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階複製人K的正式稱呼是一串由字母和數字組成的編號。有一天，當他極為驚詫地發現自己可能是由母親孕育的，而不是由機器製造出來的生物時，身邊的全息投影女友Joi的第一反應是：「你是有靈魂的，你應該有個名字，你叫喬（Joe）。」這是正在熱映的電影《銀翼殺手2049》裡的情節。
即便在這個AI女孩的「頭腦」中，一個真正的人就該有名字。人對名字如此習以為常，似乎它是與生俱來的。但其實，與所有社會制度一樣，人類獲得名字的路途，是無比漫長，也無比複雜的。最近由三聯書店出版的《流聲——中國姓名文化》所展現的，就是姓名從無到有、不斷演變的過程。
就在這本書快要寫完的時候，常年埋首古籍的西北大學教授李浩眼前竟也出現了與《銀翼殺手2049》相似的圖景：人的姓名被懸置起來。各類生物識別印記、晶片編號和二維碼成了人最重要的標識，進而縮小為雲端的一個數據。「人變成機器的一個標誌就是，使用了像機器一樣的唯一識別符號和序號」，而機器可能模仿人類，使用人類特有的個性化稱謂。這幅圖景，被李浩稱為「姓名文化的奇葩」，「讓人聞到幾分驚悚的氣味」。
從無名無姓中走來的人類，將來會再次失去名字嗎？李浩說，對未來，他當然無法準確預測。但這位從30年前便開始研究姓氏的學者覺得，有一個趨勢是確定的：名字越來越失去了識別身份的功能，而成了一種人文徽號。「從前中國人有姓、氏、名、字、號。現在，我們到任何地方僅僅報名字是沒用的，我們要說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手機號碼，名字已經不能代表自己。我們名字的後臺，就是一組組數字。」
從無名一路走來
中國人的姓名是怎麼來的？李浩的敘述從姓名的誕生開始。催生姓名的力量，是社會分化。從一片蒙昧中產生了家族，有了職業和地域上的分隔，有了個人觀念的產生，這便有了姓氏和個人私名。
這種分化又從血緣開始。李浩認為，「姓」產生於母系氏族社會，每個姓都是一個共同的老祖母傳下來的。人們至今可以在「姓」這個字本身，以及一些古老的姓氏，如帶「女」字偏旁部首的姬、姚、嬴、姜、姒等中看到母權留下的痕跡。同時，每個氏族都有一種圖騰，這就發展為後來的姓。「《百家姓》中的熊、馬、牛、羊、鄔、鳳、龍、梅、花、李、葉、竹、林、山、水、方、石、毛、皮、馮、風等都是由圖騰演變來的。」
在李浩看來，「明血緣」、「別婚姻」，這便是姓在早期社會的作用。書中引用了楊伯峻在《春秋左傳注》中的觀點：「同姓不婚自西周始。」可李浩認為，這種規矩應該開始得更早，「恐怕在殷商時期就產生了」。此後，「同姓不婚」的法令就一直延續下來，比如，《唐律•戶婚律》就這樣規定：同姓結婚的夫婦要被關押兩年，還要被判處離異。關於「同姓不婚」的法令，一直延續至明，結束於清。「直到清代，姓的血緣區分功能顯得微弱了，法律僅僅規定同宗不可通婚。」
人們常常把姓氏連在一起說，但其實，這兩者原本不是一回事。「氏其實是同姓衍生的分支，起源於父系社會。」李浩指出，與姓不同，氏一開始就是依靠社會角色劃分的，因而是易變的、流動的。比如以採邑為族號的，韓氏、魏氏等等，又比如擔任官職而有功的，就以官名為氏，比如司空氏、司徒氏、司馬氏等。所以，姓一般不會改變，但氏卻有可能隨著一群族人境遇的不同而改變。
名字的產生，在李浩看來，是伴隨自我意識覺醒的產物。一開始，人們是圍繞在一個英雄的周圍，以他的姓氏為徽號的。漸漸地，人有了將自己與他人區分開來的稱號，以此來與外界交往。從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資料看，母系氏族時代，人就有了名字。但史料中最早有確切名字的記載，還是在夏。《史記•夏本紀》中的夏代世系就有鯀、禹，之後有啟、太康、仲康、少康等人物。
