成為近幾年來新增吸毒人員的主要對象。」
「吸毒問題遠比貧困問題更嚴重。」向春玲說，「它跟民族問題、愛滋病問題、醫療衛生問題、教育問題等相互交織。」
有時禁毒人員要戴著手套從毒販的肛門中往外摳「毒蛋」
在向春玲的訪談對象中，有一位60多歲的老太太，1949年前曾是當地望族的千金小姐。吸毒前家境殷實，吸毒後家徒四壁。村裡人說，為了有錢買毒品，她一直在偷偷地零星販毒。
在當地，像這位老太太這種「以販養吸」的吸毒者佔相當比例。事實上，這位老太太只是龐大的毒品滲透網絡中微小的一環。
她所販賣的毒品，有一種可能，是境外的毒梟僱傭毒販「人背馬馱」，從深山密林中翻越邊境，層層分銷到她手中的。
向春玲在邊境上看到兩類極端的村子，一類是「吸毒村」，一類便是「背毒村」。1949年之前，這裡邊境的村寨便有著好幾代人「背毒」的歷史。直到現在，依舊有不少當地村民以「背毒」謀生。
向春玲見過因「背毒」而「致富」的村子。村裡到處可見衛星鍋和貼著瓷磚的二層小樓。這樣的村子，她只是悄悄進村看一看，可不敢找人訪談。
有媒體報導，雲南臨滄市有個叫班老村的村子，最猖獗時，幾乎家家背毒販毒。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04年底，班老村村民因用背簍為毒梟運送毒品，109人被捕，33人被判死刑。
向春玲走了一趟臨滄市。這個位於雲南西南部的地區，與緬甸接壤的邊境線長達200多公裡。據公安部門掌握的數字，目前全國有十分之一的毒品來自雲南臨滄市。
從緬北地區通往臨滄，有兩條公路要道。除去密林裡的「背毒」方式，毒販們經由交通要道運毒也是花樣百出：
有藏在高跟鞋裡的，有藏在女性胸罩裡的，也有藏在家具裡、汽車頂部夾層、長途車廁所、汽車水箱裡等等，還有毒販將原始森林裡砍下的原木挖洞或鏤空，將毒品藏在其中。
而較多的是人體帶毒。有些女毒販將毒品藏在陰道中。有些毒販則用保險套裝毒品，然後吞咽下肚。多的能吞下一兩斤這種「毒蛋」，過境後到了目的地再吃瀉藥拉出來。
在一個檢查站，緝毒人員告訴向春玲，有時這些人體藏毒毒販子幾天拉不出來，他們只好戴著手套從這些毒販的肛門中往外摳「毒蛋」。
毒販們還發明了狗體藏毒、液體藏毒等新花樣，加大了查緝難度。
這裡的緝毒人員憑自身的緝毒經驗、訓練有素的警犬以及一種X光人體檢查機來對付這些販毒手段。這種儀器能發現人體中藏有的「毒蛋」，「一掃一個準」。不過，當地緝毒人員告訴向春玲，現在毒梟們也正在改進技術，防警犬，防檢查機。
讓緝毒人員備感頭痛的是，毒梟們大量僱傭懷孕婦女帶毒。根據我國的法律，這些挺著大肚子或正在哺乳的女人可以免除相應處罰，「即使抓住了也關不了，只能眼巴巴地把她們放了。」向春玲說。甚至有一些女人，為了販毒而懷孕。
當地官員告訴向春玲，毒品是世界上商品利潤率僅次於軍火的暴利生意。
暴利刺激了大批「冒險家」。不僅許多當地人以此為業，從中謀取暴利，據云南省政府一份報告，來自外省和外國的毒販也正越來越多地聚集到雲南邊境。
公安局長楊餘，據說他的人頭被境外毒梟標價200萬元人民幣。
許多毒販都配有槍枝。向春玲聽說，一些毒梟按照多少公斤毒品配發多少槍枝的標準來武裝毒販。
「我們生活在和平年代，但那裡卻有槍聲，有流血。」向春玲說。
聽當地人說，如果聽到槍聲，他們不會驚奇，知道肯定是發生了遭遇戰。
臨滄市緝毒英雄吳光林便犧牲在這樣的遭遇戰中。2004年8月30日夜裡，他和兩名戰友在叢林中埋伏了兩個多小時，等待情報中過境毒販的出現。當兩個黑影沿著山道走過來時，因怕誤傷群眾，吳光林便迎面上前大喊：「站住！我們是公安局的，請接受檢查！」話音未落，黑影對準吳光林「砰」的一槍。
據說追捕了7天，行兇的毒販才落網。
向春玲在當地公安局調研時，有時遇到一些幹警，幾天沒有洗澡，眼睛布滿紅絲。她問：「你們幹什麼去了？」對方回答：「昨晚通宵堵卡去了。」他們接到情報去堵截毒販，剛剛從叢林伏擊回來。
向春玲訪談緝毒人員時，有個規矩，訪問偵察員不得詢問其姓名。她知道，他們其實是「臥底」，是幕後的禁毒英雄。「臥底」告訴她，他們扮演各種角色，什麼老闆啦，經理啦，需要非常沉著，不能有一點心虛。在與毒販「接洽」時，電話裡聲調稍有變化，都有可能引起毒販的疑心。
