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美國總統川普下令「刺殺」了伊朗將領蘇萊馬尼，使得美伊關係陷入1979年人質事件後最嚴重的危機。對於40年前的那場伊朗人質事件，人們記憶猶新，奧斯卡獲獎影片《逃離德黑蘭》（Argo，2012）正是根據這一事件改編而成。
拍假電影比真電影還難
2007年，美國《連線》（Wired）刊登了一篇名為《中情局如何依靠一部假冒的電影將美國人帶離德黑蘭》的文章，引起了好萊塢導演新秀、演員本·阿弗萊克的注意。5年後，小本自導自演的影片《逃離德黑蘭》在北美熱映。
整個故事發生的背景是伊朗人質危機。由於美國收留了在伊朗革命中被推翻、流亡海外的巴列維國王，被激怒的伊朗領導人霍梅尼將美國政府稱作「撒旦」和「伊斯蘭的敵人」。1979年11月4日，伊朗革命軍衝進美國在德黑蘭的大使館，將使館幾十名工作人員劫為人質長達 444 天。其間， 有6人成功逃脫，躲在加拿大駐伊朗大使肯·泰勒的家裡。CIA（中央情報局）高層採納了特工託尼·門德茲（本·阿弗萊克飾）的營救方案：通過假拍一部影片的方式，由他前往伊朗解救6 名美國外交官。在營救過程中，門德茲自己偽裝成一個電影製片人，6 名外交官則謊稱是和他一個劇組的工作人員，而他們正在拍攝的電影叫《阿爾戈號》（Argo，這個詞來自於希臘神話，阿爾戈號是一條船的名字，由伊阿宋等希臘英雄在雅典娜幫助下建成，眾英雄乘此船取得金羊毛）。實際上，運作這樣一部無中生有的假電影，比拍一部真正的電影還要難上千倍。《逃離德黑蘭》像其他頗具好萊塢式英雄情結的電影一樣，情節總是有驚無險。喬裝成劇組成員的6名美國外交官用中情局偽造的加拿大護照，成功混過了三道檢查關卡，還遭遇了飛機票失而復得，甚至被革命武裝分子飛車追逐的波折，但最終順利出逃。
由於影片拍攝和製作期間發生了一系列美國使館在中東的遇襲事件，以及美伊關係的惡化，讓《逃離德黑蘭》的上映顯得是那樣的恰逢其時。該片自2012年10月公映後即奪北美票房冠軍，在多倫多電影節的首映式上，還獲得了全場起立致敬的禮遇。之後，在短短 4 個月的時間裡，更是拿獎拿到手軟——先後獲美國導演工會獎、製片人工會獎、編劇工會獎、演員工會獎，金球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獎，英國電影學院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獎，並獲奧斯卡 7 項提名，最終捧回三座小金人（最佳影片、最佳改編劇本、最佳電影剪輯）。其中分量最重的最佳影片獎，由時任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親自宣布。
在真實與虛構之間
有網友認為，《逃離德黑蘭》成功的秘訣之一就是準確地把握到「似與不似之間」的尺度：在增強影片戲劇性方面對歷史事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動，但同時在政治倫理和時代背景方面又真實還原了歷史的味道。
影片不斷在美國、加拿大駐伊朗大使館、好萊塢、CIA及白宮數個場景之間切換，其間還穿插了很多真實的歷史鏡頭，讓人身臨其境。片中，解救專家來到好萊塢，找到了業內老手，煞有介事地搭建起了一個電影草臺班子。劇組人員開始宣傳造勢，甚至還招聘演員、招募劇本，讓一個並不存在的電影公司「第六工作室」看起來很像那麼一回事。而在現實生活中，這個「第六工作室」也成功地蒙蔽了世人之眼。據中情局的表述，「直到成功逃離伊朗、第六工作室關閉數周后，門德茲還收到了 26 個電影劇本，其中一個竟然來自著名導演史匹柏」。
作為好萊塢特色的電影，《逃離德黑蘭》可以說是有聲有色、張弛有度。整個營救行動險象環生。如：加拿大人發現，中情局偽造伊朗籤證日期弄錯了，伊朗的曆法和西曆不一樣；在最終逃離的那天凌晨，門德茲本來調到凌晨 2 時 15 分的鬧鐘沒響，他睡過頭了；在電影結尾部分，6 名美國人逃離德黑蘭的過程更是驚險而富有戲劇性，讓觀眾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而據中情局透露的實際情況是：在伊朗德黑蘭梅赫拉巴德國際機場，海關人員很輕易地就在他們偽造的護照和出境籤證上蓋了章，只是飛機在起飛前因短暫的機械故障而有所延誤。 此外，影片還將 CIA 特工門德茲設定為一個身陷家庭破裂泥潭、遭遇「中年危機」的男人，而遠赴德黑蘭的解救之旅，也成了他個人生活危機的解救之旅。最終，6 名人質順利回國，他也順利回歸了家庭。這些橋段的設計都是典型的好萊塢手法。
隨著《逃離德黑蘭》的熱映，關於伊朗人質危機中6位美國使館人員如何成功「逃離」的這段歷史也被不斷掀開。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在2013年的一次採訪中表示，他看了這部電影，也很喜歡，但電影與歷史真實不符。影片中的那位來自中情局的英雄，其實在伊朗只停留了一天半。6 位美國使館人員獲救是由加拿大政府主導，經加拿大駐伊朗大使斡旋而成。
美國電影的政治性
電影與政治，從來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作為一種論述載體的電影，早已超越娛樂，展現了一個國家或城市的軟實力。在這方面，美國人似乎更懂得如何將政治宣傳拿捏得恰到好處。他們深知，宣揚美國人偉大人性的真實故事更能激起美國人的興趣和愛國情懷。所以，從《拆彈部隊》（The Hurt Locker，2009）到《國王的演講》（The King’s Speech，2010），從《國土安全》（Homeland，2011）到《逃離德黑蘭》，從《美國狙擊手》（American Sniper，2014）到《綠皮書》（Green Book，2018），政治和歷史題材一直備受美國學院派評委們的青睞。《逃離德黑蘭》可以說是一部美國的「主旋律」片，美國人的博愛、勇敢在片中得到宣揚，其個人英雄主義的價值觀也表現得淋漓盡致。不過，雖然影片也在力求「客觀」，在還原真實的歷史場景上做了不少努力，但還是巧妙地掩蓋了美國為覬覦伊朗的石油資源、鞏固自己在中東的戰略地位，以及暗中協助巴列維推翻伊朗民主政權而激發的民憤，從而把美國完完全全塑造成了這次暴力事件的受害者。當然，影片也表現了加拿大駐伊使館中伊朗女傭的慈悲，甚至還表現了伊朗人對電影的興趣。但是，當鏡頭多次對準憤怒的伊朗人時，那一臉大鬍子的伊朗革命分子在西方觀眾的眼裡，和極端恐怖主義分子又有多大區別呢？不過是進一步加深了觀眾對中東世界的偏見而已。
伊朗方面曾抨擊《逃離德黑蘭》是好萊塢編制出來的一個謊言，是一則「美國中央情報局廣告」。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曾表示， 該片得獎是「政治化行為，甚至白宮也參與其中，由美國總統夫人米歇爾宣布該片得獎」。 值得人們思索的是，小本拍攝這樣一部用電影來拯救人質的故事片，其意義何在？當卡特政府也拯救不了人質，當 CIA 高層也無計可施，門德茲卻通過拍電影的手段最終解救了 6 位外交官。 這或許是在說，唯有電影可以拯救一切——即使電影與政治聯姻，它仍然在煥發出頑強的生命力。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午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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