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福堂家族 | 外交連襟 家族最後的政壇明星

作者：鄭宏泰 高皓

不少香港市民往往會把何福堂家族和何東家族混淆，甚至視為一體，這大概是因為何東的胞弟何福(何鴻燊的祖父)與何福堂名字相近之故。儘管兩家人在香港及內地不同政商、社交場合上經常碰面，甚至還有不少交往，但其實兩個家族毫無親屬關係，宗教信仰的差異尤為巨大。另一方面，社會對何福堂家族第一、二代所知不少，但對其後世代的認知幾乎一片空白，相信這與家族後來退出政壇，失去社會關注有關。

儘管何福堂投資精明，積累下巨額財富，為家族發展打下極為重要的物質基礎，但家族一至三代畢竟很少直接投身商業，大多是靠投資讓財富越滾越大。正因如此，何福堂家族與商人家族之間呈現出很多微妙的差別，既沒有一項長期經營、傳承多代的生意來維持家族關係，也不總是利益掛帥，反而更注重政治聯繫與專業資歷。

當伍廷芳、何啟等第二代相繼離世後，何福堂家族的第三代開始陸續上場。概括而言，第三代中有專業路線的、有從商的，也有在政壇闖出名堂的，不過，由於內地與香港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出現巨大變遷，儘管家族成員仍有卓越學歷或一定的人脈資本，但整體而言，他們的表現並不如上一代出眾耀眼，家族的顯赫地位自然漸漸滑落。

令人不解的是，伍廷芳、何啟都是當時赫赫有名的人物，雖說人走茶涼，但按理家族不會在一代間銷聲匿跡。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能找到的有關何家第三代的資料很少，與其祖父輩落差極大，下面就以何高俊、何啟的女婿伍朝樞和傅秉常為例，看何家第三代的發展。

何高俊懸壺濟世功在社會

在第三代成員中，生於1878年的何高俊算是業界翹楚，具有一定知名度，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何啟之侄、何福堂之孫，甚至連他的父母是誰也不確定。究其原因，可能是何高俊性格低調，也可能是因為他與何啟一房並不親密，甚至相當疏遠。

按資料推斷，何高俊應是何啟兄長何神添之子。雖說何神添兩度破產令家人生活大受影響，不過顯然沒有影響到子女的學業。何高俊與眾堂兄弟一樣就讀皇仁書院，後進入香港西醫書院，並於1901年年約23歲時畢業。當時，香港的鼠疫疫情仍未消退，對醫護人才需求旺盛，何高俊很快就在政府裡找到「公眾注射防疫員」的工作，專責防治鼠疫。翌年，他到政府新設立的「細菌研究部」任「實驗室助理員」，主要工作是屍檢並用老鼠做細菌傳播實驗。期間，他曾與著名細菌學家亨特(William Hunter)共事，學到不少關於瘟疫的知識。由於有前線抗疫和後方研究的實戰經驗，何高俊後來成為本地疫病的權威，為香港醫療發展作出不少貢獻。

1903年，年約25歲的何高俊結束了單身生活，與馬仲英結婚，並在同年誕下長子何法中，其後再生下次子何建中及何中中、何育中、何尾中三名女兒。可惜的是，長子在約七歲時因病夭折，次子又體弱多病，而何高俊與妻子感情日淡，在1910年後開始分居，子女則由何高俊與其妾郭頌文負責照顧。

何高俊約在1907年獲得正式的執業資格，並於同年成為華人公立醫局的醫官。華人公立醫局是一所專為華人服務的醫療機構，類似今天的政府診所。一開始醫局設在皇后大道東，後遷到灣仔石水渠街，何高俊一家便住在醫局附設的職員宿舍。工作之餘，何高俊還出版了《初級急救要法》及《瘧疾病源及治法》等書，對推廣西醫療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除了行醫寫書，何高俊還積極參與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據他的女兒何中中憶述，在1910年，何高俊與朋友在荷李活道創辦了一家體育學校，表面上是一所普通的平民義學，實際上卻是革命黨人的聚集地，日間辦學供革命黨人子弟就讀。何高俊不僅願意花錢建學校提供掩護，甚至還曾以身犯險，為革命軍製造炸彈運回廣州。

