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人俠客夢』，既有入夢時的香甜，也就有夢醒處的苦澀，這點很好理解；我更想指出的是，此夢並非『來無影，去無蹤』，而是深深植根於中國人的歷史記憶。」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在他的關於中國武俠小說的著作，《千古文人俠客夢》中這樣寫道。
武俠小說泰鬥金庸離世，讓人們的視線又一次聚焦回了武俠小說。界面文化為大家梳理了武俠小說的源流歷史、當今現狀，讓我們一探武俠小說的前世今生。
刀光劍影、武俠小說的前世今生
早在先秦，「武俠」便已有端倪。「俠」這一概念，最早見於《韓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那時關於「俠」的形象還是模糊的，一直到西漢《史記》的《遊俠列傳》，「俠」的基本特徵才較為精細地勾勒出來——言必信、行必果、諾必誠，敢於犧牲生命去救助他人，卻不自我誇耀。
武俠小說的真正發跡，始於唐傳奇中的豪俠小說。唐傳奇中，「豪俠」作為三大表現題材之一，湧現了諸多佳作，如裴鉶的《聶隱娘》，杜光庭的《虯髯客傳》等。這些豪俠小說不僅為唐傳奇添彩，更重要的是給後世的武俠小說創作帶來了靈感。在豪俠小說中，「仗義」「報恩」「比武」成為了三大故事主題，後世的武俠小說也大多如此。
宋人在傳奇創作方面，基本沿襲唐制且稍有發展。元明時期，關於武俠的創作缺少突破，俠客形象也沒有亮點。到了清朝，不少著名文人樂於描寫俠客，如李漁、蒲松齡等，只可惜明清白話小說對俠客形象的表現，遠比不上簡短的文言小說。因此，文言小說系統中的俠客形象，以中晚唐時期最有魅力，後世卻沒有多少新的創造。
現代武俠小說出現於民國時期，這一時期的武俠被稱為「民國舊武俠」，代表人物有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等人。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武俠文學曾一度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直至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才開始復甦。30年間，當代新派武俠小說在港臺地區發揚光大，梁羽生、金庸、古龍三家鼎立，各顯神奇。到了1980年代中期，梁羽生、金庸封筆，古龍逝世後，武俠小說的創作便進入了「後金庸時代」，並一直持續到今天。
港臺武俠文學的輝煌與現狀
1952年，梁羽生寫下了「新武俠開山之作」的《龍虎鬥京華》，並由此揭開了港臺武俠小說從1950年代發展至今的序幕。
直至1984年封筆時，梁羽生共出書35部，是新舊武俠小說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他奉行「寧可無武，不可無俠」的道德觀念，追求「文心俠骨，統攬孤懷」的精神境界。他筆下的主角多為俠派正統角色，是時代精神的代表和人民的化身。《龍虎鬥京華》中，丁派太極門的高手柳劍吟堅持「反清滅洋」，卻被「保清派」殺害，最終其女柳夢蝶為他報仇雪恨；不過，梁羽生作品在大氣的一面下，也常被詬病主題思想的單一化和人物形象的符號化，難免令讀者感到「乏味」。從上世紀60年代起，他開始創作《大唐遊俠傳》等野史型作品，儘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始終不及早期創作的水平。
