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被譽為群經之首,是憑藉其包羅萬象的哲學體系,而不是卜筮之法。卜筮之法只是一個媒介,其背後是中國的傳統的自然和諧的世界觀。六十四卦只是一個參照,在人們不知所措的情況下為人們提供建議和指導。
《周易》是中國傳統&34;之一,被譽為群經之首,對中國的文化傳統影響巨大。&34;有幾重意思,一是成書於周;二是周全、完備的意思。易也有多種解釋,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東漢鄭玄的著作《易論》中認為&34;這句話總括了易的三種意思∶&34;、&34;和&34;。他認為宇宙間的萬物可以用易來概括是因為他們都順其自然,表現出一種簡易的性質,同時它們在不斷的變化,但又保持著一種相對的不變的恆常。
《周易》最初作為卜筮之書,記錄了先秦的卜筮之法。《周禮》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周易》可能只是先秦卜筮之書的其中之一,但另兩部已經失傳,故而周易的價值突顯,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周易》是研究先秦卜筮不可繞過的一部著作。對於《周易》的作者也眾說紛紜,有伏羲、周文王、孔子等說法,即《漢書·藝文志》在描述《周易》的成書過程時,稱的&34;。根據現代學界研究,一般認為,《周易》為周初周人所作,重卦出自文王之手,卦爻辭為周公所作,孔子作&34;。
自孔子贊易以後,《周易》被儒門奉為儒門聖典,六經之首。儒門之外,有兩支易學與儒門易並列發展∶一為舊勢力仍存在的筮術易;另一為老子的道家易,易學開始分為三支。
由於古時的人們對自然界和社會的發展缺乏明確的認識,從甲骨文的佔卜活動中發展出卜筮之法,而早期的這種卜筮之法又確實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一些指導性意見,使得人們能夠也願意去運用這些卜筮之法,故而人們在普遍智力不高的情況下對卜筮之法依賴頗深。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幾派的易學思想不斷交融,使得《周易》不僅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還發展出一系列依賴於《周易》的卜筮之法。
然而在近代,西方的科學思想傳入中國,民智漸開。由於《周易》中蘊含的內容和精神極為廣博和玄妙,而普通大眾對其不甚了解,對《周易》的印象停留在&34;這些實際行為上,一些不學無術之人的濫用,加之批判傳統糟粕的潮流影響,使得人們對《周易》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誤解,這些卜筮之法被斥為封建迷信的騙人把戲,使得《周易》處於一個尷尬的地位。回顧歷史上《周易》中卜筮之法的運用,可以看到它雖然不是百分之百的精確科學,但也有其獨特的魅力。
《左傳》中不少運用《周易》的記載。關於《左傳》與《春秋》的關係,有不同說法∶有說兩書是相互獨立的著作,也有說《左傳》的成書是為了解釋補充《春秋》。但不管採哪種說法,《左傳》對於記載春秋時期史事的價值是不變的,在《左傳》中有不少卜筮的例子,都可以體現當時的人們對於《周易》的使用已經達到了一種較為普遍的程度。《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記載∶
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與觀之否,曰∶&39;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39;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39;利用賓於王&34;
左傳作者∶左丘明
此篇內容在莊公.莊公二十二年
周史運用《周易》為陳國的敬仲卜了一卦,結果預示陳國將會衰落,敬仲的後代將在姜姓之國(即齊國)稱王。事實正是如此,敬仲的後代出逃至齊國,改稱田氏,即後來的&34;。可見周史的預判是很準確的。但觀察這段記載並比較《周易》的卦象會發現,觀卦之象為上巽下坤,而否卦為上乾下坤,引文前半部分是對此三卦的描述,後半部分又出現了一個&34;,而&34;是艮卦之象,艮卦並不屬於上述三卦中的一卦。
這是因為,《周易》在誕生之初對主要功能是用於卜筮,而在原始的卜筮過程中,解讀的依據在於&34;,以及根據&34;推導出的某些文辭。胡適在其《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就說《易經》只有三個基本觀念,一是易,二是象,三是辭。&34;就是模仿,類似的意思。胡適十分強調&34;的價值,認為我們的器物制度乃至一切事物都產生於我們對自然的模仿。
&34;在卜筮中的價值重大,因此為了讓自身的解說更具有說服力,也為了增加解讀的空間,古人在佔算的過程中,發明了所謂的&34;之法,這也是春秋時期的一種獨特的取象方法。這其實從一個側面可以反映周易的卜筮之法並不是完全依賴於呈現出的卦象,而要由解釋的人根據他的才智去創造出能解釋出符合現實的預言的&34;。
《周易》的八卦企圖囊括了天地萬物,八卦重疊產生的六十四卦更是將這一範圍擴大,世間的事物都包含在其中,因此《周易》在編撰之始就相當於一個&34;,替世間的各種情況都想好了對策,卜筮者則需要根據現實情況去判斷,現在應該是哪一種情況,應該做何抉擇,仿佛現代的電腦程式,輸入不同的指令便會運行相應不同的程序。但這也正是卜筮的難處所在,得到一個卦象不難,難就難在如何去解釋它,這才是體現卜筮者是否掌握《周易》精髓的地方。
《周易》對人們來說猶如一面鏡子,可以從它的卦辭中對照自己的處境,從而判斷自己應該怎麼做。因此卜筮之法不一定只有一種,除了專業的史巫,部分知識分子其對於《周易》本身也存在了解,但其理解的角度多不同於史巫。這樣的事在《國語》《左傳》中都有記載。
《國語·晉語》記載∶
公子親筮之,曰∶&34;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佔之,皆曰∶&34;司空季子曰∶&39;尚有晉國&39;利建侯&34;姜曰∶&39;隨,元、亨、利、貞,無咎。&39;
穆姜將佔算人的品德與卜筮本身進行了關聯,引出了相類於後世的&34;的卜筮原則,從而將道德屬性凌駕於卜筮本身之上。這一變化突出的反映了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周易》使用態度和方法上產生了不同見解,一些人將人生日用之理與卜筮功能結合,在運用《周易》進行佔算的同時,將卜筮本身的解釋與《周易》自身的文辭相結合。這也預示著《周易》不單單是一本卜筮之書,它其中蘊含的哲理也有重要的實際意義。
《周易》之所以能用六十四卦將世間萬物囊括在內,離不開其抽象的哲理。而現在對於《周易》的運用卻忽視了其中的哲理,這既是文化的損失,也是導致其處於尷尬境地的原因之一。《周易》及其背後的深邃哲理從未標榜包治百病,而使用的人對於它未能滿足自己的需要便將其貶得一文不值,這不是《周易》本身的責任。
可以看到,《周易》之所以被譽為群經之首,具有引導的作用,是憑藉其包羅萬象的哲學體系,而不是卜筮之法。卜筮之法只是《周易》中思想具體表現的一個媒介,其背後是中國的傳統的自然和諧的世界觀。卜筮之法的預言從來都是勸人行善或順天而行,隨著&34;與&34;的引導而順應自然。《周易》事先設計好的六十四卦雖說包括了世間萬物,但它只是一個參照,在人們不知所措的情況下為人們提供一個建議與指導,但具體採納何種建議還得靠自己的判斷。先秦時期的賢人能為後世這麼多種可能性,固然與他們的聰明才智相關,也與&34;的三個內涵有關,世事經過了滄海桑田的變易,但世間的道理不會改變太大。參透了《周易》中的道理,沒有卜筮之法也能遊刃有餘地處理世事。
明確了這些,對《周易》、卜筮的誤解就可以消除了,我們也該用理性、客觀的態度去認識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