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1881年-1936年），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國民性的揭露者。
魯迅在《宣傳與做戲》裡說，日本人寫文章論及中國人的國民性時，常說中國有權勢的人「善於宣傳」——當然，這裡的「宣傳」是「對外說謊」的意思。認為中國的官方人員油嘴滑舌，喜歡隱瞞真相，在外人面前擺出一副泱泱大國的樣子，實則內部混亂不堪。
對此，魯迅提了幾個典型的例子。例如民國的教育經費被官員吞光了，政府就要開幾個學堂，招幾個留學生，裝裝門面；國民經濟增長下滑了，當局就換個統計方法，注注水，來個「結構性調整」；至今國內還是隨便拷問，隨便抓捕，官府卻仍要頒幾部法律，把法治講給外國人聽；那些幾十年沒打過仗，離前線很遠的退休將軍，非要信口開河，說要「為國捐軀」「馬革裹屍」等等。
然而，謊言終究還是要被戳穿，因為它與現實不符，而現實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得到、經驗得到的。所以，許多聰明的政客都不屑於說謊——或者說利用說謊的方式來進行「宣傳」。
宣傳的目的是要讓人信服，進而產生認同，最後採納並聽從你的意見、服從你的意志、擁護你的主張。如果宣傳讓人反感、厭惡甚至反對，那麼這種宣傳不僅沒有意義，而且浪費經費、危害無窮。
魯迅認為那些有權勢的中國人並不會愚蠢到利用「對外說謊」來進行宣傳，日本人講的並不對，當局更喜歡用的伎倆不是「說謊」而是「做戲」。
魯迅在《宣傳與做戲》中諷刺民國當局
01
「做戲」與「說謊」有什麼區別？
說謊是蠢材慣用的把戲，就如烽火戲諸侯的周幽王，自己雖然是爽了，但最後遭殃的還是他。做戲則不同，做戲「究竟還有一點影子」，這個「影子」是就是現實。
比如教育經費被貪了，但終究還是有幾個學堂在那擺著；數據雖是造假，但也不完全假，終究還是有一些亂假的「真」在裡面；你說我們不講法制的，但我們也有幾部法典、幾個法官擺在那呢；那個將軍又怎麼會是信口開河呢？戰爭終究是沒打起來，他也沒臨陣脫逃呀。
所以，相比於說謊，做戲是有好處的，做戲更容易把問題糊弄過去，更容易辯解。說謊是100%的假，而做戲是90%的假，當有人來質疑那90%的假時，我們只要避重就輕，用10%的真糊弄90%的假——高調「闢謠」就是了。
歷史上，許多人都喜歡這種做戲手法。例如李淵明明已經入主長安了，偏偏還要立個隋恭帝來封自己做唐公，再晉級唐王、劍履上吊、入朝不趨、贊拜不名，走完所有程序後才「禪代」稱帝。這場戲做得很必要，因為在《隋書》裡他挾持隋恭帝的部分自然是被略過去了，史官只把他的戲「秉筆直書」下來，倒也沒犯篡改歷史的大罪，也沒有落人口實，確實達到了掩人耳目的效果。
相比之下，後梁朱友珪斬了朱溫，並矯詔說自己才是合法繼承人，想用權勢和謊言來壓服不同意見。最終卻適得其反，因「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所以朱友珪很快就被別人推翻了。
可見謊言只會適得其反，而做戲卻大有裨益。無怪乎被我們中國人運用得如此熟練，真乃妙不可言的「國粹」了。
禪讓的把戲
02
「逢場作戲」與「普遍的做戲」
做戲是一門巧妙的「說謊藝術」，經過分析，我們發現它還可以分為「逢場作戲」和「普遍的做戲」兩種。
「逢場做戲」的人是真的在做戲，而且只是一時在表演而已。比如領導來視察，大家就打掃一下辦公環境，改變下工作風貌，等領導走後一切又恢復平常的狀態。這種做法進一步運用就是：老百姓感到憤怒了，反抗兩句時，就稍微放輕一下鞭子，等他們氣過之後再繼續用力地抽打，狠狠地剝削。對於捧場做戲者來說，做戲只是權宜之計，而且略有些冒險，保持平常狀態是大有好處的。
