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瑪才旦導演在杭州路演時接受群訪 記者 楊朝波 攝
萬瑪才旦導演為人一向溫和謙遜，說話輕聲細語，很少有人見過他發脾氣。然而，最近幾天，他卻一改往日形象，就其正在上映的新片《氣球》遭遇低排片一事，公開表達不滿。
作為萬瑪才旦執導的第七部影片，《氣球》被譽為其「集大成之作」，於11月20日登陸大熒幕。貓眼專業版數據顯示，《氣球》上映後，排片比繼續走低，每天大約只佔1%-2%左右。目前，大數據給《氣球》預測的最終票房不足700萬。（點擊連結→：可搶浙江電影消費券購票，最高可抵50元）
有網友反饋，想看《氣球》可附近影院沒有排片，或者排片不是太遠就是太貴。對此，萬瑪才旦發聲：「多麼期望『跪求排片』那樣的事件不要再發生！多麼期望給每個電影以公平的機會！多麼期望我們的電影能在大銀幕上被更多人看到！強烈呼籲增加排片！！！」
不久，他又發了一條微博。「這個時代，《氣球》這樣一部電影的存在，真的是不合時宜的嗎？我不知道。」自問自答間，一個電影人的困惑、揪心、悲哀和無奈溢於言表。
「好電影更需要通過大屏幕讓觀眾看到」
和眼下遭遇市場低排片的待遇不同，在正式公映前，《氣球》已經去了包括威尼斯在內的全球近70個海內外電影節，並拿下11個獎項。此外，在國內進行超前點映時，不少場次都曾出現一票難求的盛況。
《氣球》講了一個什麼故事呢？上世紀90年代，計劃生育規定藏地的農牧民最多不能生超過3個孩子。主人公達傑和卓嘎家裡剛好生了3個兒子，再生就意味著進一步罰款和過重的經濟負擔。
為了避免出現意外，卓嘎決定做結紮手術，並和醫生約好了時間。在此期間，家裡僅剩下的一隻保險套被孩子偷走了當氣球玩，導致卓嘎意外懷孕。
卓嘎想要流產。然而，家中的爺爺剛剛過世，上師預測卓嘎懷的孩子是爺爺的轉世，在輪迴轉世的信仰和壓力重重的現實之間，卓嘎陷入了兩難的抉擇。
不少影評人評價說，這是「萬瑪才旦最好的電影」，比起他之前的作品，《氣球》同樣聚焦藏地故事，但它超出了地域文化的限制，更加通俗易懂，更能引發人們尤其是女性觀眾的共鳴。
故事的靈感來源於一次偶然。2010年秋末初冬，萬瑪才旦到中央民族大學看望朋友，經過中關村一條街時，看見一隻紅色的氣球在馬路中間飄，這個意象一下子觸動了他，令他產生了做一部電影的想法。
在這個意象的牽引之下，萬瑪才旦很快寫出了劇本。不過，因為種種原因，劇本沒能立項通過。幾年後，他又將其改編成小說，發表在《花城》上。後來，電影有了拍攝的可能，萬瑪才旦便將小說再次擴充成劇本。
當天目新聞記者問萬瑪才旦導演，為什麼在困難重重之下，依然堅持將這樣一個故事搬上大熒幕時，他說：「紅氣球的意象是一個很好的動力，結合我對藏族社會和女性的長期觀察，由它聯想到發生在藏地的故事，這個故事令我特別感動。」
對於《氣球》遭遇的低排片待遇，萬瑪才旦表示：「好電影更需要通過大屏幕讓觀眾看到。一方面，我收到了一些影迷關於買票困難的反饋；另一方面，工作團隊在宣發層面做了大量努力。在這樣一個時代，受到這樣不公正的待遇，我覺得很揪心，所以無論如何要發出聲音。」
在小人小事中記錄藏地巨變
《氣球》中，卓嘎面臨的困境，是信仰與現實如何抉擇，也是現代文明和傳統藏文化之間的碰撞過程中，大多數藏民遭遇的精神困境的寫照。這種現代文明和傳統藏文化之間的碰撞，如同一抹底色，始終貫穿著萬瑪才旦的創作。
萬瑪才旦在接受採訪時經常遇到這方面的問題。「並不是說我的每一部電影都一定要講傳統和現代之間的碰撞，這其實和題材有關。我拍攝的都是當下藏族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狀態，自然就會帶進來這樣的一些思考。」
1969年出生的萬瑪才旦，家鄉在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中專畢業後，回老家當了一名小學老師。在此期間，他寫下了第一篇小說《人與狗》。
「當時並沒有想過要發表，更多的是一種本能的表達和創作的衝動，可能也是一種孤獨感的呈現，甚至是對世界的一種體驗，我覺得什麼都有。」談起最初開始創作的動機，萬瑪才旦坦言。
這樣的文學底子，也讓萬瑪才旦成為了為數不多的電影作家，作品基本都是自己寫自己拍，帶著強烈的個人風格。
當了4年小學老師後，萬瑪才旦寫下自願放棄公職的保證書，去了西北民族大學，學藏語言文學。畢業後做了幾年公務員，因為對於文學的愛好一直沒有斷，又回到蘭州的母校讀碩士。後來，在北京實習期間，他得到一個基金會的資助，來到北京電影學院，成為該校歷史上第一個學習導演的藏族學生。
在萬瑪才旦的記憶中，從小學開始接受雙語教學開始，一種撕裂感就始終伴隨著他。離開家鄉去往北京學習電影的這段經歷，讓萬瑪才旦對於自己以及整個民族身處的處境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在他看來，自己之所以能客觀冷靜地去觀察，「可能是因為後來我離開了那樣一個文化母體，有了另外一個視角去反思。」
