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科研影響力日益成為學術界的熱門話題,並開始向公共政策制定領域「滲透」。然而,許多學術人員、政策制定者及廣大公眾對科研影響力的理解尚不清晰。近日,本報記者圍繞科研影響力的定義、如何確定科研影響力等問題,採訪了英國林肯大學負責科研影響力發展業務的主任朱莉·貝利(Julie Bayley)。
區分學術與非學術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報》:科研影響力的基本定義是什麼?
貝利:簡單地說,科研影響力可定義為科研成果在學術界之外產生的、可被證明的益處,即由科學研究引起或受到科學研究促進而在社會、經濟、環境中發生的、人們能夠看到的變化。這並不意味科學研究是唯一影響或催生的原因,而是指科學研究起到了清晰的、明顯有別於其他因素的促進作用。科研影響力的類型及產生方式多種多樣,科研影響力的規模可大可小。「非學術人員感受到的作用」是科研影響力最關鍵的特徵。需要說明的是,此處所講的「科研影響力」不同於傳統的學術影響力評價指標。前者反映的是真實世界中的變化,後者反映的是一項研究在學術界的聲譽、地位、對其他學者的影響。強調科研影響力不會也不應該破壞學術嚴謹性和卓越性的原則。而且,追求提升科研影響力還會受到學術界內部相關變革力量的支持,如開放存取運動、對「負責任的指標」的呼籲、對高校排名的批判性討論等。
《中國社會科學報》:學術人員通常採用什麼方法展示和證明科研影響力?這些方法是否存在局限性?
貝利:既然科研影響力指的是科研成果對真實世界的影響,任何收集非學術人員見解的方法都可用於展示和證明科研影響力,在實踐中一般採用定性反饋和定量數據相結合的方式。例如,收集個人、群體、企業或其他利益相關方出具的、關於一項研究如何給他們帶來幫助的證明書;開展調查和訪談;從企業或服務提供商處獲取有關利潤、服務質量或其他變化的數據資料。證明科研影響力沒有黃金標準,關鍵是所採用的定性或定量數據都要真實、準確,且這些數據顯示的是實際而非假設的變化。任何評估科研影響力的方法都有局限性,就像任何對研究本身進行評估的方法都有利有弊。定量方法對展示科研影響力的規模極為有效,但很容易忽視科研成果到底是具有正面價值還是負面價值;定性方法能夠更全面地描述科研成果產生的益處,但在反映科研成果給經濟和商業帶來的數字層面的變化時,說服力可能不足。許多「負責任的指標」倡導者相信「能夠測量不意味著重要,重要也不意味著能夠被測量」。證明科研影響力的最佳方式是考察可能發生或已經發生了哪些變化,並選擇最恰當的綜合測量標準。
培育科研影響力素養
《中國社會科學報》:今天的學術人員是否有必要接受「科研影響力培訓」,以了解科研影響力為何重要、怎樣使科研影響力最大化?
貝利:這一點很有必要。需要接受培訓不是因為學術人員對科研影響力一無所知,而是因為他們缺乏足夠的機會來形成「科研影響力素養」。科研影響力不是研究的自然產物,需要付出努力建立連接、進行溝通,才會產生。學術人員在各自的領域內是專家,但僅因為這一點就期待他們的研究會引發社會變革不切實際,也不合理。如果學術人員不了解科研影響力是什麼、為什麼重要、如何實現,也不在研究的最初階段就將科研影響力融於研究之中,那麼對他們而言,提高科研影響力將是一項困難的、費力的「額外」任務。因此,我們需要幫助他們形成「科研影響力素養」。
在強調科研影響力的重要性時,必須注意一個區別。科學研究是否應幫助改善社會、解決社會問題?絕對應該。是否應期待所有的科學研究都產生「有形的」影響?不應該。科學研究與影響力之間的關係有時是簡單明了的,有時是複雜的,期待基礎性或探索性的研究產生直接的社會效益是不現實的。任何學科的理論研究都不太可能直接轉化為社會效益,其高度概念化的性質決定了相關成果很難直接得到應用。要求這類研究展現直接影響並不公平。當然,這不意味著從事基礎性、探索性研究的學者無須關注影響力,他們也有責任使自己的研究被那些能夠將它們與真實世界聯繫起來的人知曉,例如同領域內從事應用研究的學者。多年來,一邊開展科研影響力研究、一邊從事自己專業內研究工作的經歷,令我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使科研影響力成為一個專門領域的有效途徑,是幫助學術人員在科研影響力框架下對自己的研究進行定位——我的研究能提供什麼、創造什麼?如何在進一步的研究、應用及非學術合作中提升影響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前的數字時代是否有利於學術人員創造和展示科研影響力?
貝利:數字時代無疑對科研影響力有利。數位技術縮短了研究者與潛在使用者之間的距離,帶來了三方面的重要優勢:溝通、掌握證據、培養技能和構建人際網絡。第一,社交媒體提供了交流和宣傳科研成果的創造性新方式。科研人員可以與同行展開更快、更直接的討論,形成實踐網絡,觸及到更廣大人群,並打破學術界和社會其他領域之間的壁壘。這將使學者對社會變革的建議更為人所知。不過,必須記住,通過社交媒體獲得的關注不等同於科研影響力。第二,數位技術使調查、政策分析等證據收集方法更加便捷,有助於證明科研影響力。第三,學術人員可以藉助數位技術工具,參加旨在提高科研影響力素養、掌握相關技能的活動,並與全球範圍內有影響力的社群建立聯繫,包括學術人員、研究經理、非學術界專家、科研資助機構、政府工作人員等將「做出改變」作為使命的人。
科研影響力有效改善科研活動
《中國社會科學報》:科研影響力議程能夠推動科研進步和知識普及嗎?
貝利:可以,但這不是簡單地將科研影響力要求加在傳統的學術期待之上就能實現的。在文獻計量學驅動的科研文化下,讓學術人員熱情地接受科研影響力這一概念可能極為困難。對科研影響力的追求應體現在建立這樣一個科研生態系統:認可創造科研影響力的努力,使合作和共同製作成為可能,焦點從以傳統標準衡量學術成就轉向以更包容、更有意義的標準衡量學術之外的益處。在理想情況下,科研影響力深嵌於研究過程之中,是參與研究的所有人的共同目標,而不是另一種壓力或競爭。只有當學術人員與非學術人員共同行動,關註解決社會問題的好處而非困難時,知識才有可能普惠大眾。若想培育積極的科研影響力文化,科研機構必須思考如何承認並推進科研影響力議程,而不是僅將那些擁有「最大」科研影響力的研究者置於聚光燈下。
《中國社會科學報》:與學術界之外的個人或機構合作以增強科研影響力是否存在風險?
貝利:學術界內外合作對科研影響力的形成至關重要,這能幫助學術人員判斷什麼樣的科研影響力是可能產生的、使其產生的最佳方式有哪些。在許多學者看來,特別是剛剛在那些接觸科研影響力概念或是研究內容不側重應用性的學者看來,與非學術人員合作存在使科研活動偏離「純粹的科學」的風險。但是,如果操作得當,將學術嚴謹性與利益相關方的見解結合起來,通往科研影響力的道路將更有效改善而非「稀釋」科研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