「秦漢時，姓與氏統一起來了。」李浩認為，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國人起名字越來越講究了，貴族的名字不再以排行、出生地、職業等決定，而是加入了精神層面的含義。時代風尚和社會心理也就在這個時候更為明顯地進入了人的名字。在對兩漢時期的姓名做整理的時候，李浩發現，東漢人往往傾向於取單字名，而且因為國力強盛、風氣蓬勃豪邁，名字中就大量出現「超」、「彪」、「雄」、「霸」、「武」這些剛強的字眼。宋代社會強調尊老，知識分子又崇尚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故作老氣橫秋之態成為一種風尚，當時的人名中便大量出現「老」、「叟」、「翁」等字眼。
漢代之後，中國人的姓名從簡單逐漸走向繁複。此後延綿千年的姓、名、字、號的姓名系統，在魏晉時期逐漸完備。「南朝士族的文化素養高，所以在名字上玩出很多花樣。」李浩還觀察到，南北朝時期，五鬥米教盛行，貴族和文人大都傾心於此，在名字中大量出現「之」和「道」，原本最注重避諱的六朝士大夫唯獨對「之」、「道」等字眼網開一面。於是，便出現了三四代人共用一個「之」字的現象。
也有一些字永遠從中國人的名字中消失，比如「龜」。「龜」原是古人名字中的常用字，取長壽之意。但到了明代，「龜」成了罵人的俗語，便很少有人以此為名了。倒是東鄰日本至今還保留著以「龜」取名的風俗。
唐宋轉型：世家大姓的衰落
對姓名的研究，可以說是李浩文史研究的開端，之後，他又轉入隋唐士族與文學、空間地域與文學的研究。他說，自己曾在一次酒醉後洋洋得意，自以為開闢了幾個新戰場。現在回過頭來看，原來自己自始至終也沒有逃過姓名學的大圈子。
現在，李浩依然能夠感覺到姓氏對一個人的影響。只不過，這些影響大都是偶發的，非正式的，有時還帶著玩笑的意味。他的大學同學、作家方英文就曾經調侃這位以研究唐詩和唐代氏族聞名的學者，唐朝是李家的朝，最有名的詩家是李姓的人，你做的研究，說到底「應歸於家譜族牒合適，卻使用科研經費！」
其實，對「修家譜」這一近年來熱門起來的事情，李浩倒不熱心。他更喜歡研究古人在姓名、家譜上所傾注的精力。
他在書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相傳北魏孝文帝曾想將漢族的崔、盧、鄭、王定為最高門。隴西的李家聞風而動，策馬奔至洛陽公關。雖然最終李家如願被列入最高門，但這件事傳出去後，其他四家頗為刻薄地附送李家一個名號「馳李」。其實，在氏族門閥勢力主宰社會資源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幾乎每次調整姓名等級，都會有大家族趕去皇帝那裡遊說，甚至以死相逼。貴族對姓氏如此緊張，實在是因為這件事情重要到能夠決定族人的命運。不僅朝廷選官逐漸以郡望為主要標準，結婚的對象都必須在同等門第的大姓中尋找，否則就要鬧笑話，是極其丟臉的事情。
到了唐代，雖然科舉選官取代了九品中正制，但世家門閥的影響力之深遠，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抹去的。唐高宗的宰相李義府雖位高權重，但因出身低微，不入士流。他的兒子曾向崔、盧、李、鄭、王等望族七姓求婚，均遭拒絕。李義府便想辦法禁止幾個大家族相互通婚。但這些被「禁婚」的家族反被抬高了身價，暗中聯姻，朝廷根本管不了。到後來，就連房玄齡、魏徵等重臣也開始與這幾個舊族通婚。唐文宗對此還發出了這樣的感慨：「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
這種對出身的極端重視，在宋代扭轉了。「唐代之後社會又發生了重大變化，古代史研究中叫唐宋轉型，氏族的譜牒被大量燒毀，氏族門閥的力量也就衰落了。」在此之後，「名字越來越不是身份貴賤的標準，而成了對生命的理解和寄託。也有人會在字號裡表達自己一生的際遇。」比如，明代有人自號「活埋庵道人」，而唐伯虎給自己取的號裡有一個，叫「普救寺婚姻案主者」。
不過，李浩也提醒，費心思量字號這樣的雅事終究只是極小部分人的生活內容。大多數老百姓都只是以家中排行作為自己的名字，或是以自己的職業為名。「元代更是出現了一股逆流，明令禁止沒有職業的庶民正式取名，只許以行第和父母年齡合計的數字命名。」李浩說，元代這種不允許庶民取名的法令，在中國歷史的其他各階段是沒有的。
家族式微與名字簡化