因為是香港醫學精英，又有何啟與孫中山的政治聯結，當民國成立後，何高俊被委任為廣東省衛生司副司長。儘管他對新崗位有很多設想，希望憑藉自己的專業幫助國家發展，但袁世凱稱帝後，孫中山一派受到排擠，何高俊受到牽連，被捕入獄，經家人努力奔走才獲釋。經此一難，原本滿腔熱血的他心灰意冷，深感政治這頭巨獸非自己所能駕馭，他逃出虎口後迅速辭官返港，結束了短暫的政治生涯。

何高俊回港後重返華人公立醫局繼續擔任醫官，協助香港的醫療發展，解決當時的醫療衛生問題，例如他曾積極推動西醫婦產服務，不僅協助那打素醫院婦產科的工作，還向當局爭取在石水渠街的公立醫局內增設產科，以便應對人口發展的需要。1919年，公立醫局的產科投入服務，在他的領導下，產科嬰兒存活率居香港產科部門前列。

隨著社會發展，香港富裕家族與中產階級逐步壯大，對高質量的醫療及護理服務需求大增，一些具有商業頭腦的醫生提出創辦私家醫院，何高俊是其中領跑者。1922年，他聯合早年香港西醫書院同窗及本地著名醫生，於跑馬地創立了香港養和園，由他擔任創院主席，後來醫院由李樹芬接手，改名為「香港養和醫院」，成為香港首屈一指的私家醫院。

淡出香港養和園的何高俊仍十年如一日地專注於公立醫局的行醫問診之中。1941年，日本侵略軍攻陷香港。淪陷期間，何高俊沒有離港避難，而是繼續行醫救人。可以想像，在那段時間，病人不斷增加，醫療資源卻無以為繼，何高俊除了儘量善用僅有的資源外，還捐出自己的物資救助更多病人。他在黑暗歲月仍堅持行醫，獲得社會的讚賞。

1949年，何高俊決定退休，當局在同年6月授予他OBE(官佐勳章)頭銜，肯定他一生為香港醫療服務作出的貢獻。在當年住房問題極為嚴重的情況下，當局同意他退休後繼續居住在醫局宿舍，留在生活多年的社區，與左鄰右舍保持往來，可以說是對他一生服務醫局最實實在在的認可與報答。

退休初期，何高俊覺得自己的身體和精神狀況還相當不錯，經常抽空為貧苦街坊提供義診服務。但不久後，他的健康開始走下坡，腎臟與高血壓問題日趨嚴重，1951年中開始，更要長期臥床。1953年6月，何高俊去世，享年75歲。喪禮上，不少曾接受他幫助的團體或組織，或與他共事交往過的社會賢達都親臨送別或送來花牌唁電。不過，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除伍朝樞夫人(何啟之女何寶芳)外，並沒有其他何氏家族成員出席喪禮，似乎說明何高俊一房與家族其他成員關係疏離。何高俊的遺體火化後海葬，這與一般華人期望入土為安，讓後人前來祭拜的想法完全不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他的個性。

在何高俊去世55年後的一篇訪問中，一位灣仔石水渠街的老街坊回憶起何高俊主理東區華人醫局的往事，其為人、作風和舉止仍是歷歷在目。這位街坊表示，他在那所醫局出生，喜歡喝何高俊調製的帶甜味的咳藥水，他還記得何高俊在路邊為街坊們打防疫針，每逢新年給街坊的孩子們發紅包，當然還有何高俊開設產科深受街坊歡迎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說，人世間生活了75個寒暑的何高俊雖然在這個世界上沒留下什麼資產，但他半個世紀的懸壺濟世，能夠讓老街坊念念不忘、心存感激，功在社會，造福後人，也是社會對他的貢獻的最好的褒獎。