有幾位偵察員，向春玲在警局看到他們穿著警服，過幾天，在別處碰見他們，就見他們正吊兒郎當地扮得像個混混，還朝她笑一笑。
向春玲去了設在緬甸境內的一個情報站。那是一個商鋪，臥底人員正戴著鬥笠在那做生意。陪同向春玲的幹警就用暗語跟他們聊了幾句。
「就像電影《小兵張嘎》裡的西瓜攤老闆一樣。」向春玲說。
然而這樣的工作，有著常人難以想像的兇險。從1982年以來，雲南全省犧牲的緝毒幹警有40多人，200多人負傷。
向春玲發現，因為壓力大，這裡的禁毒幹警大多抽菸抽得很兇。
一位鄉裡的派出所所長說，他們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不管是抓毒販，還是抓吸毒人員，都有被襲擊的危險，他們總是焦慮和提心弔膽。抓捕之前，他們處於等待、焦慮之中；抓捕失敗，會感到沮喪；抓捕成功，又會處於極度的興奮。
「下輩子一定不幹這一行了。現在要能換行，馬上就換，」這位所長私下對向春玲說，「不過只要在崗位上一天，就一定要抓毒販，把吸毒人員抓到戒毒所去。」
德宏州公安局局長楊餘，據說他的人頭被境外毒梟標價200萬元人民幣。他的妻兒也分別被標價。一直有人勸他爭取調到昆明去，但他對向春玲說：「我不能走，我走了，我手下禁毒的兄弟們怎麼辦？我要撤了，就是逃兵。」
想像中，這位有著20多年緝毒經歷的英雄應該是個「高大，濃眉大眼，愛發脾氣，走起路來大步流星」的人，但向春玲見到的楊餘，個子不足1．7米，「臉黑黑的，憨憨的樣子」。
這個漢子不怕獨身一人出門。「我不怕，我的命比他們（指毒販）硬，我能克住他們。」他說。
緝毒英雄沒對向春玲說什麼豪言壯語。吳光林所在禁毒大隊的指導員，個子也不高，細眉細眼，性情溫和，他對緝毒工作「有癮」。「我對那些吸毒、販毒的人有第六感覺。這是一種緣。」在單獨訪談中，他對向春玲這樣說。有人勸他換工作，他反問：「我不幹這個幹什麼呢？」
從金三角流入國境的毒品，能被堵截的只佔十分之一
金三角的毒品要經由雲南邊境流入中國，會遇到堵截毒品的三道防線：邊境海關和邊防部隊巡邏是第一道防線；內線交通要道邊防檢查站是第二道防線；省公安機關在出省的各機場、火車站、汽車站檢查是第三道防線。此外還有流動檢查。
檢查站的緝毒工作雖然不像「堵卡」那麼兇險，卻很辛苦。向春玲在木康檢查站看到，過往的貨物車輛幾乎都要被檢查。既查是否有毒品從境外流入，也查是否有易製毒品的化學原料從境內流向境外。
一位檢查站幹警，家在40裡外，已經兩個月沒有回家，即使兒子生病，也只是出外辦事時順便去醫院看了一下。
一位檢查站隊長，7年沒有回過四川老家探望父母。每年總想著趁兒子放暑假或春節回老家探望，但每次都因為人手緊缺放棄了。
因為毒品一旦流入內地，緝毒的成本會比邊境高出許多倍。向春玲在這裡常聽幹警們說：「我們多查一克毒品，就可以讓內地人民少受一克毒品的危害。」
向春玲此行惟一採訪到的一名被判死刑的毒販，便是在第三道防線落網的。此人是一名長途公共汽車司機，因為販運八九公斤海洛因而獲罪。從德宏芒市出發開往昆明的前一天晚上，他的情人將海洛因藏在汽車的水箱裡。當車子剛剛開進昆明市汽車站，這位第一次販毒的毒販便看見緝毒人員向他走來。「我們肯定被人出賣了。」在監獄裡，他對向春玲說。
數據顯示，從1982年至2005年，雲南全省偵破販毒案14.6萬餘起，抓獲販毒人員19.5萬餘人，繳獲毒品共計129噸。
然而當地有關人士給向春玲作了粗略的估算，從金三角流入國境的毒品，能被堵截的只佔十分之一，其餘大量流入內地。
「雲南如果禁毒不力，內地將會『水漫金山』。」向春玲憂慮地說。
「吸毒問題將成為繼愛滋病之後中國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禁毒情況顯然不樂觀。
向春玲在臨滄地區調研時發現，那種將人體內「毒蛋」「一掃一個準」的X光人體檢查機，整個臨滄地區只有一臺。這臺X光機放在流動緝毒車上，來回奔跑於臨滄通往緬甸的兩條主要公路之間。
毒販們探聽好情報，如果X光機正在這一條公路上檢查，他們就從那條公路走；如果在那條公路上檢查，他們又改從這條公路走。
向春玲問：「為什麼不再買一臺呢？」
她得到的答覆是：買不起。一臺X光人體檢查機價值60多萬元人民幣，就連這惟一的一臺，也是某國際禁毒組織捐贈的。
