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拉夫洛克（Lovelock）和馬古利斯（Margulis）提出的「蓋亞假說」，生物是我們的行星自我調節的一部分。這個系統在過去35億年間一直保持著宜居的環境。蓋亞對於生物體的運作並沒有預設或者計劃，但是人類及技術的發展卻改變了這一狀況。地球現在進入了一個被稱為「人類世」的新時代，人類開始意識到了他們的行為造成的全球後果。因此，有意識地自我調節，從個人行動到全球的「地球工程計劃」已經開始或者即將成為可能。做出這些有意識的選擇，從而在蓋亞系統之內運作並使之進入一種新狀態，我們稱為蓋亞2.0。通過強調生命形式的中介作用及其設定目標的能力，蓋亞2.0可以成為推進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框架。
乍一看，成功的蓋亞 2.0的潛力似乎並不大。儘管科學家、活動人士和一些公民進行了大規模動員，但多數人對「人類世」漠不關心，甚至還有許多人否認氣候變化是人類造成的。此外，也沒有證據表明，（這種）意識超越了一種姍姍來遲的、可追溯的事後諸葛亮，即認識到錯誤已經發生，並可能得到部分糾正的反省能力。事實上，「蓋亞假說」的最初形式與我們今天所說的「人類世」的開端幾乎是同時的。另外，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生物學和辯證唯物主義的例子表明從自然規律中吸取政治經驗是有問題的。
即便如此，重新審視原始的蓋亞理念和可能的蓋亞2.0之間的聯繫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原始蓋亞具有很多在早期與西方文明發展相關的自然觀念中不易覺察的特徵。在「人類世」概念誕生以前，西方社會認為自己是被動的物質環境的唯一有意識的代理人。今天，他們卻必須應對生物的殘酷報復，這些生物不斷地重塑著他們的環境，部分創造著他們生存的條件。蓋亞因此在人類和非人類之間建立了一種新的連續性，這在以前是不可見的——自由主體之間的關係。這種認識提供了從蓋亞的特性中學習來創造出蓋亞2.0的潛力。我們在這裡主要關注其中的三個特徵：自養性、網絡性和異質性。
自養性自養生物利用自由能，通過其周圍的簡單物質進行著不斷地自我更新；佔據著大部分地球表面的生物圈，是一個接近於完全封閉的物質系統。因此，就像自養生物一樣，在過去的35億年裡，生命的集體繁榮依賴於由太陽能驅動的物質內部循環。這種物質循環的起源至少已經部分地被我們認識了。需要有一個自由能源來支持這個循環系統，通常是太陽，（太陽能）通過光合作用的初級生產者進入系統。循環利用是建立在新陳代謝的副產品上，一個有機體的廢物變成另一個有機體的食物。封閉的循環系統觸發了一個自我延續的反饋過程：這個循環系統的參與者不再受制於什麼進入了這個系統，而是受限於資源循環的效率。例如，珊瑚礁和亞馬孫雨林就是在低營養的條件下依靠（高效）循環能力實現的繁榮。
相比之下，如果我們看一下「人類世」的技術領域，蓋亞的檢查也許會質疑許多人類所謂的發明的質量：從工程學的角度來看，它們的表現太差了。目前，人類從地殼中提取化石能源、磷礦和其他原材料的速度遠遠快於它們自然到達地表的速度；然後將廢物傾倒在陸地、大氣和海洋中。與蓋亞相比，這是一些耦合性很差、不可持續的發明。這並不是說人類應該停止發明創造，而是說工程學應該轉移注意力，在實現由可持續能源驅動的近乎封閉的物質循環系統方面變得和蓋亞一樣聰明。可再生能源發電在成本上正迅速成為化石燃料能源的競爭對手，太陽能的投資潛力遠遠超過目前的化石能源消費。有了它們，世界上就不會再有長期的能源短缺。在原始蓋亞中，這必須建立在廢物可以成為有用資源，從而可以用來生產新產品的基礎上。儘管存在實際的障礙和熱力學約束，在蓋亞2.0中提升材料循環的潛力是巨大的。
網絡性蓋亞是由交換物質、電子和信息的微生物行動者的自適應網絡構建而成的，後者（信息）通過無處不在的水平基因轉移實現。這些微生物網絡構成了循環的迴環，而這又進一步成為了全球生物地理化學（biogeochemical）循環的基礎。就算執行這些網絡的分類單元被替換，網絡中的功能角色還是會保留下來。因此，由充足的生物多樣性提供的功能冗餘，有助於蓋亞充滿活力地自我調節。
微生物網絡也會創造長期存在的產物，並在全球範圍內積累下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氣中的氧氣；這又反過來促進了生物多樣性和新陳代謝的增加。同時，也促成了生物組織和連接向擁有新的有機協調機制的更高層級進化。人類以及我們的適應性社會網絡是這一過程的最新的實例。
在蓋亞2.0時代，信息的橫向傳遞、冗餘功能的多樣性和分布式控制可能對一個成功的循環經濟非常重要。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支持多種多樣的、自我敦促的人類行動者構成的網絡，以讓它們朝著實現能源的可持續性和資源的高效循環的方向轉變。當一種追求短期的地方性收益的社會、經濟範式佔據優勢，而與之抗衡的全球性、聯合性與長期性結構處於弱勢時，這個問題就顯得非常棘手了。
