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2018年第3期總第65期

  閩南文化生態  

宋元以來泉州與汶萊的

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上）

林瀚

 

地處加裡曼丹島西北部的汶萊，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與中國有著悠久的友好交往歷史，自5世紀以來，兩地往來屢見諸史籍。入宋以後，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兩國之間的交往日趨頻繁。泉州作為中古時期中國南方的著名港口，成為這一時期兩國使節、商人、貴族、平民等往來互動的重要港城，這也促進了汶萊與泉州在物產、民間信仰及文化等層面的交流。本文擬從實地田野調查所見與歷史記載相互印證，對歷史上泉州與汶萊的航線、物產流通、考古發現、民間信仰傳播等方面進行探討。 

南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拓片照）

地處加裡曼丹島西北部的汶萊國，全名為汶萊達魯薩蘭國（Brunei Darussalam），相傳Brunei一詞來源於梵文，意為「航海者」，當地馬來人將之解釋為「海上生意人」；Darussalam 則出自阿拉伯語，轉譯成英文為Abode of Peace，意即「和平的土地」，故其國名合併起來的意思便是「生活在和平之邦的海上貿易者」。1521年，西班牙航海家麥哲倫的船隊遠航至此，隨行的歷史學家安東尼奧在《首次週遊世界》一書中，被汶萊河上架起成片高腳木屋的水村所震撼，稱之為「東方威尼斯」。[1]

關於中國與汶萊的交往歷史，目前已有一定的學術積累[2]；而就泉州與汶萊的研究，則主要集中在汶萊所發現的「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3]。數年前筆者曾前往汶萊，在參訪相關博物館館藏及文物史跡後，發現歷史上泉州與汶萊的往來互動也頗為頻繁，並仍有可供繼續探討延伸的空間，故不惴譾陋，擬從實地田野調查所見與歷史記載相互印證，對歷史上泉州與汶萊的航線、物產流通、考古發現、民間信仰傳播等方面進行探討，本文荒疏之處，尚祈博雅諸君有以教之。

一、歷史典籍中的汶萊

 

汶萊古稱婆利、婆羅、婆律、勃泥、渤泥、婆黎、佛泥、佛坭、佛尼、浡泥、渤黎、汶來、文來等，而現今所通用的「汶萊」之稱，則是要到明代以後才開始使用。早在5世紀，正史中便已有婆利國遣使來訪中國的記載，據《宋書》卷九「本紀第九」稱，元徽元年（473年）三月丙申，有「婆利國遣使獻方物。」[4]這也是目前所見兩國間建立交往關係較早的記錄。

至6世紀，時人則對中國往婆利國的航程，其國地理風貌、物產及風俗等信息有更為詳細的描述，據《梁書》卷五十四「婆利國」條所載：「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谷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為物幹之，遂大堅強。其國人披吉貝如帊，及為都縵。王乃用班絲布，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為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毦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為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焉，而言白淨王夫人即其國女也。」[5]天監十六年（517年），婆利國王遣使奉表；普通三年（522年），婆利國王頻伽復遣使珠貝智貢白鸚鵡、青蟲、兜鍪、琉璃器、吉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諸蕃志》「渤泥國」書影

隋唐以降，史家對於前往婆利國航路沿途所經國家等信息有更為具體的認識，同時對當地物產的記錄也更為多樣。在這一時期，婆利國又不時遣使朝貢，據《隋書》卷八十二「婆利」條曰：「婆利國，自交阯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俗類真臘，物產同於林邑。……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大業十二年（616 年），遣使朝貢，後遂絕。」[6]《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婆利國」條云：「婆利國，在林邑東南海中洲上。其地延袤數千裡，自交州南渡海，經林邑、扶南、赤土、丹丹數國乃至焉。其人皆黑色，穿耳附榼。……風氣暑熱，恆如中國之盛夏。谷一歲再熟。有古貝草，緝其花以作布，粗者名古貝，細者名白赩。貞觀四年（630年），其王遣使隨林邑使獻方物。」[7]《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婆利」條則載：「婆利者，直環王東南，自交州泛海，歷赤土、丹丹諸國乃至。地大洲，多馬，亦號馬禮。袤長數千裡。多火珠，大者如雞卵，圓白，照數尺，日中以艾藉珠，輒火出。產玳瑁、文螺。」[8]

