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我們都有過這樣的經歷，我們激情滿滿地向朋友講解某個概念，這個概念朋友是第一次接觸，我們講得唾沫橫飛，朋友聽得一臉懵逼，最後來了句：說人話。儘管我們以為自己講得夠清楚，夠簡單，夠直接了。類似的情景在課堂上也很常見，老師在講授新的知識點時，他自己以為這個知識點很簡單，學生應該很容易就掌握了，但一輪測試下來，發現很多人掌握得並不好。
這現象就像是一種「詛咒」，一種「知識的詛咒」。我們一旦知道某種概念，某件事物之後，就很難想像我們不知道他們之前的狀態。換句話說，知識學習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所以當我們給別人解釋這些概念或事物的時候，我們不知不覺會假設別人有相關領域內的背景知識。但事實上，對方往往並不滿足你潛意識裡的假設，由於信息的不平衡，你在傳授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你不曾意識到的困難,從而產生認知偏差，這種偏差就是知識的詛咒（Curse of Knowledge） 。
維基百科中對知識的詛咒是這樣描述的：
The curse of knowledge is a cognitive bias that occurs when an individual, communicating with other individuals, unknowingly assumes that the others have the background to understand.
也就是說，溝通的過程中，當一方不知不覺地（unknowingly）假設對方具有理解的背景基礎，這個時候可能就會出現知識的詛咒。
1990年，史丹福大學的博士研究生伊莉莎白牛頓（Elizabeth Newton）做了一個這方面的著名實驗，來說明知識的詛咒現象的存在。這個實驗很簡單，就是個根據音樂節奏猜歌名的遊戲。參與者被分為兩組，一組敲擊者，一組辨別者，每個敲擊者搭配一個辨別者。敲擊者從給定的一些很出名的歌曲中挑出一首，用手指在桌子上敲出歌曲的節奏，然後辨別者來猜歌曲的名字。每個敲擊者都很有自信搭檔能根據自己敲出的節奏猜出歌名，他們預期辨別者能有一半的概率能猜中。但最後的實驗結果顯示，在敲擊的120首歌曲中，辨別者們只猜對了3首。與敲擊者的預期相去甚遠。
在這個實驗中，敲擊者自己在敲擊的同時，腦子會同步演奏著音樂，但辨別者的腦子裡並沒有。敲擊者的自信過高地估計了自己對音樂節奏的表現力和辨別者對音樂節奏的辨識力。目前綜藝類節目中也時常可以觀察到類似的情景，比如你畫我猜，你演我猜等，嘉賓們通過畫畫或者表演來傳達信息。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傳達方按照自己的理解，以為很清楚地表達了需要傳達的信息，但接收方就是不能理解，常常猜得牛頭不對馬嘴，弄得觀眾捧腹大笑。
敲擊者和辨別者實驗每天都在不同的場景，不同的角色上重演。老師和學生、商人和消費者、作家和讀者、程式設計師和產品經理、企業管理者和員工之間，都可能會出現類似的現象。哈佛商業評論曾經就有一篇文章講述過企業管理者和員工之間存在的這種現象。企業的管理者常常制定一些比較抽象、比較宏觀的商業策略和理念，比如「使顧客高興」，「解鎖股東價值」等，這些可能確實是他們在商場摸爬滾打很多年經驗的抽象總結，但對於一線員工來說，由於缺乏商業上的積累，這些戰略則顯得太過抽象，不夠具體，乃至於不知道怎麼實施。《讓創意更有粘性》一書中關於這種現象的論述很有意思：
如同敲擊者和聽眾一樣，他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信息不對稱，當一個CEO討論開放股東價值時，他的腦中有一首職員聽不到的曲子。
那麼如何有效避免知識的詛咒？從道的層面來講，產生知識的詛咒本質上是元認知能力不足的表現，表達的時候沒有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沒有考慮對方的知識背景、理解能力等。從術的層面來講，觀察一些優秀的知識傳播者的特點，不難總結一些具體的方法論，比如使用具體的形象化的語言，學會講故事，學習使用類比等。
對於抽象的概念，我們的大腦常常不那麼容易理解，但如果採用具體的形象化的語言進行講述，大腦很容易對那個概念建立圖形化的映射，理解起來就相對容易了；每個人應該都喜歡聽故事，故事提供了一個具體化的場景幫助我們理解；類比則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維輔助工具，類比大致是這樣一個過程：
為了向對方解釋清楚一個他未知的概念A，去找一個與A類似的，但對方已經理解的概念B，把A和B相似的地方解釋清楚，於是對方就能藉由他對B的理解以及A與B之間的相似性，來達到理解A的目的。
語言對一個人的思維往往具有反向塑造的能力。在中文場景下的課堂裡，老師講完一個知識點之後，通常會問底下的學生：
你們聽懂了嗎？
而在同樣場景下的英文課堂裡，老師通常會問學生：
Do I make myself clear? （我講清楚了嗎？）
前者學生承擔了聽明白的責任，後者老師攬下了說清楚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