差異化結構考慮到規模和時間跨度的不同，在蓋亞的內部有著完全不同的機制在同時運作。這種差異性在氣候調控中尤為明顯，受到了很多政治關注。一些地球的氣候調節機制是純粹的物理、化學反應，但也有許多涉及生物學。如果以數十萬年為尺度，全球溫度的變化被矽酸鹽風化吸收二氧化碳的生物放大所抵消。如果以幾千年為時間尺度，陸地和海底的碳酸鹽沉積物的溶解增加了海洋中二氧化碳的儲存量。在更短的時間尺度(從幾年到幾個世紀)內，陸地和海洋的碳沉積大約將二氧化碳上升和氣候變化的速度減半。
因此，蓋亞內的每種機制都有自己的抵抗和擴展的能力。自然選擇只能幫助解釋小尺度空間和時間上的環境調節。在更大的時間和空間尺度上，更簡單的動力機制在起作用：找到自穩定配置的系統傾向於持續存在，而持續存在的系統更可能獲得進一步的持續增強。通過這些自然的選擇機制，地球可能獲得並積累了涉及生命的穩定反饋機制。
結論就是，蓋亞對氣候的自調節能力，相對於其對資源的循環的效率來說要相形見絀。最近的冰期-間冰期旋迴表明，氣候系統可能相當不穩定，在人為幹擾面前是脆弱的。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已經增加到了300到500萬年前的水平。這種穩定性的差異層次讓蓋亞2.0重獲穩定氣候的任務變得艱難。與此同時，人類對營養循環的改變又大於碳循環，這給蓋亞2.0重獲穩定過程中涉及的生命營養循環帶來了額外的挑戰。
實施替代形式的氣候控制從而削減二氧化碳的產生還是增強現有反饋機制，仰賴於誰掌控著這個取決於其意志的活動。如果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普京總統、加州立法機構或川普總統把手指放在眾所周知的恆溫器（thermostat）上，結果顯然會有所不同。實際上，所有這些因素和許多其他因素對恆溫器都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它們的綜合效應很難預測。
政治對原始蓋亞和可能的蓋亞2.0的平行分析可以使我們重新評估我們的集體目標，以及實現它的方法。本世紀的中心目標肯定是為這個星球上實現繁榮的未來，包括所有生命，和預計的90億至110億人。沒有一個生物多樣性的、維持生命的地球系統，人類的繁榮是不可能的。聯合國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都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要實現這些目標需要人類社會踐行自覺地自我約束。
然而，維持一個自我調節、支持人類生命的星球，並不是當今人類集體活動的主導模式的首要目標。儘管有大量的監測信息，現代工業社會跟蹤氣候變化的能力甚至比組成蓋亞系統的生命形式（的能力）還要弱，因為當權者往往忽略了這些信息的重要性。無目的性似乎已經從自然領域轉移到了社會領域。
在這一點上，顯然存在一個政治問題：傾向還是背離就學於蓋亞的（矛盾）。由此產生的衝突優先於所有其他的衝突。氣候科學的爭論表明，科學家已經捲入了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鬥爭中，而他們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但是，受蓋亞啟發的人不一定具有更深刻的遠見。在政治問題上，明智的做法是遵循約翰·杜威的建議，即我們不能期望預先知道最好的解決方案，而只能期望改進感知器(包括儀器和人)的質量，這些感知器能發現我們的問題，並能迅速糾正我們的方向。如果在政治中，是盲人領導盲人，那麼希望就寄托在找到最好的方法來激活那條白色拐杖，從而在黑暗中摸索。
在這方面，科學機構將在增加感應器、提高其質量、加速傳播結論、改進模型和對現象提出替代解釋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然而，這樣的基礎設施建設不能僅限於科學家：他們必須與公民、活動人士和政治家合作，才能迅速認識到哪裡出了問題。
建造一些感應器，從而可以追蹤環境變化和社會反應之間的時差，這是我們在蓋亞的自我調節機制上增加一些我們的自覺意識的唯一可行途徑。這個問題框架給了我們一個明確的倫理方向：任何企圖篡改感應機制或減緩對錯誤的反應的嘗試，都將危及向蓋亞學習如何閉合循環系統的機會；而這是際近蓋亞2.0，從而比當下更好地維持人類生存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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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1/6407/1066，譯者簡介：生態文化學者、評論者。畢業於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現為美國佛蒙特大學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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