同樣成書於唐代的樊綽《蠻書》一書，則是目前所見最早提到「勃泥」之名的文獻，該書卷六《雲南城鎮第六》有載：「又南有婆羅門、波斯、闍婆、勃泥、崑崙數種外道。交易之處多諸珍寶，以黃金麝香為貴貨。」[9]

唐末五代因地方割據勢力迭興，雖然在這一時期的閩國也積極推動海外貿易，但因文獻闕載，我們對這段時間福建與汶萊的交往狀況所知不詳。

入宋以後，兩國官方往來的記錄又重新出現在正史中，據《宋史》卷四八九《勃泥傳》記載，在太平興國二年（977年），勃泥國王向打遣使施弩、副使蒲亞裡、判官哥心等賚表來華朝貢，其表文云：「勃泥國王向打稽首拜，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願皇帝萬歲壽。今遣使進貢，向打聞有朝廷，無路可得。昨有商人蒲盧歇船泊水口，差人迎到州，言自中朝來，比詣闍婆國遇猛風，破其船，不得去。此時聞自中國來，國人皆大喜，即造舶船令蒲盧歇導達入朝貢。每年修貢慮風吹至佔城界，望皇帝詔佔城今有向打船到，不要留，臣本國別無異物，乞皇帝勿怪。」[10]在這次隨船入貢物品中，有大片龍腦一家底，第二等八家底，第三等十一家底，米龍腦二十家底，蒼龍腦二十家底，凡一家底並二十兩，龍腦版五，玳瑁殼一百，檀香三橛，象牙六株。而且值得關注的是，在北宋元豐五年（1082年）二月，勃泥國王錫理麻喏「復遣使貢方物，其使乞從泉州乘海舶歸國，從之。」[11]由此我們可以發現，至遲到宋代，自泉州往勃泥的海上航線已經建立起來，同時這也是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由泉州出發，前往汶萊的海上航線的最早記錄。

龍腦樹

據傳宋代海商往渤泥國貿易時，船主還會隨船僱請善於庖廚者一同前往，在與渤泥國王議定商品價格這段時間，由廚師專門烹飪中國飲食貢獻給國王。「既泊舟登岸，皆未及博易之事；商賈日以中國飲食獻其王，故舟往佛泥，必挾善庖者一二輩與俱。朔望並講賀禮，幾月餘，方請其王與大人論定物價。價定，然後鳴鼓以召遠近之人，聽其貿易。價未定而私貿易者罰。俗重商賈。有罪抵死者罰而不殺。」[12]而在船隻返回的時候，渤泥國王也會置辦酒席，宰牛宴飲相送，「船回日，其王亦釃酒椎牛祖席，酢以腦子、番布等。稱其所施，舶舟雖貿易迄事，必候六月望日排辦佛節然後出港。否則有風濤之厄。」[13]

元朝繼承發揚了宋朝的海外貿易政策，這使泉州得以延續宋時的發展態勢，並逐漸成為梯航萬國的「東方第一大港」。元大德六年（1302年），莊彌邵在《羅城外壕記》中就曾寫到：「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區宇，梯航萬國，此其都會，始為東南重鎮。……一城之要，莫盛於南關，四海舶商，諸番琛貢，皆於是集乎。」[14]被西方學者稱為「東方馬可•波羅」的汪大淵曾先後兩次從泉州出發，遠航東、西洋。汪大淵的這兩次隨船出航的跨洋遊歷，為其後來整理撰寫《島夷志略》提供了翔實而又可靠的原始素材。在《島夷志略》一書中，就提到浡泥當地人「尤敬愛唐人，若醉則扶之以歸歇處。」[15]由此可見兩地商民間的友好關係。