「普遍的做戲」者卻與之相反，由於現實所迫，他們在穿上戲服後就很難再脫下來。人設賣得越高，就越難走下戲臺。因為，如果他不繼續做戲，讓觀眾看到他那普通人的嘴臉和膚淺的見識，立即就會人設崩塌、進而垮臺。因此，做戲者在觀眾的喝彩中居然也「下不了臺」了。要想生活，他就的繼續騙——而且是永久的騙。
因此，對於「普遍做戲」的人來說，保持演員狀態才是有好處的，一旦恢復本來的身份，災難就要臨頭了。當洪秀全知道太平天國就要覆滅時，還他侈然高座，假裝說：「我奉天父、天兄命，令為天下萬國獨立真主，天兵眾多，何懼之有？」他何嘗不知道末日已經臨頭，難道他就昏聵到這種地步麼？其實，他很清醒，知道只要自己亂了手腳，暴露了不是上帝之子的身份，立刻就會被部下殺掉，然後向清軍獻頭納降，所以他只能繼續裝模作樣，表演著一出滑稽戲。
03
「普遍的做戲」能唱得長久嗎？
「普遍做戲」的危害非常巨大，做戲者自以為自己成功矇騙了所有人。但是，問題也很突出。首先，他騙不了那些精明人的慧眼；其次，他所騙來的都是一些盲從輕信的低能之輩。擁護他的是後者，打倒他的卻是前者，烏合之眾再多，終究比不過精兵良將。
而且，魯迅說：「可以普遍的做戲者，就很難有下臺的時候。」
演得越投入，讓觀眾看得越入迷，自己就越下不來臺。可是如果不下臺休息，唱來唱去不僅喉嚨沙啞，頭腦也是要發昏的。
當李自成已經打到山西之後，崇禎皇帝明明已經打算開溜了，但他很愛「君王死社稷」的面子，執意要做戲，想等滿朝文武來勸他撤離。不料那些觀眾已經入戲太深，卻紛紛勸阻攔截，告訴他國君的劇本是要「死社稷」的。只有李明睿看穿了皇帝的心思，提議要南遷。可是此時的崇禎已經演得太久，早就下不了臺了，所以他違心地把李明睿斥責了一堆。等到李自成真打進來的時候，崇禎才哀嘆「諸臣誤朕」。其實，他要是不演得那麼賣力，想圖個「君王死社稷」的美名，誰又誤得了他呢？
因此，我們還是奉勸那些喜歡做戲的人：
一、不要指望靠演戲來謀取長久的利益；
二、糊弄觀眾的後果是被觀眾捧得下不了臺。
04
誠實勝過掩飾，做戲沒有前途
說謊和做戲無非就是掩飾，因為現實對我們不利，所以我們要利用說謊和做戲來掩飾它。但是弗朗西斯·培根說：「掩飾不過是一種膽怯的策略。因為要把握說真話做實事的時機，就得頭腦敏銳，心態剛強。所以，政治家中的弱勢者，才是善於裝腔作勢者。」
掩飾是一種不好的習慣，它表現出行為人在判斷力上的障礙。他無法分辨哪些事情該公開，哪些事情該掩飾，哪些事情又該半掩半露，沒有隨機應變的能力。所以為了保險起見，他就採用了全盤掩飾的做法，最終變成了普遍的做戲。那些依靠做戲來搞宣傳的人往往是愚蠢又無能的，不要誤以為他們多麼高明，誰要重用這種人，最後都會禍害到自己。
其次，掩飾的方法分三種：
一是沉默，這是最保險的方法，它使秘密得以保留，讓大部分人存疑；
二是做戲，故意向外界施放煙霧彈，說出真真假假的消息，使人難辯虛實。但它的後果是大部分人傾向做出消極的判斷，採取存疑的態度，只有小部分人繼續支持，因而效果比沉默要壞得多；
最差的做法就是說謊了，它想通過故意發布假消息來掩蓋真相，可是真相能夠被長久掩蓋嗎？
不管怎麼說，誠實的人即使犯了錯也能得到他人的諒解；而喜歡做戲的人，他的一點小錯誤就會被人們無限放大，從而失去很快就失去信任。
做戲有三個致命的危害：
第一、做戲意味著自己虛弱，無法面對現實，因此只能活著水軍的保護之下，依靠部分烏合之眾的勢力與所有人對抗，不得不隨時提防，疲累不已；
第二、做戲會使朋友誤會，從而失去夥伴；當所有人都把你當做你所扮演的角色，沒有人再了解你自己時，你是何等的孤立！
第三、做戲會損害一個人的人格，敗壞一個組織的信譽。雖然人們都普遍的做戲，都喜歡進行撒謊，雖然大家都不高尚，但大家都普遍厭惡被人欺騙。
因為，欺騙會毀掉他人的信任，最終被人唾棄。所以，對於喜歡做戲的我們來說，正確的做法是爭取90%的誠實，又善於利用10%的做戲來掩飾，不到萬不得已不要說謊、做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