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象徵符號模糊個人意圖、掩飾歧視現象、遮蔽個人目標；在壓抑個體能動性的同時，它亦強化了群體的意志，並在危急關頭比任何方法都能更有效地提升群體內的凝聚力，以實際行動完成目標；它通過對個性加以壓制來實現大規模的群體動員。
正是由於領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因此對他們而言，若想獲得成功，就務必要通過使用象徵符號來對其追隨者加以組織。特權對於等級制度有多重要，象徵符號對於普羅大眾就有多重要。象徵符號確保零散的個人能夠組成一個集體。領袖們綜合運用各種各樣的象徵符號：從圖騰柱到國旗，從木塑神像到全知全能的上帝，從咒語到某些似是而非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或邊沁（Bentham）的名言……而使用這些象徵符號的領袖，卻未必對其深信不疑，因為這些象徵符號往往是導致分歧的焦點。
美國星條旗
冷峻的觀察者或許會對圍繞著星條旗形成的各種儀式嗤之以鼻，認為其是對象徵符號的操縱；就如同法國國王亨利四世認為想要得到巴黎做幾次彌撒也是值得的一樣。然而領袖深知，只有在象徵符號有效發揮作用的基礎上，他才能夠找到動員群眾的方法。在象徵符號體系中，人們的情感有了一個共同的宣洩目標，而真正的觀念則被清除或掩蓋。難怪領袖都很厭憎所謂的「破壞性的批評」，這種批評有時被那些自由無拘的人視為對「粉飾太平」這一現象的對抗。
白芝浩（Walter Bagehot）說：「首先，我們應當對王權存有敬畏之心；若你試圖對王權追根究底，你就不能再去敬畏它了。」所謂「追根究底」，其實就是用清晰的概念和坦率的陳述去追求人類的崇高目標，但其中並不包括對共同意志的簡單維護。在任何一位有責任感的領袖看來，「追根究底」都有可能對情感從個人向機制化的象徵符號系統的轉換過程造成破壞；他精準地意識到，這一狀況造成的首要後果，便是由個人主義泛濫和鬥爭派系形成所導致的混亂。象徵符號系統的崩潰往往會帶來長期的動蕩局面，如「神聖俄羅斯」和鐵漢迪亞茲（Diaz）的例子，就是佐證。
沃爾特·白芝浩（1826-1877），英國19世紀著名商人、社會學家、法學家、經濟學家。
在古老而刻板化的社會中，這些宏大的象徵符號通過移情的方式攫取了所有細微的忠誠，並喚起了每一個人對於自身在靜態社會中所能接觸到的第一手的，甚至是絕無僅有的「現實」的回憶：周遭的風景、室內的陳設、他人的面孔……居於人們心中種種圖景及情感的核心位置的，是對國家的歸屬感；若沒有這種情感，人們便無法想像自己的存在。
宏大的象徵符號佔據了這些情感，甚至可以在喚出原始圖景的情況下對其進行升華。而那些關涉政治辯論的次要符號，即圍繞著政治出現的各種隨意的言談，也往往指涉上述「典型象徵符號」，甚至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歸附於後者。例如，關於「一張地鐵票應售多少錢」的爭論就有可能被象徵符號塑造成為一個「人民」和「利益集團」之間的關係的問題；而後，「美國符號」又被灌輸入人民的頭腦，並最終使得整場辯論的重點變成了「票價漲到8分錢一張到底是不是不愛國的體現」。人們會說，革命先烈浴血犧牲，正是為了今天地鐵票不漲價；林肯若還活著，肯定也會反對漲價；如果真的把票價漲到8分錢一張，那些在法國戰場捐軀的美國士兵的英魂也會不得安息。
由於象徵符號具有從觀念中汲取情感的威力，故其既是一種能夠維護團結的機制，也是一種對大眾進行壓迫的機制。象徵符號能夠令人們為了一個共同目標而努力。不過，由於只有極少數身居特殊位置的人有資格為群體設定具體的目標，故象徵符號也就成了一套迫使大多數人去供養極少數人的工具。在象徵符號的作用下，批評的聲音被消弭，人們並不理解自己所朝向的目標究竟為何，卻仍須面對因之而生的種種苦悶。
《輿論》，沃爾特·李普曼著，常江、肖寒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出版。
如果我們堅持認為自己是自在、自足、自律的個體，那麼我們受制於各色象徵符號的種種現實便顯得格外刺眼。不過，也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說象徵符號完全是為惡魔所操縱的工具。在科學和思想的領域，象徵符號無疑就是惡魔本身；但在現實世界中，象徵符號則可能是善意的，在有些情況下甚至是完全有必要存在的。必要性通常是人們想像出來的，而危害性則是人們製造出來的。
然而，在事態緊急、需要儘快做出決定的關頭，通過象徵符號去操縱大眾或許是唯一能解燃眉之急的立竿見影的方法。在很多情況下，行動比理解更重要。有時，若一味謀求每個人都對決策予以理解，我們最終可能一事無成。社會中有很多事務是根本等不及投票表決或公開徵集意見的。在一些特殊時期，比如戰爭期間，國家、軍隊乃至軍事將領在做出決定之前往往只會諮詢極少數人的意見。有些時候，並存兩種相互衝突的觀點（哪怕其中有一種恰好是正確的）甚至比只存在一種錯誤的觀點更危險，因為單一的錯誤觀點只會產生一個糟糕的結果，而兩方衝突則會導致分裂的慘劇。