明朝建立後，也即開始建構新的王朝體系。在洪武三年（1370年）八月，「命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往使。自泉州航海，閱半年抵闍婆，又逾月至其國。」[16]洪武初年的這次招諭，使汶萊重新與中國建立起朝貢貿易關係，翌年浡泥國王「乃遣使奉表箋，貢鶴頂、生玳瑁、孔雀、梅花大片龍腦、米龍腦、西洋布、降真諸香。」[17]洪武八年（1375年），又「命其國山川附祀福建山川之次。」[18]這使得汶萊與福建的關係更為密切。

自明永樂朝推行下西洋政策後，中國與汶萊的互訪交流也愈發頻繁，商人也往來不絕，這一時期的交往，又多以福建的港口作為船隻出發及抵達的重要據點。永樂三年（1405年）冬，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遣使入貢，永樂帝「乃遣官封為國王，賜印誥、敕符、勘合、錦綺、彩幣。」[19]在這次封賜後，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親率使團泛海來訪，受到明朝政府的盛情款待，後不幸因病去世，按照遺願託葬中國。據《明史》所載：「率妃及弟妹子女陪臣泛海來朝。次福建，守臣以聞。遣中官往宴賚，所過州縣皆宴。」[20]隨後於永樂六年（1408年）八月入都朝見，朱棣以公侯禮儀於奉天門賜宴熱情款待了浡泥國王，並「賜王儀仗、交倚、銀器、傘扇、銷金鞍馬、金織文綺、紗羅、綾絹衣十襲」等物。同年十月，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病卒於會同館。永樂帝哀悼，並輟朝三日，同時「遣官致祭，賻以繒帛。東宮親王皆遣祭，有司具棺郭、明器，葬之安德門外石子岡，樹碑神道。又建祠墓側，有司春秋祀以少牢，諡曰『恭順』。賜敕慰其子遐旺，命襲封國王。」[21]新王遐旺上言「臣歲供爪哇片腦四十斤，乞敕爪哇罷歲供，歲進天朝。臣今歸國，乞命護送，就留鎮一年，慰國人之望。並乞定朝貢期及傔從人數。」[22]朱棣同意其請求，恩準浡泥國三年一貢，並敕爪哇國免其歲供。同時賞賜給新王「玉帶一、金百兩、銀三千兩及錢鈔、錦綺、紗羅、衾褥、帳幔、器物。」[23]同時封浡泥國國中之山「為長寧鎮國之山。御製碑文，令謙等勒碑其上。」最後還派中官張謙、行人周航護送浡泥國新王一行歸國。

泉州灣宋代海船出土玳瑁

泉州海外交通史館藏

永樂八年（1410年）九月，繼承浡泥國王位的遐旺遣使隨同張謙等入貢謝恩。永樂九年，明朝又命張謙出使勃泥，並賜其王錦綺、紗羅、彩絹凡百二十匹，其下皆有賜。永樂十年九月，遐旺偕其母再次來朝進貢，永樂帝命禮官宴之會同館，光祿寺旦暮給酒饌。同時親自設宴奉天門，熱情招待浡泥國王遐旺，並賜王冠帶、襲衣，王母、王叔父以下，分賜有差。永樂十一年二月，浡泥國王辭歸，永樂帝又賜金百，銀五百，鈔三千錠，錢千五百緡，錦四，綺帛紗羅八十，金織文繡、文綺衣各一，衾褥、幃幔、器物鹹具。自永樂十三年至洪熙元年十年間，又有四次入貢，此後貢使漸稀。

當時隨鄭和下西洋的費信在其《星槎勝覽》一書中，也記錄下當時浡泥民眾喜愛唐人的景象：「凡見唐人至其國，甚有敬愛，有醉者則扶歸家寢宿，以禮待之若故舊。」[24]這一記錄也與汪大淵《島夷志略》所述頗類。而對於中國帆船前往汶萊的貿易情況，明張燮《東西洋考》一書也有詳細的描述：「華船到，進王方物。其貿易則有大庫、二庫、大判、二判、秤官等酋，主其事，船既難，出港最宜蚤行，有時貿易未完，必先駕在港外。」[25]