向春玲心裡嘀咕：「如果我們發達地區少吃一頓黃金宴，把錢省下來多買一臺X光人體檢查機，能多禁多少毒品啊。」
一位臥底人員告訴向春玲，有一次他已經得到情報，計劃扮作下家去與毒販交接貨物，但需要60萬元現金。這筆錢不能走公費，他找自己的親友借，結果只湊到28萬元，只好眼睜睜地看著毒品販子從自己眼皮底下溜走。
經費不足成為當地禁毒的瓶頸。
以德宏州為例，這個州年財政收入約3．6億元，但年財政支出卻達12億元。政府財政中，能用于禁毒的經費，少得可憐。
全州所有公務員，被要求將工資的0．5％~1.5％捐出，用作禁毒。儘管如此，2005年初數據顯示，全州所有強制戒毒所一次的最大收容量僅為8000人，只能收容全州約三分之一的現有吸毒人員。更別說這些戒毒所大多功能不全，設施簡陋。在一些戒毒場所，只有寥寥幾名醫生和一些常規藥品。隴川縣15個戒毒場所中，只有6名醫生。
「雲南禁毒不是為它自己禁的，」向春玲說，「是為整個中國禁的。」
她認為，東部發達地區應該從資源、經費上幫助雲南邊境禁毒，針對當地的扶貧工作，也不要僅僅局限於經濟上的貧困問題。
事實上，毒品問題早已出了雲南邊境，成為整個中國的社會問題。
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內地逐漸出現毒品消費市場。最初，我國只有廣東、福建、廣西等個別省份有「毒情」。如今，全國除西藏還未發現販毒案件之外，其餘省市地區均已出現販毒吸毒問題。全國2000多個縣市中，已有80％以上的縣市發現了「毒情」。
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05年底，我國現有吸毒人員78.5萬名，其中吸食海洛因成癮人員70萬名。
「我們全社會都要認識吸毒對個人、對社會、對國家的危害，否則吸毒問題將成為繼愛滋病之後中國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向春玲斷言。
在總結她的這次邊境調研時，向春玲說：「我有責任告訴人們，雲南邊境正在發生什麼，並且，與我們每一個人緊密相關。每一個人都處在毒品潛在的威脅之下。」
雲南邊境之外，這種威脅依舊存在。
儘管迫於國際社會和我國政府壓力，近年來緬北地區原先大量種植罌粟的區域開始實行禁種，並替代以其他作物。但是，2005年2月，雲南省禁毒委一份工作報告稱，「境外毒品對我『多頭入境，全線滲透』的總體態勢沒有根本改變，『金三角』毒品種植、加工規模不減。」
多年來，緬甸境內許多民族地方武裝，由於缺乏經濟來源，毒品成為其培植勢力的主要財源。而近來「受緬甸政局變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緬北各民族地方武裝組織暗中強化軍事戒備，『以毒養軍、以軍護毒』的格局更加明顯，克欽邦第一、第二特區等原已實現罌粟禁種的地區又死灰復燃，一些毒品加工廠在生產加工海洛因的同時，開始大量製造冰毒等新型毒品，使金三角地區的『毒情』形勢更加複雜化。」
「邊境那邊，禁種區域偷偷種植罌粟，在當地是心照不宣的秘密。」向春玲說，「他們只是把罌粟種到更偏僻的地方，那裡依舊有地下毒品工廠。」
「那20多天，是我心情最沉重的一次調研。」回到北京後，向春玲說。這位平常隨和愛笑的女教授，翻看自己在雲南的留影，發現自己竟然沒有一張帶有笑容的照片。
在她調研結束離開德宏州時，想起那裡有一個叫戶撒的地方，阿昌族語意為「佛祖的花園」。在海拔1000多米的高處，一塊長26公裡，寬4~6公裡的平壩，清澈的戶撒河從中穿過，成群的白鷺在河面上嬉戲，壩子兩邊是青翠的山巒。這裡冬天油菜花開，夏日稻花飄香。但這個「佛祖的花園」卻是德宏州受「毒」害最深重的鄉鎮。這時，她聽到車裡正播放著騰格爾的《天堂》。
「我愛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當歌曲這樣一詠三嘆時，向春玲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譁地湧了出來，泣不成聲。
同行的人不敢吭氣，只是不斷地遞過去一張張紙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