正因如此，福煦和亨利·威爾遜爵士即使預見到了高夫（Gough）的部隊正因預備軍內部的分裂和渙散而面臨滅頂之災，卻也只是將自己的意見告知了極少數幾個人而已，因為他們深知，就算是在一場戰事中一潰千裡，其破壞性也不及在報紙上掀起一場熱鬧的爭論來得兇猛。在1918年3月，壓倒一切的最重要的使命是人們對軍事命令的高度敬畏與服從，而不是在一兩次行動中取勝。福煦如果真的選擇將自己的想法「訴諸人民」，他完全有可能獲得人民的支持，但與此同時他所領導的軍隊也必將分崩離析。奧林匹斯山諸神之間若發生爭執，其場面或許很有趣，但導致的結果則是破壞性的。
手持權杖的巴西佩德羅二世
此外，還存在著一種很少被人察覺的「不謀而合」。萊特（Wright）上校曾說：「最善於偽裝的人不是在前線，而是在最高指揮官的群體中。無論哪兒的高級將領都在通過不斷提高曝光率來為自己增光添彩，讓自己成為別人眼中的拿破崙——至少從遠處看是這樣……無論這些『拿破崙』多麼無能，他們都不可能被撤職，因為他們通過在公眾面前大量曝光，掩蓋或粉飾了自己的失誤，誇大乃至編造了自己的功績……
不過，這種高度組織化的虛假宣傳的最大受害者，其實是那些將領本人：儘管他們如同絕大多數從事高貴的軍人職業的人一樣，性格謙遜、熱愛國家，卻終究還是不免被無所不在的假象所蒙蔽；他們每天清晨在報紙上讀到那些文過飾非的言論，竟日益堅信自己就是無懈可擊的戰爭之神，無論自己曾經做出過多少錯誤的決定。他們同樣深信不疑的，是自己作為軍事將領的神聖身份，為了維護這一身份，他們不惜採用任何手段……上述種種情況，尤以那種公開化的欺騙行徑為代表，最終賦予了軍事領袖們一種不受任何約束的自由。不再是他們為國家而生，而是國家為他們而生，甚至是國家為他們而死。勝敗也不再是戰爭的首要利益。對於這些帶有獨立王國色彩的統治集團來說，更為緊要的是親愛的老威利或可憐的老哈裡會否當上老大，以及『尚蒂伊派』能否戰勝『榮軍大街派』。」
二戰期間的希特勒
不過，即使如萊特上校這樣對「無聲的陰謀」的危害性密切關注並勇於發表看法的軍界人士，也不得不對福煦的所作所為予以支持，以免其公眾形象被直接破壞。這是一個複雜的悖論，因為傳統的民主生活觀並不是為危急情況而生的，而是為寧靜和諧的局面所準備的。所以，當普羅大眾必須要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和衝突的環境中協作的時候，對於團結和權宜的維護通常很重要，哪怕採用的手段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而象徵符號就是幹這個的：它模糊個人意圖、掩飾歧視現象、遮蔽個人目標；在壓抑個體能動性的同時，它亦強化了群體的意志，並在危急關頭比任何方法都能更有效地提升群體內的凝聚力，以實際行動完成目標；它通過對個性加以壓制來實現大規模的群體動員。從短期來看，象徵符號是令大眾克服其自身惰性的工具，既包括優柔寡斷的惰性，也包括心急草率的惰性。唯如此，大眾方得以亦步亦趨地跟著領袖在錯綜複雜的時局中前行。
（本文摘選自《輿論》，沃爾特·李普曼著，常江、肖寒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出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編輯：一行，標題為編者所加，圖片來自網絡。）
作者簡介
沃爾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國著名政論家、新聞記者、專欄作家。他曾於1958年和1962年兩度榮獲普立茲獎。
李普曼因《輿論》一書而成為美國傳播學界的先驅之一，美國著名傳播學學者詹姆斯·凱瑞（James Carey）稱此書為「現代新聞業的奠基之作」以及「美國媒介研究的奠基之作」。
譯者簡介
常江，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新聞史學會副秘書長、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網絡文藝委員會委員等職。已出版《帝國的想像與建構：美國早期電影史》《中國語境下的澳門影視產業》《中國電視史：1958-2008》等學術著作，譯著包括《媒介研究經典文本解讀》《文化理論與大眾文化導論》等。
肖寒，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
出版社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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