宋磁灶窯褐釉扁陶瓶，汶萊出土

汶萊國家海洋博物館藏

伴隨著鄭和下西洋在東南亞等地的影響，浡泥當地還流傳著國王為閩人的傳說：「俗傳今國王為閩人，隨鄭和徵此，留鎮其地，故王府旁舊有中國碑。」[26]《明史》中更言其王有永樂帝所賜金印一方：「萬曆時，為王者閩人也。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因留居其地，其後人竟據其國而王之。邸旁有中國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獸形，言永樂朝所賜。民間嫁娶，必請此印印背上，以為榮。」[27]張燮對這金印一說，則認為：「恐或假寵中國，以哃喝其部落，非果鑄自上方也。」[28]

明朝中後期，中國東南沿海不靖，寇擾不斷，更有華人多流寓浡泥的情況出現，史稱「嘉靖末，閩、粵海寇遺孽逋逃至此，積二千餘人。」[29]；而南洋諸國朝貢時也多私攜賈客，萬曆年間浡泥國內更是發生「王卒無嗣，族人爭立」的動蕩，「國中殺戮幾盡，乃立其女為王。」[30]隨後又有漳州人張姓者被授予「那督」稱號的情況。

清代以降，汶萊仍是福建海商下南洋重要的貿易點，據《海錄》一書所載：「文來國在細利窪（Celebes）西北，由細利窪東南入小港，向西北行，順風約五六日可至。由地問北行，順風七八日可至。幅員甚長，中多亂山，絕無居人。奇禽野獸，莫能名狀。土番亦無來由種類，喜穿中國布帛。」[31]而在道光《廈門志》中，也仍將汶萊列為當時海商前往東南洋貿易的重要港口，並記錄下地理方位及中國傳統木帆船的航行更數，「汶萊，在東南海中，即古婆羅國。居呂宋之西，與吉裡問近。從呂宋南放洋，四十二更可至；距廈門，一百十四更（《同安縣誌》作一百五十更）。繞阿（繞阿即「爪哇」近音）番種類。其地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32]而據注引《臺灣志略》所記：「由呂宋西南至汶萊港，水程七十更；自臺計之，一百二十八更。國小弱，同於琉球」。[33]

宋元泉州海外交通路線圖（黃燕 攝影）

正是這一朝貢體系的建立及貿易傳統的延續，尤其是宋元明清諸朝以來的商貿活動所引發的人群流動，使得福建與汶萊的聯繫日趨緊密。時至今日，汶萊當地華人祖籍來源地也多集中於閩南地區，尤以金門、廈門等處為多，而這些地方在近代以前，也都是屬於泉州府的管轄範圍。

 

二、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

泉州往汶萊航路

 

「汶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34]這是明朝時人對於海洋世界地理分域的認識總結，而這種認識的形成，又與宋元兩代海商的航海活動所積累起來的經驗分不開，其地理概念很可能在宋代時就已經存在。[35]

《諸蕃志》是南宋趙汝適任泉州市舶提舉期間，因暇得以遍覽蕃圖所編撰而成的專書，該書記錄下多條以泉州為基點，通往南洋、西洋、東洋諸國的航線，同時詳細記錄了中世紀諸國的風土物產資源，並記有自中國沿海至海外各國的裡程及所需航期，成為後世了解並研究宋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文獻。該書「渤泥國」條就記錄有渤泥與泉州的方位關係、海上航線及航程情況：「渤泥國，在泉之東南；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佔城與麻逸各三十日程，皆以順風為則。」[36]《宋史》所記與之略同：「勃泥國在西南大海中，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去佔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皆計順風為則。」[37]

