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是楊德昌的創作生涯經典中的經典，電影借一樁1961年的真實少年殺人案（茅武殺人案）為底本，以中學生小四（張震）的故事開展，牽出整個60年代的臺灣社會圖景，慢慢導引至結尾具有毀滅性的一刀。終於在大銀幕看了，那一刀刺死小明後，我覺得頭皮發麻。
那一刀怎樣刺死小明？
在「殺人」這敘事母題下，楊德昌要處理的是時代殺人。他選擇檢視複雜的共犯結構（而不是直接描寫心理），架構出當時蒼白壓抑的大環境，從而批判時代殺人。
戒嚴、恐怖、在閉鎖的氛圍下，社會遍布腐化。學校成了暴力的縮影，是小公園與217兩個幫派的角力場地，上課像被逼供；司法系統是統治階級的爪牙；即使醫療系統亦是顯得冷漠。（片中有幾場二人談話刻意聽不到內容，以突顯重要的不是情節，而是整個大環境）整個60年代青年進退失據，呈現出一種集體焦慮。個體則被「溶蝕」在各種權力網絡中，他們茫然如扯線木偶，根本無法超越大環境的宿命，唯有靠組織幫派壯大自己。
縱觀楊德昌的電影，成長是他一直關心的主題。由大環境到家庭，成長中的小四如處在十字路口，被「變與不變」的張力拉扯，當中的曖昧複雜，令那一刀不能被簡化成「因為…所以…」的邏輯。小四是「反成長」的。當他第一次被記過，父親怒斥老師不公，並告訴兒子「要找出一個做人做事的道理相信」、「你的未來可以由自己的努力決定」；父親甚至被妻揶揄：「人家去學校是大事化小，你去學校是被記過」。
但經歷壓迫後，他的教育方式「變」了。第二次記過，他沒有再替兒子伸張正義。上一輩的信念動搖，小四的信念剛萌芽一下子被推翻，加上一次又一次目睹幫派殺人；偽造車禍害死Honey；被退學；小馬奪愛等等，這都向他展示了「世界是不公平的」。小四處於反抗和尋找的痛苦狀態，但在「變與不變」中仍有掙扎。其中一幕，他本想用磚頭向雜貨店老闆報仇，但見他喝醉掉進坑裡，心有不忍又把他救起，可見其單純正義始終「不變」。
反成長，意味下降／墮落。小四在焦慮中找不到出口，看不到希望，於是把其對學校的不滿，對父親變得妥協作出痛擊──拿起球棒擊碎燈泡[5]（同時擊碎光明） 。當尋找變成徒勞幻象，小四更感迷茫，他蜷縮在黑盒般的狹小衣櫥，一如自身無路可出的處境。最後他把希望寄予小明，說：「你所有的事我都知道，可是我不在乎，因為我知道，只有我能幫你」。話的重點在於一切「不變」（因為父親、Honey、小馬變了，他希望一切不變）。可是一直被認定是純潔的小明卻說：「我就跟這個世界一樣，這個世界是不會變的！你以為你是誰啊！」二人也希望「不變」，但小明指的是世界的殘酷本質不變。說話擊穿了小四的心理底線，世界崩塌了，壓在他手上的刀。除了刀，他根本沒有任何東西抵抗。於是，小四循著青春的迷惘，被時代推向刀柄，刺向小明。但他揮的不是刀，是理想，刺死的不是小明，而是崩塌的現實。
多刀捅進身體後，他還說「站起來啊，你不會死的，相信我」。值得注意的是，畫面後景是人來人往的詭譎空間，甚至比殺人的前景更明亮。人們繼續看書或走動，殘暴被日常收編，誰都沒有踏前一步，瀰漫詭異的荒涼。或許這就是牯嶺街（世界）的生存法則，亦即是「時代殺人」。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