伍朝樞、傅秉常外交場上的連襟

何福堂家族的第三代中，也有兩人走上從政之路，在局勢風雨飄搖之際與外國列強打交道。他們都是何啟的女婿，分別為伍朝樞及傅秉常。伍朝樞於1887年出生，是伍廷芳與一葉姓女子所生，之後交由何妙齡撫養，何妙齡對他視如己出，全力照料。由於父親工作的關係，年約十歲的伍朝樞在美國入讀Atlantic City High School，1904年畢業時，因成績優秀，在畢業典禮上作為代表致詞，成為該校首位獲此榮譽的華人學生。伍朝樞隨後前往英國入讀倫敦大學，在取得法律學位後，再到林肯法律學院攻讀大律師專業。期間，據說他曾到巴黎拜訪孫中山，可見對政治相當關心。1911年，伍朝樞獲得大律師專業資格，而且成績十分突出，取得當地「法律教育議會」的獎學金，是繼何啟後第二位獲此殊榮的華人。

學成後，由於內地局勢動蕩，伍朝樞先回到香港，在政府部門中擔任翻譯，並奉父母之命迎娶了何妙齡的外甥女、何啟的女兒何瑞金(日後改名何寶芳)，當時婚禮相當低調。完婚後不久，伍朝樞於1912年攜新婚妻子北上，被任命為「湖北交涉司司長」，主要協助處理外交事務，開始了他的外交生涯。1912年，伍朝樞與何寶芳誕下長子伍繼先，此後伍豔莊、伍礪瓊、伍競仁、伍慶培、伍礪瑛、伍礪瑜、伍礪琨等八名子女相繼出生。

在擔任湖北交涉司司長期間，伍朝樞曾與漢口日本領事及俄羅斯駐華人員交涉在華糾紛和權益，還參與了輪船招商局改組的討論，表現突出。1912年11月，他受袁世凱之命轉赴北京，「襄辦外交」，年底被選為國會議員（廣東省代表）。擁有了更大的權力，伍朝樞在內政外交上都有更多發揮空間，其中較受矚目的是他於1915年與顧維鈞等草擬「山東問題之分析」的外交文件，為與日、德交涉作好準備。1917年，他與父親伍廷芳同因「院府之爭」而被免去國務院參議員之職，隨後回到廣州。

當伍朝樞仕途遭遇波折、暫時離場之時，他的連襟——何啟另一位女婿——傅秉常卻從香港轉往上海，躍躍欲試地打算開展事業。傅秉常於1896年2月16日生於南海佛山，父親是私塾老師。12歲時，他入讀香港聖士提反中學，與何啟三子何永乾結為好友，後來二人考入香港大學工程系，傅秉常更以一級榮譽畢業。因為何永乾的關係，傅秉常進入了何家的社交圈，也與伍朝樞建立了關係。1917年，他在上海與何啟六女何燕芳（原名何瑞錫）結婚，並被伍廷芳聘為私人秘書，協助處理內外事務。顯然，他能在短時間內得到伍廷芳的信任，被當作「自己人」，伍何兩家的姻親是主要原因。

事實上，被傅秉常稱為「內姑父」的伍廷芳，不僅是他的上司，更是他人生事業上的良師與貴人。作為伍廷芳的私人秘書，他經常出入伍廷芳公館，不但能借閱豐富的藏書，伍廷芳還會指導他待人接物及官場應對技巧，有時更會為他分析國際法律觀點及外交形勢，這讓工程出身的傅秉常獲益匪淺。

無論伍朝樞或是傅秉常，二人在大學主修的都不是國際關係或外交，但他們能走上外交之路，是因為他們曾接受西方教育，掌握中英雙語，能了解西方歷史與文化，又能用英文和西方人溝通。二人第一次在外交場合搭檔是1919年伍朝樞代表南方政府出席巴黎和會，傅秉常也是代表團一員，只不過在英美各國聯手打壓下，他們沒能成功保衛中方利益，只能拒絕籤署任何條約以示抗議，算是無功而返。

