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11 21:00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媒體
文/趙國培
人一生的重要選擇往往被很多偶然事件所左右。而在偶然事件中匆匆出現的那些人，似乎冥冥之中就是要出現在那裡，影響著其他人一生的命運。回想起來，這種擦肩而過的緣分，似乎分外的玄妙，又分外地讓人感念……
這兩年，我特想一個人，想當面向他道聲：「謝謝！」
他的名字叫孫啟。
我知道，他應該從他最後一個工作崗位——紫光電影院黨支部書記任上退休了。我還想，他肯定住在朝陽區。但我怎麼也鬧不明白：基本上每天都生活、勞作在朝陽區的我，這麼多年來，怎麼就未能在隨便什麼場合，見到他一面呢？
1975年夏天，《北京日報》《北京文藝》選中了我兩首短「詩」，並通知了推薦人——當時在北京市朝陽區文化館負責文學輔導工作的著名報告文學作家陳祖芬老師。這對於初中畢業後還鄉勞動七年、嘗試業餘文學創作三年的我，當然是天大的喜訊。但依當時的規定，需「作者所在單位黨組織」批准蓋章。為此，陳老師不知打了多少電話；文學組組長胡然老師更是頭頂烈日，騎車往返幾十裡，到當時的中阿公社及大隊，反覆做工作，磨破了嘴皮；負責政工的公社副主任孔樊治也打保票：此人沒問題，完全可以發表作品！但我所在的大隊掌印人，就是不蓋這個章。理由呢，挺簡單，也特「革命」：貧下中農還沒發表呢，他一個地主的孫子……哼！
可笑吧？可笑。荒唐嗎？荒唐。但這確確實實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朝陽區，發生在我這樣一個普普通通的業餘作者身上！
轉過年的三月，《北京文藝》編輯李志老師，又帶著一份作者登記表，找到朝陽區文化館。當時陳祖芬老師正辦詩歌創作學習班(我因大隊不批准未能與會)。在場的詩友們憤怒了：一個共青團員竟不能發表文學作品！豈有此理！陳老師也很著急，因為刊登拙作的雜誌第4期就要開印了。她找到文化館黨支部書記孫啟同志。孫書記二話沒說，當即提筆寫下「同意」二字，又蓋上了文化館黨支部的大印。在場的人皆大歡喜。而此時的我，竟然毫不知情，白天在「大寨田」裡揮汗勞作，夜裡或為大隊宣傳隊編寫文藝節目，或寫些分行押韻自以為「詩」的文字，樂此不疲呢!
一晃兒，多少個年頭過去了。我已從二十開外的毛頭小夥兒，邁入了老年人行列，參加工作六年的女兒，都趕上我當年的歲數了。身邊日新月異，變化天翻地覆，簡直難以用文字或語言表達。我的處境，自然也同整個社會大氣候一樣，大有改觀。但有一宗，始終未變——仍如醉如痴地迷戀著文學，忙裡偷閒地讀、寫。我沒有天分，又整日為生計奔波勞碌，苦於用來寫作的時間少得可憐。但由于堅持不懈，仍小有成果：每年都能在報刊上露面，發表被稱作「短詩」「小小說」「散文」之類的心血之作。還僥倖出了幾本書。並在20世紀90年代初，被北京作家協會吸收入會，是迄今為止，為數不多的幾個農民會員之一。
現在，儘管自己受聘供職於一家中央級報社總編室工作已經多年，但仍是一名臨時工；儘管在一些場合被一些人稱為「作家」「詩人」，但無一例外地在前面被冠以「農民」二字。所有這些，都不會讓我臉紅。唯一讓我慚愧不安的是，我沒有寫出一篇像樣的東西，以便當面向孫啟同志匯報。
明知自己不行偏偏寫心不死，固然是深愛於此，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我永遠也忘不了在那樣的年代，那樣的時刻，孫啟同志挺身而出，拉了我一把，使我沒有理由頹廢、退縮，始終如一地堅守信念，筆耕不輟。滴水之恩，理當湧泉相報，何況如此的大恩大德！我無以為報，只能永遠不丟下手中的筆！哪怕終日辛勞苦不堪言，哪怕冷嘲熱諷棒擊捧殺，哪怕誘惑紛紛如潮相襲……我都終生不渝，至死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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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小聲丨永遠感念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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