梁羽生曾評價自己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風氣者，是金庸將其發揚光大。作為上世紀60年代武俠小說界的「武林盟主」，金庸以曲折動人的故事，懲惡揚善的主題收穫了一大批讀者的同時，還善用反諷使故事增添了詼諧幽默的氣息。不同於梁羽生一直致力於描寫人間正道，金庸在《鹿鼎記》等作品中，用韋小寶等背離儒教正統和俠義精神的人物揭示了傳統文化的負面影響，並進行批判。因此，他的創作跳脫了前人的精神框架，使武俠更接近人性的本質，人物和故事也都更貼近現實。藝術成就方面，金庸筆下人物的性格鮮明飽滿，故事恢弘大氣，熔歷史與詩情於一爐，構思巧妙又富有新意，留下了一部部武俠經典。1972年，金庸宣布封筆，但時至當下，「金庸熱」仍未褪去——他的作品仍受廣大讀者青睞，並多次被改編成膾炙人口的影視作品。
港臺武俠文學輝煌的30年中，古龍是唯一能與梁羽生、金庸相提並論的武俠文學大家。晚於梁金兩人，古龍在上世紀60年代才憑藉處女座《蒼穹神劍》進入文壇，並在上世紀70年代達到創作高峰。他借鑑西方的偵探小說和間諜小說，創作出《楚留香》、《白玉老虎》等情節詭譎奇異的作品，帶有濃烈的懸疑氣息。同時，古龍善用短詩、短句，營造出幽遠飄渺的意向，使小說具有詩化、散文化的特點，筆下的俠客，如西門吹雪更有著現代人的內心矛盾和精神痛苦，而不是以往那種超脫世俗的大俠。在創作後期時，他更偏愛寫短篇小說，用短幅的故事去表現他的奇詭、多變的風格。古龍的創作不僅催生出丁情、溫瑞安等「古派」作家，更是開了現代武俠小說的先河，。
如何在前人的輝煌中走出一新路，是「後金庸時代」的創作者面臨的困境和挑戰。其中，新派武俠五大家的溫瑞安，黃易脫穎而出。從1970年代至今，溫瑞安的創作沿襲了古龍的現代武俠主義：不注重故事的時代背景，而是著筆於人物和個體；語言玄乎飄渺，情節詭異。黃易則擅長將歷史、科幻結合，獨創的「靈幻小說」帶有強烈的哲學思考，自成一家。
小說之外，「武俠」也有新發展。杜琪峯的黑社會武俠，徐克、王家衛的武俠電影，都為香港的武俠文學注入了新內容。網絡的發展、女性作家的增加及奇幻等新元素的加入，讓港臺的武俠文學一直處於變化中。
「後金庸時代」武俠小說何去何從
相較於上世紀50-80年代，「後金庸時代」的武俠文學雖有發展，但總體還是呈衰落之勢。箇中原因，除了梁羽生、金庸的封筆，古龍的逝世之外，也與武俠文學創作的社會環境、讀者閱讀偏好和作者創作水平有著莫大的關係。
「後金庸」時代的港臺地區，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消費社會。影視、電字傳媒的發達，對小說等文字傳媒造成極大擠壓；大量武俠及動作漫畫的興起，取代了武俠小說文字的功能。網絡在為武俠文學創作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消極影響。沒有了出版社、雜誌社的專業把關，一大批低級庸俗的作品充斥在讀者眼前，經典之作卻少有。
在消費社會的影響下，讀者的閱讀偏好，文學審美也發生了變化。「快餐式」文化橫行使部分讀者更追求簡單、刺激的閱讀快感，而放棄了慢慢品味文學經典裡的智慧與內涵。相比作家著力描寫的「俠義」和龐大、精細的武俠世界，在亞文化背景下，讀者的獵奇心理的使他們更喜歡毫無意義的爭鬥和充滿血腥、殺戮的畫面。這也進一步影響了武俠文學的創作，刺激了劣質作品的產生。
在大眾文化的視覺化，娛樂化和人們閱讀偏好、審美趣味的改變的情況下，武俠小說及其他大眾文學的作者逐漸向純娛樂和藝術快感傾斜，故事情節也多有雷同。作家的創作失去個人特色，創作態度也越來越不嚴謹，作品的總體質量也不如以前。例如，溫瑞安被認為更注重形式的革新而非內容的創造，藝術成就也就難以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徐淵在《金庸小說與「大陸新武俠」創作》中指出，金庸的小說之所以大獲成功，其原因在於金庸的創新性、對人物的把握以及對文化展示與傳播的促進作用。這是現今大多武俠小說創作者沒有做好的。
吳秀明、陳潔在《論「後金庸時代」的武俠小說》中表示，武俠小說是一個永遠開放的體系，它需要創新，即使這種文體和觀念革新很難。但惟其如此，它才有意義值得讀者不斷去探索、去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