和會結束後，伍朝樞和傅秉常先後回到廣州，在原來的崗位上繼續工作。1921年，伍氏父子被任命為外交部正次部長，傅秉常則被任命為廣東外務部專員，兼任粵海關監督，駐守海南島。後來，伍廷芳染病去世，伍朝樞被提拔為外交部長，兼任軍委會成員，主要工作是爭取國際社會承認南方中華民國政府的地位，那年他剛過36歲；而傅秉常除了海關監督的職位外，還兼任外交秘書，以及「兩廣交涉員」，經常要奔走於港澳和廣州之間，協調各方，那時他才27歲。在上世紀20年代，兩人的仕途均如日初升，備受關注。

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政權爭奪更趨激烈。其中，孫中山之子孫科是有機會問鼎總統寶座的人選之一，伍朝樞、傅秉常等青年精英被視為「太子派」人物。但最後勝出的是掌握軍權的蔣介石，當蔣氏登上權力高峰後，隨即改組國民政府，由胡漢民出任外交部長、孫科任建設部長、伍朝樞任廣州市長，傅秉常的職位則沒變動。不過，伍傅二人在一年後便因故被免職，直到第一次北伐後，二人才又被召回，伍朝樞先被任命為外交部長，傅秉常被調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關務署長，兼外交部顧問及立法委員，參與「民法修訂委員會」編訂民法。

1927年底，伍朝樞辭去外長一職，同時婉拒「赴美訂條約特使」的任命。此後，他與孫科、傅秉常等以外交委員會委員身份出國考察，到訪東南亞、歐洲各國以及美國，遊說西方國家廢除清朝籤訂的不平等條約。回國後的1929年，伍朝樞被任命為駐美公使，開創了歷史上父子倆同任這一職位的先例，他還被任命為「與土耳其訂約全權公使」，妻子何寶芳及年幼子女都隨他一同赴美生活。

由於伍朝樞曾在美國求學和生活多年，既對美國社會文化有深入了解，在當地也有一定人脈，工作駕輕就熟。他事事親力親為，大力爭取美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也為旅美華僑爭取權益，更經常在當地報章或社交場合發表言論，闡述中國立場，促進兩國的建設性互動與交流。簡而言之，外交經驗豐富、具有國際視野與網絡的伍朝樞對近代中國外交作出不少貢獻，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其他國際外交舞臺如日內瓦、海牙等，他都能有禮有節，盡力維護國家權益，只可惜當時國力積弱，未能成功取消不平等條約。

在伍朝樞擔任駐美大使時，傅秉常被任命為駐比利時大使，但他卻「因故未就」，留在國內並未成行。雖然官方解釋是他想留在立法院繼續草擬民法，但按常理，他應該不會在政府公告天下後，放棄這個大有前景的職務，真正讓他留在國內的原因始終成疑。仕途受阻之外，傅秉常與家人的關係也出現問題。當時，他有一妻一妾，但關係一直不好，時有爭執，上世紀30年代末，妻子何燕芳更攜幼子傅仲熊移居澳門，與傅秉常分開生活。

1931年，伍朝樞駐美公使任期結束後，攜家眷回國。當時，日軍對中國的威脅日增，而蔣介石卻採取「不抵抗」政策，這讓伍朝樞十分不滿，甚至公開提出反對。或許是為了安撫反對的聲音，蔣介石推舉他為廣東省政府主席及外交部長，傅秉常為外交部次長，然而伍朝樞最終選擇擔任海南島行政長官，與權力核心保持距離，可見他對當時政局的不滿。雖然仕途不順，但家庭方面則喜事連連，1932年，伍朝樞在一個月內連嫁兩女，先是長女伍豔莊嫁給何伯平――何家是香港著名的華商，接著次女伍礪瓊嫁給先施創辦人之一馬永燦的三子馬惠民醫生。