「五四以來，中國人逐漸對舊式命名不感興趣了。」李浩覺得，就拿自己家來說，他的祖父和父親還是照著祖上排下的字輩取名的，但到了他出生的時候，「續字輩排序的規矩就沒有了」。這種消逝，在他看來，其實是因為傳統家族在現代社會已經式微了。「現代人解決問題都藉助法律和社會力量，而不是依靠宗族力量。」
不過，就像他在書中所說，名字對他而言依然是「生命的一種表現形式」。李浩出生於1960年的閏六月，家裡給他取的名字是「李潤生」。讀中學時，他在生活上遇到一些波折。家人又覺得「潤生」這個名字少了點陽剛氣，就讓李浩自己決定他的名字。正巧當時有一位叫「浩亮」的樣板戲演員紅遍全國，於是，十幾歲的他就為自己選擇了「浩」字。
現在，李浩又調侃自己的名字「重名實在太多」，幾乎就是「菜市場名兒」。但這些都已經不重要了。從30年前開始整理《百家姓》，到後來研究門閥士族，他的一大感觸是，「人的生命太有限了。不管多偉大的名字，還是多無聊的名字，都不可能永遠留下來。」這就是「流聲」這個書名的來歷，「像流水一樣，譁啦，就過去了」。
名字裡寄託的希望越來越多了
第一財經：你在書中寫到，元代朝廷下令，禁止無職庶民取名。那群人如何稱呼自己呢？
李浩：他們只是沒有官名，但是乳名、諢名肯定有的。從一些元代雜劇和歷史文獻中都可以看到，當時一些底層的無賴，還有妓女、戲曲演員，都是有稱呼的。手工業者也是有稱呼的，阮小五、張九四、張九五，還有銀匠李四、炭張三等等。
第一財經：眼下重修、續修家譜的風氣在福建、浙江和山東比較興盛。作為姓氏和士族的研究者，你會參與到自己家族的修譜活動中去嗎？你怎麼看待這些活動？
李浩：10年前，我們的家族也修過家譜。我只是幫著看看，但不會非常深入地參與。對於修譜，我不反對，但也沒有很大熱情，只是抱著理性冷靜的態度。作為學者，我覺得這項活動有其正能量的部分，它能夠讓一個家族重現凝聚力。現在，我們的生活都是以核心家庭為主，很少有人會想到共同的祖先。修家譜的活動能夠讓人想起從前的歷史。
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引起一些問題。目前，其實社會上並不鼓勵宗族勢力的擴張。比如村莊之間發生爭執，依然可能會通過宗族力量的介入來解決問題。有時候，這種介入可能會演變為械鬥等暴力事件，而不是訴諸法律。我認為，這不利於穩定，更不利於社會走向現代化。
第一財經：今年年初，《人民日報》發布了一項統計，2015年新生男孩使用最多的名字前三位是「浩然」、「子軒」、「皓軒」，女孩則是「梓萱」、「梓涵」、「詩涵」。在你看來，這三十年中國人取名發生了什麼變化？
李浩：前一陣子還有朋友得了外孫，想讓我幫著取名。兩代人想法很不一樣，定了好幾個方案，都沒能最終確定。現在的父母都是煞費苦心地避免孩子的名字被重複，在名字裡寄託的希望也越來越多了。不像50年前，人們的名字與集體關係那麼密切，比如當時流行的一些名字，建國、躍進、衛東、計劃等。現在，人們取名都講求個性化，也更多寄託個人和小家庭的希望。可以看到，一些父母受港臺文化影響比較大，把瓊瑤、三毛等作家作品中出現的名字給了孩子。對於家庭個案，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可能又形成了另一種時尚，也可能造成重複和大量的同名，於是出現了戲劇化的反轉效果：大雅可能變成了大俗。
人物檔案：
李浩，陝西靖邊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執教於西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暨漢唐文學研究院，著有《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唐代三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唐代園林別業考錄》《唐詩美學精讀》等。
《流聲——中國姓名文化》
李浩 著
三聯書店2017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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