就上引泉州往汶萊航線來看，主要有兩個航線，其中西南航線為泉州——西沙——佔城——渤泥；而東南航線則是由泉州——澎湖——麻逸——渤泥。參之前引隋唐文獻我們可以知道，西南航線至遲在唐代就已經存在，這一時期，多沿海岸線航行，然後自交州浮海南行，經林邑、扶南、赤土、丹丹等國至汶萊；而東南航線則是宋代新開闢的航路。

清光緒二年永春李家滋墓碑

明洪武年間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往使汶萊，則是「自泉州航海閱半年抵闍婆，又逾月至其國。」[38]現珍藏於英國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的明萬曆年間的傳抄本《順風相送》一書，是宋元以來福建舟師根據長期的航海經驗積累撰寫的一部海道針經，經明代永樂年間由中國官員根據鄭和下西洋的航海實踐相結合後，累次校正古本傳抄而成。該書中也保留著一段當時泉州往汶萊的航路情況：

 

「泉州往勃泥即汶萊

長枝頭開船，單丙一夜一日、丙午針好風五日，看見小呂蓬山。

丙午一日一夜見芒煙大山，北邊是呂蓬大山，見門內從邊落去。

丁未見有一門不可入，沿山邊落用單丁見三牙七峰，洋中有凌礁，礁行船仔細。

又使二日一夜見沙奇頭有淺，船使竹山邊，見一列老古，船身半奇頭。

單午一夜一日出見大小羅模山，見古幞山，又見聖山，對開來高大有雲，犀角山尖。

坤未取崑崙山，外有老古淺，平使船門。

坤未、單未沿崑峷使，取長腰嶼有門，丁午取鯉魚嶼，收毛花蠟，是勃泥也，即汶萊。」[39]

 

上面這段在現在看來有如天書一般的文字，其實是古代船民所用的航海針路，船民稱之為「針路」，用現在通俗的話來說也就是航海指南。這則資料因收錄在《順風相送》一書而被保存下來，而這也成為古代泉州與汶萊之間航海往來的真實寫照。

而在大約成書於明末清初的《指南正法》一書中，也保存有汶萊的山形水勢情況：

 

「往汶來山形水勢

呂帆紅面山文武樓出舡，坤未十三更平麻茶洋。丁未二十更，此內是小羅房山、小煙可窯山、七峰三牙山。

七峰山七個大山頭高尖峰。

三牙山丁未五更取巴荖員。

巴荖員丁未五更平沙岐頭尾。

沙岐頭尾有老石淺，行舡子細，丁未五更取羅僕山。

羅僕山此山高大。

犀角山丁未八更及單丁取聖山。

聖山充天高大。

聖山下對二個嶼是五嶼。

五嶼丁未五更平三嶼叫崑崙。

崑崙山近看三個，遠看一個，開洋有老古石。坤申更半長腰嶼門巡昆身使。

長腰嶼

鯉魚塘

渤黎亦做毛花蠟，即汶來。」[40]

 

上引這段「往汶來山形水勢」內容，為汶萊周邊主要望山及行船所對應的航向及航行更數，從其敘述中我們知道在行船過程中，山形是不斷變化的，遠望是一個形狀，近看又是另一番模樣，需以何針位行船多少更，何處需要仔細都作了生動的提示，此非親往經歷不能詳述，這也是海上船民經年累月的經驗總結。而就目前針路簿的流傳範圍來看，也多集中於閩南地區，這些信息的記錄與傳承，當與福建的航海傳統有極大的關聯。

 

三、汶萊尋碑記

 

1972年3月，德國著名漢學家傅吾康先生到汶萊尋訪華人文化古蹟、蒐集廟碑和墓刻時，在當時汶萊博物館館長賽裡弗丁及其助手阿都拉狄的指引下，在汶萊河愛丁堡橋附近的一處伊斯蘭教墓地中，發現了一方宋代漢文墓碑，經辨識，碑文所刻內容為：「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應甲立」。景定為南宋理宗所用的最後一個年號，而甲子又是該年號的最後一年，即1264年。這也是迄今為止，發現的遺存於東南亞最為古老的漢文碑刻，距今七百多年，這一考古發現一經公布，轟動國內外學術界。對於墓主人是誰，更是引起中外學者的高度重視與積極討論。

