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16時，記者在編輯室接到一個電話，來電者是某市市委黨校的一位女教師，在剛剛進行完的成人高考中任監考。下面是這次電話的實錄———
我現在跟您說這個事兒，心裡很矛盾。
昨天剛進行完的成人高考，我是監考老師。學校規定我們監考老師「不許和考生發生爭執」，給了考生特別優厚的「待遇」。考場裡到處都是小條。選擇題，一個答案D，可以從第一排傳到最後一排。我在女廁所碰到一個學生，問她考得怎麼樣，她說：「老師，我覺得慚愧，我全是抄的。」我聽了特別感動，她至少還知道慚愧啊！
晚上看電視，播成人高考新聞，我看著奇怪，問我愛人，我監考的算不算成人高考？我愛人說當然算。但我看到的根本不是電視裡說的樣子，你們記者不進考場的嗎？
我們學校是靠學生吃飯的，沒有撥款，自負盈虧，一個學生就是一個小財源。我也是掙工資養家餬口的，我知道真的嚴格監考，我的飯碗可能也就沒了。我說這些話，非常為難。
可我是老師啊，這麼監考，我心裡真的很難受，簡直就是受刺激。另一位監考老師，在考場外碰到一個司機，公然要求老師往裡遞條子，囂張極了，說：出了事兒我兜著。裡邊的考生，是個司局級幹部。
我們很多老師說起這種事都很痛心。我們國家的成人教育事業，就這樣下去了嗎？
自從市場開放，對考生的要求一年比一年松，現在是只要交錢，就能上。學校的生源素質，按學校老師的話，是「一年不如一年」。有的學校讓老師家屬批閱政治卷，以平衡大家的經濟收入。我帶的學生，要求寫四五千字的論文，你知道寫成什麼樣子？完全就是抄報紙！那怎麼辦？他們是怎麼進來的？！我們一位老教師給學生上課，學生嚷：老師老師，您找地兒睡會兒覺去。基礎素質就是這樣。
我們學校有幾十所分校，發的都是黨校的文憑。這些畢業出去的學生，能是什麼樣子？
這些情況，就真的沒人知道嗎？！
我只是教學的老師，不管教務。道聽途說，如果招500個學生，一年能掙20萬元。這些跟我們的收入沒關係，我們是拿結構工資的，死數。可能學校也跟個家似的，得攢錢，到生源不行的時候好發工資吧。
我們很多老師學歷高，人品也好。按照馬斯洛學說，生存是人的第一需求。可是我們老師也有尊嚴啊！如果大家都是享受撥款的學校，沒有後顧之憂，沒有老師想這樣監考。
我知道跟您說這些也沒用，這些事情不是哪個人管得了的。我就是跟您說說，不說，我良心過不去。
我不能給您寫這個事情，也不能接受採訪，否則我話還沒說完呢，就得下崗。我還沒有那麼高的覺悟。等到哪一天，這些事真嚴重到曝了光，你拿它當個素材吧。
約半小時的電話中，這位中年女教師幾度聲音哽咽，情緒激動。
這是編輯室接到的第3個這類電話。另一個電話是4月17日，本報記者李己平的報導《校園「槍手」自述替考經歷》和採訪手記《考試腐敗汙染校園》見報當天，南方某市一位男教師打來的，一樣語聲痛楚，給記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痛陳了很多考試，特別是成人考試中的作弊現象，然後說：你們報社千萬別就這樣停住了，要把這件事做下去啊！
還有一個電話，是一位考生打來的，他去年參加了成人高考。他說，我為這個考試準備了3年，可是考場就混亂成那個樣子！我怎麼和這些人站在一個起點上呢？我將來就和他們一起上學，拿一樣的文憑嗎？我覺得我3年的複習都是一個笑話。
但是，沒有一個來電者願意留下姓名和聯絡方式。
本報記者周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