接下來的日子，伍朝樞繼續與蔣介石政權保持距離，經常與孫科、胡漢民、傅秉常等聚首香港，討論如何制約蔣介石，扭轉中國的政治格局。不過，在還沒有具體行動前，他於1934年1月1日突發腦中風，搶救無效並於翌日下午在興漢道寓所去世，虛齡只有47歲，實在是英年早逝。伍朝樞去世時，除二女已出嫁、長子已有工作外，其餘五名子女尚未成年，其中4人正在讀中學，1人剛入讀小學。一直在家相夫教子的何寶芳毅然擔起重責，成為家族的支柱。辦理好丈夫的喪事後，何寶芳選擇定居香港，將上海的資產一一出售，包括家族大宅「觀渡蘆」。在她的盡心照料下，子女都學有所成，人生各有發展，伍礪瑜、伍競仁與伍慶培等先後以優異成績考入香港大學。1980年，何寶芳在聖保祿醫院去世，享壽91歲。

伍朝樞去世後，傅秉常失去了一個重要依靠。雖沒有了連襟的照應提攜，但傅秉常也逐漸發展起以自己為主的人脈關係，仕途也有了明顯進展。當時，他是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一，兼任外交委員會委員長，負責草擬國家法律，而在1937、1938年，他陪同孫科兩度訪問蘇聯，為抗日爭取蘇聯的物資援助。後來，他被任命為「駐港澳總支部執行委員」及外交部次長，因為當時的外交部長由蔣介石掛名兼任，所以日常工作都由傅秉常全權處理，基本上承擔了外交部的行政及領導工作。

在傅秉常仕途不斷攀升時，他與一位名叫江芳苓的女子發生了婚外情，江氏更為他誕下傅錦塗及傅錦煊兩名女兒。因為長期分居，他與何燕芳的關係已降至冰點，甚至有研究指出，在抗戰期間，何燕芳與兒子等家人逃難到廣西時，他也沒有特別照顧他們，妻兒等都過著艱苦的生活。

1942年，傅秉常被任命為駐蘇聯大使，據說妻子何燕芳曾表示想跟他出國，但被他拒絕，選擇隻身赴任。傅秉常駐蘇聯的工作並沒太大成就，1949年離蘇返華，此後，傅秉常帶著妻兒前往法國。居法期間，為解決家庭財務困境，他被迫出售「祖宅」以渡難關，又承頂了一家名叫「香港樓」的中餐館，不僅要親自打理，妻子何燕芳也要幫忙管帳。

1957年，傅秉常到臺北，被任命的都是有名無實的職位，曾經頗具影響力的他基本上已淪為「政治花瓶」。當傅秉常選擇定居臺灣後，妻子何燕芳沒有跟隨，而是到英國與兒子一起生活，在兒子的照顧下安度晚年。1964年，何燕芳在英國去世，享年66歲。翌年7月29日，傅秉常於臺北去世，享年70歲。

自從何啟選擇支持革命軍，妻子黎玉卿又在他去世後舉家移居上海，何氏家族與香港的政治聯結、社會關係幾乎完全斷裂，重回香港的何家第四代成員基本上已失去了往日的競爭優勢。所以，他們都選擇不再參與政治，一部分如伍繼先、何鴻威將精力集中到開拓商業，一部分則投身專業。

先說伍朝樞之子伍繼先，他1912年出生在廣州，和父親一樣曾在廣州、香港及美國不同地方生活、接受教育。上世紀30年代，剛出校門的伍繼先在上海工作，從起步的軌跡看，伍繼先原本打算像祖父輩一樣步入政壇，但父親伍朝樞突然身故，給他的人生和仕途帶來巨大影響。1949年初，年屆37歲的伍繼先娶洪慕潔為妻，誕下兩子 (Lawrence及Christopher) 兩女 (Jane及Audrey)。婚後，他帶著家人到香港生活。50年代中期，他決定與表弟何鴻威一起創業，開設了通隆貿易有限公司 (H.W. Turning Co. Ltd.)，代理及經銷現代家用電器如留聲機、擴音機、冰箱等。何鴻威是何永乾之子，約於上世紀20年代出生在上海，中學時期回到香港入讀皇仁書院，大學時再返回上海，入讀聖約翰大學。1948年，何鴻威與MargaretRitaLee在香港結婚，婚後的何鴻威先在私人機構打工，1955年走上創業之路。

