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大陸一名28歲的女子因為取快遞時被偷拍，被造謠成「出軌快遞小哥」而引發關於社會性死亡的討論。其中一位造謠者的父親卻表示，兒子並非針對該女子，「就是小朋友開玩笑」但是這樣的言論引來撻伐，在微博引起廣泛討論。有評論提到該造謠者已經27歲，卻還要父親幫他為錯誤找藉口，這背後是父母對於成年人過分溺愛所導致；也有網友提到，巨嬰現象的背後是社會上程度不足導致的，關於「巨嬰」一詞定義以及造成的社會影響成為網絡熱點。
無獨有偶，日前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在臉書上發文提到國際戰線上的「政治巨嬰」，也引發香港「政治巨嬰」一詞的討論。而在臺灣，也開始有聲音批評動輒反對政府決策的人是「巨嬰」，被劃上跟刁民一樣的等號。誰是巨嬰？巨嬰的養成與社會有什麼樣的關係？在兩岸三地的語境社會脈絡下「巨嬰」又有什麼不同的指涉？
「巨嬰」一詞2016流行
2016年心理諮詢師武志紅所著的《巨嬰國：國內心理學家系統透視中國國民性》曾在兩岸三地都引發討論，心理諮商師武志紅提到，許多中國人是成年的嬰兒，即使身體已經發育心理卻還停留在嬰兒階段，心理特點是共生、全能自戀，偏執分裂，只要世界不按照自己的意志運轉就想要毀掉世界。他也認為，許多的社會爭議事件都可以用「巨嬰」的理論去解釋事件主角的心理狀態，這本書當時出版引發批評和討論聲浪，也讓巨嬰一詞流行，但是也因為將巨嬰現象與中國民族性掛勾而引發爭議，後來被政府下架。
許多人認為獨生子女也是「巨嬰現象」在中國發生的原因。（VCG）
武志紅分析，巨嬰的重要特點是自戀和共生，自戀就是以自己為世界的中心，如果有人反對我，就是錯誤，那就要透過哭喊搶鬧等方式直到控制權重新被我取得為止。共生就是不能獨活，因而衍生出集體主義，在中國社會中就發展出大家都非常「聽話」的現象，依照別人的意志而活，對於不順心的事情動輒找對象責怪以緩解焦慮，影響整個中國社會體系與文化傳統，催生出愚孝、中國好人、控制狂、被害妄想、躁鬱症抑鬱症等心理問題。
此外，這些成人的「巨嬰」對權力、成就等物質等的追求高漲，來自於中國家庭教育母親並未與嬰兒創建良好的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加上自戀和共生性，造就千千萬萬個不能擔負責任、不夠成熟的巨嬰。武志紅提到，最經典的案例就是「中國式相親」，許多父母會幫忙孩子找對象，條件是要找一個可以「照顧我孩子」的合適伴侶，此外還有中國社會的考試升學壓力是壓在整個家庭上等，都可以顯示這種共生、自戀，對物質名望追求的巨嬰特點。
港臺的「巨嬰」語境政治化
過去臺灣社會的「奧客文化」（排隊太久抱怨店家、「賓客至上」的思想）其實也反映這種巨嬰情結。但有趣地是，巨嬰這個詞最近在港臺的語境上，更多的是用來批評政策的反對方或是反政府的一方。例如中國大陸政協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12月20日在臉書發文批評，香港推動「國際戰線」的攬炒派實際上是「政治巨嬰」，他們只會被西方國家利用而不會被接納。批評這些香港流亡海外的反對派人士是巨嬰，只會提出訴求活在自我的世界裡，若訴求得不到回應只會用激進的方式解決，卻不願付出相應的代價。
而臺灣近期則是將「巨嬰」一詞用在與自己站在對立面的群眾身上。例如萊豬政策的正反方也都用「巨嬰」抨擊對方，一方認為只想拿臺美好處卻不願意放寬貿易條件的思維是只會酸人「巨嬰」；一方則認為對政府服軟、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群眾是失智的「巨嬰」。不過這樣的貼標籤討論也使議題少了更多實質的、專業的交流。
可以觀察到的是，在港臺語境中的「巨嬰」指的是要政策或制度以自己所想運轉，但卻被批評沒有付出相對應努力或是罔顧現實，近期在港臺社會的「巨嬰」使用更加的政治化。
華人社會才有巨嬰嗎?
不過其實巨嬰並非兩岸三地獨有，也不該以此將中國民族性貼標籤。例如，據《端傳媒》報導，香港大學精神醫學博士姚乃琳表示，「在美國文化中和人際邊界清晰『共生』的自我中心，拒絕犧牲自身利益的價值觀要是放在亞洲人眼中，何嘗不是一種『幼稚』？」
對照在疫情下不肯「好好戴口罩」的美國人被許多亞洲人批評或訕笑，這種「不願配合」也被視為一種不成熟。只能說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都會產出被背離其社會道德框架的「巨嬰」，而究竟什麼是「成熟」的個體? 可能每個社會族群也有各自不同的定義，這其中構成社會的複雜文化、價值觀因素也不單只是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論辯可以解釋定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