經傅吾康、陳鐵凡兩先生考證，認為墓主「蒲公也許原為阿拉伯人」，「他們的家屬可能同蒲壽庚的家屬一樣，已中國化，但仍保持他們的穆斯林信仰，並已好幾代繼續從事與東南亞和印度洋的海上貿易。」並推測這位蒲公「是來自泉州的一個中國官員」[41]。無獨有偶，在泉州民間保存的一本清代手稿《西山雜誌》中，也有關於「蒲公」的記載：

 

滄岑之東有蒲厝，隔江與鋪中相望焉。宋紹定間（1228~1234年），有進士蒲宗閔，司溫陵通判，後升都察院。端平丙申（1236年），奉使安南；嘉熙二年（1238年），奉使佔城；淳祐七年（1247年），再使渤泥，後卒於官也。其子有三人焉：長子應，次子甲，三字烈也。應從之渤泥也，甲司佔城西洋轉運使，大食、波斯、獅子之邦，蠻人喜之皆託曰：「蒲氏」。蓋自五代留從效使蒲華子、蒲有良之佔城司西洋轉運使，波斯人焉，鹹喜蒲為號矣。故自宋元以來，泉郡之蒲氏名於天南也。蒲厝宋末背叛蒲壽庚，航海居菲，一曰麻逸國，一曰蒲端國也。《仁和詩社》云：溫陵都院有蒲公，三使蠻夷渤泥峒。遠卒異鄉銘葬志，千秋魂魄入瑞桐。[42]

 

據說《西山雜誌》為生活在清乾隆至道光年間的晉江人蔡永蒹所撰，是一部較為流行的民間航海雜誌。泉州學人莊為璣、林少川兩先生據是書認為「蒲公」即指「蒲宗閔」，其出使渤泥的時間在1247年，後於1264年在當地去世，其子應、甲遂在渤泥立「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碑，以作永志。不過也有學者認為《西山雜誌》這一手抄本的來由存在疑問，認為引用時需審慎處理。關於墓主「蒲公」背後還有多少精彩的故事，則有待新的考古發現及文獻蒐集加以參證解讀。也正是這一方墓碑的發現，推動了泉州與汶萊間的歷史文化交流與研究。

2015年2月11日，筆者在汶萊國家海洋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法蒂瑪女士的引領下，借著夕陽的餘暉來到墓地，摩挲石碑，得以親近這方七百多年前的古人墓碑。在離蒲公碑不遠處，還豎立著一方清光緒二年（1876年）的永春籍華人墓碑，墓主名為李家滋，字智保，不過關於李家滋的信息我們暫時未能發現更多的資料，只能留待以後補證。（未完待續）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臺灣的族群互動與政治認同研究」【16CZS076】階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單位：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除署名外，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注釋：

[1]楊新華：《汶萊：熱帶王國皇冠上的明珠》，南京出版社，2005年5月。

[2]學界關於歷史上中國與汶萊的交往探討，就筆者所能寓目的論文有，季士家：《中國汶萊友好交往的歷史見證——記南京明浡泥國王墓》，《紫禁城》1985 年第3 期；季士家：《中國汶萊交往史考略》，《史學月刊》1987年第2期；黃國安：《中國和汶萊的歷史關係》，《東南亞縱橫》1991年第4期；吳崇伯：《汶萊的華僑、華人經濟》，《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4年第3期；王青：《歷代中國與汶萊的友好交往》，《東南亞》1998年第2期；聶德寧：《中國與汶萊貿易往來的歷史考察》，《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2期；羅滿秀、湯希：《論中國與汶萊關係特點及前景》，《長春工程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汶萊]Pg.Dr.Karim Pg.Hj.Osman：《從考古遺蹟看汶萊——中國友好關係》，《南洋資料譯叢》2015年第2期。此外，也有相關碩士學位論文對此進行研究，孫佳梅：《宋代至清末中國和汶萊關係研究》，海南師範大學2013年碩士論文；彭俏：《建交以來的中國與汶萊關係》，廣東外語外貿大學2016 年碩士論文。