對於合夥創業，伍繼先與何鴻威應有分工或經營默契：伍繼先較年長，在政壇也曾有地位與名氣，所以由他擔任主席，何鴻威則出任董事總經理，負責管理及經營實務。也就是說，伍繼先擔任名義上的領導，實質業務發展和開拓則由何鴻威負責。公司註冊署的資料顯示，通隆貿易有限公司於1956年註冊，當時公司只有他們兩名股東。

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名稱，其中H和W兩個英文字母，可能是兩人姓氏的縮寫，而代理和經銷西方現代家庭用品，似乎是「承襲」了早年上海中華貿易有限公司的營商手法。上海中華貿易有限公司的大股東正是伍繼先的母親何寶芳及何鴻威的父親何永乾，兩人的兒子來到香港後又再合作，並同樣經銷中高檔電器，公司的運作和管理也是由何鴻威負責，年紀較長的伍繼先像當年母親的角色一樣，只居幕後。

公司開業後，生意發展不錯，1958年二人又創立了一家公司――通隆印刷有限公司，股東增加了兩人，分別是呂立功、呂何鴻卿。公司仍由伍繼先任主席，股份的分配則大有文章：表面上伍繼先、何鴻威同為最大股東，但呂立功、呂何鴻卿夫婦手上股份加在一起有144股，而何鴻威與何鴻卿是同胞兄妹或姐弟，也就是說生意應該是掌控在何永乾一房手中。

在創立通隆印刷有限公司的同時，通隆貿易有限公司的業務發展繼續向好，1958年，伍繼先和何鴻威將公司股份重新組合，二人的妻子也獲得同樣數量的股份，即公司變為兩對夫婦共同持有，本質上仍是兩家各佔一半。這樣的變化說明生意發展得不錯，所以不僅增加股本，他們的妻子也被吸納進入公司。60年代中期，伍繼先和何鴻威繼續開拓新生意，其中表現最突出的是售賣本地生產的家具，為搶攻市場，何鴻威甚至親身上陣，當起了公司的「代言人」。

商業社會，公司生意紅火自然會吸引投資者的目光，通隆貿易有限公司的情況也一樣。1966年，英資洋行巨企會德豐以每股11元的價格，收購通隆貿易六成股權，並由馬登出任公司主席一職，何鴻威留任董事總經理。在以後的日子裡，公司仍持續擴張，股份同步增加，而基本原則是維持會德豐的六成比例，伍繼先和何鴻威則各佔兩成。

1967年，香港爆發動亂，不少人選擇移民海外，伍繼先也在這個時候宣布退休，舉家移民加拿大溫哥華。儘管伍氏夫婦離開了香港，但他們手上的通隆貿易有限公司股權並沒有出售套現，而是繼續持有。顯然，他可能對香港前景感到疑慮，寧可保險一些提早離場，但他相信公司仍有發展空間，也對何鴻威及會德豐的管理層有信心。日後看來，這個決定相當明智，因為公司一直發展不錯，為他們帶來了可觀的利益回報。2009年，伍繼先在加拿大溫哥華去世，享年97歲。

動亂過後，香港的局勢恢復平靜，通隆貿易有限公司也進行了一連串業務拓展，先後註冊成立通隆電器有限公司及通隆家俬實業有限公司，將企業投資推上新的臺階。儘管只有何鴻威一人留在董事會，在公司決策上影響力較弱，但他仍十分賣力地為公司發展奔走。