從2005年開始，萬瑪才旦相繼拍攝了藏地三部曲：《靜靜的嘛呢石》《尋找智美更登》《老狗》，以及後來的《塔洛》《撞死了一隻羊》和《氣球》。
這些電影，始終專注於講述藏地的小人物和日常生活。被家裡新買的電視機裡播放的《西遊記》迷住的小喇嘛、去縣城裡辦身份證的放羊人、為無意間撞死的一隻羊超度的卡車司機……在這些小人小事的背後，交織著外來與本土、傳統與現代，一個在正在遭受巨變的藏地也被記錄下來。
《靜靜的嘛呢石》中，小喇嘛對於電視機所代表的外來文明的好奇更多地帶著一種孩童的視角，影片所展現的現代文明對於傳統藏文化的衝擊還沒有那麼強烈，觀眾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種淡淡的憂傷。
到了《老狗》，原本是藏民生活和情感一部分的藏獒，成為一種交易的商品，為了避免家中養了13年的老狗被賣或者被偷的命運，最後老人親手勒死了它。
《塔洛》裡面的主人公是一個生活在大山裡的放羊人，一次去縣城辦身份證，受到渴望大城市生活的藏族女孩的刻意引誘和欺騙，賣光了他自己和給別人放的羊，人財兩空。在影片的最後，塔洛攥著點燃的炮仗沒有鬆手，選擇了自殘。
在採訪萬瑪才旦時，天目新聞記者問他：「有人對您形容自己的作品『激烈』感到不太理解，可能大多數人感受到的還是一種濃鬱的憂傷，包括有人說您最大的優點就是不憤怒，這些印象的形成，和您的創作理念有關嗎，比如創作者本人在作品中不出現、不表態？」
「跟創作理念沒有關係，我覺得更多的是視角和立場的不同。可能在一些非藏族人看來是一種憂傷，我看到的卻是無奈和絕望。這種無奈和絕望，就是你眼睜睜看著一個很美好的東西，從自己眼前消失，但是卻沒有任何力量去留住它。」萬瑪才旦說，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那樣一種無奈和絕望的情緒，是逐漸呈上升趨勢的。
開啟「藏地新浪潮」
近幾年，青年導演不斷湧現，在當下的電影圈，流傳著「杭州新浪潮」「貴州新浪潮」等說法。不過得到業界承認和注意比較多的，還是由萬瑪才旦引領的「藏地新浪潮」。
2005年，是中國電影誕生100周年。這一年，萬瑪才旦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片《靜靜的嘛呢石》。這也是中國電影百年史上，第一部由藏族導演獨立編導的電影。此外，其美術、演員、音樂製作等主創人員都是藏族人，並在當年獲得金雞獎最佳處女作獎。
在此之前，藏地的影像作品並不少見，但以紀錄片居多，且絕大部分是非藏人所創作的作品。藏地電影（劇情片）很少，即使有，主要創作者也以非藏人為主。
「一方面，這是藏族人在大熒幕上第一次出現自己聲音的表達，另一方面，它其實也受到了專業領域的肯定。所以，當時引發了很大的轟動，在年輕人中間逐漸掀起了一股電影的熱潮。」萬瑪才旦說。
不過，這樣一種熱潮在如今被冠以「新浪潮」的名號，卻是萬瑪才旦沒有想到的。
在萬瑪才旦看來，「藏地新浪潮」是對藏地電影區別於以往的藏族電影總體的概括或稱呼。「一方面可能作品從數量、質量上都不錯，並保持著上升的勢頭；另一方面，可能也和創作者逐漸形成和成熟有關。」
萬瑪才旦導演在杭州路演映後 記者 楊朝波 攝
不過，萬瑪才旦似乎一直在竭力擺脫「藏族導演」這一標籤的桎梏。而這種擺脫，或許更多是出於一個創作者的對於純粹創作的本能追求。
當天目新聞記者問他，「藏地新浪潮」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能否對現在的藏文化形成反哺，或者帶動一些年輕人去關注傳統藏文化遭遇的衝擊時，他認為可能會有，但這並非創作的目的所在，起到的作用也不會太大。「我覺得電影什麼也改變不了，更多的是作為創作者的表達，並不是出於要改變什麼。我不太相信藝術創作，能改變現實層面的什麼東西。」
在攜新電影《氣球》在杭州路演時，萬瑪才旦把「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句話改成了「越是人性的，越是世界的」。他認為，作為一個創作者，比起民族性，呈現人性的那一面更重要。
「在這樣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很多東西都在縮小，地球村就是這樣一個概念。作為一個創作者，不能通過一個外部的東西去強調所謂的世界性，只有人性才是永恆的。」萬瑪才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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