[3]相關討論可參見以下論文，[德]傅吾康、陳鐵凡著、溫廣益譯：《最近在汶萊發現的一塊公元1264年的中文墓碑的初步報告》，《泉州文史》總第9期，1986年12月，原文刊載於《汶萊博物館學報》1973年第3卷第1號；莊為璣：《汶萊國發現泉州宋墓考》，《南洋問題研究》1991年第1期；陳鐵凡、[德]傅吾康：《<西山雜誌>節文質疑——據<汶萊國泉州宋墓考釋>徵引之一節》，《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2期；林少川：《渤泥「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新考》，《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2期；龔延明：《汶萊國宋基「判院蒲公」索解——兼評<西山雜誌>(手抄本)的史料價值》，《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2期；謝方：《也談汶萊<蒲公碑> 與<西山雜誌•蒲厝> 的關係》，《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

[4](南朝梁)沈約撰：《宋書》卷九「本紀第九」。

[5](唐)姚思廉撰，《梁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八「諸夷•婆利國」。

[6](唐)魏徵等撰，《隋書》卷八十二•列傳第四十七「婆利」。

[7](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七•列傳第一百四十七「婆利國」。

[8](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列傳第一百四十七下「婆利」。

[9](唐)樊綽撰，向達校註：《蠻書校注》卷六《雲南城鎮第六》，中華書局，1962 年，第164頁。

[10](元)脫脫等撰：《宋史》卷四八九•列傳二四八「勃泥」。

[11](元)脫脫等撰：《宋史》卷四八九•列傳二四八「勃泥」。

[12](宋) 趙汝適著，楊博文校釋：《諸蕃志校釋》，中華書局，2008年，第136頁。

[13]同上

[14](清)懷蔭布修，黃任、郭賡武纂：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頁七，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誌輯22，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219頁。

[15](元)汪大淵著，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中華書局，2009年，第148頁。

[16][17][18][19][20][21][22][23](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列傳第二百十三「浡泥」。

[24](明)費信著，馮承鈞校註：《星槎勝覽校注》，中華書局，1954年，第14頁。

[25](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卷五，中華書局，2008年，第103頁。

[26](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卷五，中華書局，2008年，第102~103頁。

[27](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列傳第二百十一「婆羅」。

[28](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卷五，中華書局，2008年，第103頁。

[29](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列傳第二百十三「浡泥」。

[30]同上。

[31](清)謝清高口述、楊炳南筆錄，安京校釋：《海錄校釋》，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185頁。

[32](清)周凱修、凌翰等纂：《廈門志》卷八「番市略•汶萊」，頁十，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148頁。

[33]同上。

[34](明)張燮著，謝方點校：《東西洋考》卷五，中華書局，2008 年，第102 頁。

[35]關於「東洋」「西洋」等概念的涵蓋範圍與認識，可參見劉迎勝：《東西洋、南海傳統航線與南海的名稱——對所謂西菲律賓海命名的回應》，《國家航海》第十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0~64頁。

[36](宋)趙汝適著，楊博文校釋：《諸蕃志校釋》，中華書局，2008 年，第135 頁。

[37](元)脫脫等撰：《宋史》卷四八九•列傳二四八「勃泥」。

[38](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列傳第二百十三「浡泥」。

[39](明)佚名著，向達校註：《兩種海道針經（順風相送）》，中華書局，2012 年，第92~93 頁。

[40](明)佚名著，向達校註：《兩種海道針經（指南正法）》，中華書局，2012 年，第164~165 頁。

[41][德]傅吾康、陳鐵凡著、溫廣益譯：《最近在汶萊發現的一塊公元1264 年的中文墓碑的初步報告》，《泉州文史》總第9期，1986年12月。

[42](清)蔡永蒹撰：《西山雜誌》「蒲厝」條，轉引自林少川：《渤泥「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新考》，《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