1973年，何鴻威宣布已從會德豐購回六成通隆貿易有限公司的股份，成為公司最大股東。當時他雄心滿滿，透露了一系列的發展方向：包括收縮家俬業務，另成立通隆工程有限公司開展冷氣機業務，計劃進軍超級市場。可惜的是，香港大股災讓整體經濟數年疲不能興，在這樣的環境下，通隆集團的業務同樣受到很大衝擊。或許是所受的影響太大，何鴻威欲振乏力，集團開始失去了發展動力。20世紀80年代，何鴻威決定移民美國拉斯維加斯，事實上，這時的何鴻威已年近70，也是時候退休安享晚年了。

伍繼先和何鴻威合作創業，並非從零開始、從無到有，他們既有雄厚資本為後盾，又有商業網絡支持，當然還有父母輩的經營經驗與人脈關係的「加持」，更不用說他們的成長環境或自幼所學所見，都培養了他們一定的營商能力，所以無論是創業，或進一步擴張時，都能輕易應對。若外部因素配合，加上一點運氣，便能取得突出成績。

相信不少人會很好奇，何福堂家族顯赫一時，不同成員在政治、外交、商業、醫學及教育等方面均表現突出，而且人丁興旺，他們的後人沒道理籍籍無名，像「人間蒸發」一樣失去了蹤影。事實上他們大多已離開內地及香港，散居於世界各地，因此更難讓人對其經歷有所了解。毫無疑問，受到社會動蕩的巨大衝擊，何福堂四、五代，甚至以後世代的後裔們大多數自上世紀50年代後便陸續移居海外，留在內地或港臺的已經很少。在社會巨大變遷後，他們失去了過往獨一無二的突出優勢，即使仍擁有一定的社會資本及人脈關係，掌握中英雙語，也始終無法像當年的何福堂、伍廷芳、何啟，甚至伍朝樞、傅秉常一樣幹出耀眼的成績。

綜觀何福堂家族兩個世紀以來的發展，兩個特點值得注意。其一是對時局轉變的認識和把握，作出自己認為正確的應對。簡單而言，當初何福堂及其父親看到時局轉變，把握了西學東漸浪潮中精通中英雙語對於遊走東西方文化之間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打下家族揚名立萬的重要基石；到子女、婿媳一代同樣看到新時局下的機遇，將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使家族變得更加顯赫；到第三代時，儘管社會格局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他們餘勢未止，仍能在祖父輩打下的基礎上繼續馳騁；第四、第五代大多選擇移居歐美，精通中英雙語等特點不再是他們獨享的優勢，所以也失去了祖父輩時可以指點江山的政治能量，可見時勢轉變對家族發展的巨大影響力。

其二是家族中的女性表現突出、自主性強。對於家族發展與傳承的研究，過去總是聚焦在男性身上，很少觸及女性角色。然而，從何福堂家族跨世代的個案分析中不難發現，女性其實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何福堂去世後，遺孀黎氏獨攬家財，成為當時十大納稅戶之一，是當時的女性「首富」，而她與子女對簿公堂、爭奪家產，也隱隱顯露出「女家長」的本色。其女兒無論何妙齡、何春蘭，都頗有個性、敢作敢為，展示了新時代女性的特點。就算到了第三至第五代，何福堂家族的女性也既有事業心強的女強人，也有持家或投資有道的賢妻良母，每個人都表現突出，不同個性和不同追求的身影散見於何福堂家族後代女性之中，並非只有一類的傳統形象，分外引人注目。

何福堂家族可視為政治家族，社會變遷給它帶來極大的衝擊。何福堂家族的第五、第六代已成為世界公民，中國崛起與民族復興的新時勢到底會給他們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他們又會怎樣把握？這是日後再作深入研究的課題。

（作者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總監、全球中國研究項目聯合召集人、社會及政治發展研究中心聯席主任，兼任《家族企業發展研究》與《香港世家大族》叢書主編，國際學術期刊National Identities及East Asia編委會委員。高皓是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世界經濟論壇全球未來理事會理事、全國工商聯智庫委員會委員、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理事及研究員、《家族企業治理》《家族財富傳承》叢書主編。本文詳見於【《家族企業》雜誌2020年12月刊】 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註明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