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好書|加繆：與人數最多的那些人在一起
文/雨雲
最近讀完了木心講述、陳丹青筆錄的《文學回憶錄》，世界的眼光與角度，講得實在好，推薦給大家。這一套《文學回憶錄》都是乾貨，可以帶出很多好書，這輩子肯定是讀不完的。比如講到加繆，就可以去關注加繆的書。這種延伸閱讀，是呈放射狀散開來。讀得越多，越發現要讀想讀的書籍，無窮無盡。
我打開《文學回憶錄》，開始是挑感興趣的章節讀，後來覺得收穫大，又重頭讀。《文學回憶錄》涵蓋的內容太多，要收藏來慢慢消化。
我跳躍著讀《文學回憶錄》，是因為加繆。讀《文學回憶錄》之前，我閱讀過加繆的《鼠疫》。許多情節，都可以在我們的疫情生活中找到。人類生活國度不同，疫情之下，卻是關聯著的。比如死亡籠罩之下，親情的割裂，他人痛苦的淡漠。由加繆的《鼠疫》，又接著閱讀加繆的《局外人》《西西弗神話》《反抗者》。
打開木心講述的《文學回憶錄》，我就很想知道，木心是怎麼談這個存在主義的。閱讀的時候，就先關注書裡談到的各種文學流派。除存在主義，還有象徵主義、未來主義、意識流、超現實主義……
說實話，讀的時候好像懂了那麼一點，現在合上書，感覺還是不太懂。平時閱讀，不想為難自己，主義放一邊，一般跟著感覺走。覺得一個人的作品好，喜歡，就多讀一點。以後還應該如此。囫圇吞棗也好，否則，就累了。
《文學回憶錄》有好幾講單獨談到薩特，當然也單獨談到加繆。存在主義繞不過薩特，但加繆的加盟，使法國存在主義壯大，也是事實。薩特和加繆都曾是法國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兩人的影響一度並駕齊驅。比如薩特《噁心》和加繆《局外人》的先後發表。
但加繆自己是否認他的存在主義。他在1945年11月15日發表的《文學新聞》裡說：「不，我不是存在主義者……薩特是存在主義者，而我發表的唯一理論著作《西西弗神話》，恰恰是反對那些存在主義哲學家的……」
我很奇怪木心在《文學回憶錄》竟然沒有提到加繆和薩特著名的「決裂」。可能是伸展不開，否則不知要出多少套《文學回憶錄》了。
1951年10月18日，加繆的《反抗者》出版。這本書從哲學、倫理學和文學諸方面，探討了引起論戰的各種敏感問題，提出一套反抗的理論，這便是加繆的新人道主義的核心。這本書引起薩特和加繆激烈論戰，最終導致二人徹底決裂。這一場論戰是法國知識界的重大事件，持續一年多。加繆強調暴力雖難避免，但必須反對使暴力合法化的任何行為，他反對一切戰爭、一切殘害生命的暴力形式。
加繆的作品揭示世界的荒誕，但並不絕望頹廢。他主張要在荒誕中奮起反抗，在絕望中堅持真理和正義。《西西弗斯神話》《局外人》《卡利古拉》稱作加繆的「荒誕」三部，《鼠疫》《反抗者》《卡利阿也夫》則歸為加繆「反抗」一類。
加繆曾在1935年秋加入共產黨，1937年11月被開除出黨。黨組織認為加繆入黨動機不純，持不同政見，同穆斯林作家和伊斯蘭宗教領袖來往密切。加繆則指責黨對穆斯林反殖民主義實行反對政策，指責黨的幹部不理解深受殖民主義壓迫的阿爾及利亞人民。1954年11月，加繆應義大利文化協會邀請，去義大利訪問，到都靈、米蘭、羅馬、熱那亞幾座城市作報告和講演。講演的題目為《藝術家及其所處的時代》，表明自由的藝術家並不是一個追求舒適或內心混亂的人，而是一個有自律精神、承擔社會責任的人。
讀《文學回憶錄》，發現木心雖然是挑重點講述文學史，還是有自己的偏好，讀著比較有意思。比如他和我一樣，比較喜歡加繆，不喜歡薩特，雖然薩特被認為是存在主義集大成者。
1913年11月7日，加繆出生在時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海外省的阿爾及利亞。不到一歲，「一戰」爆發，父親應徵入伍，不久死在馬恩河戰場上。父親的離去，讓加繆一家人的生活更加困頓。不得已，母親帶著年幼的加繆來到阿爾及爾郊區的貧民窟貝爾庫爾，和有些嚴厲的外婆生活在無水、無電、無衛生間，且只有3個小房間的公寓裡。
生活雖然貧窮，但加繆的母親還是努力為孩子們營造快樂的生活。成年後的加繆回憶起童年的生活，除了貧窮，也有陽光、沙灘、童年遊戲，還有家庭出遊日、爬山野餐和甜點等。他說：「貧窮對我來說從來就不是一種不幸：光明在其中撒播著它的財富，甚至我的反抗也被照亮了。」「我發現，一個窮孩子可以通過藝術表達自己和解放自己。」
1960年1月4日，加繆因一場車禍意外去世，留下一部還未完成的遺稿《第一個人》。此書在1994年，由其女兒整理出版，再次轟動文壇。
加繆47年的短暫人生，經歷了一個由戰爭、屠戮、流亡、集中營與原子彈組成的黑色時代。其中捲入最深，並對他個人傷害最深的，無疑是阿爾及利亞戰爭。他的和平理念被交戰雙方厭棄，承受著無數同代人的致命圍攻，不得不陷入沉默，在故鄉流亡。
1957年12月13日，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於斯德哥爾摩大學座談期間，一名強行闖入的阿爾及利亞學生，厲聲責問加繆為何對阿爾及利亞獨立事業默不作聲。加繆只迂迴地回應了一句話：「我相信正義，但在正義之前我將首先保衛我的母親。」
閱讀加繆，正是這一句富有人性的「首先保衛我的母親」感動了我，讓我傾向他的「荒誕哲學」。在加繆的詞彙裡，「母親」並不指向「祖國」，尤其不指向「法國」。加繆所要保衛的，是真實生活在阿爾及利亞被恐怖襲擊所威脅的母親，也是由母親所代表的人與人之間親近友愛的情感，以及以母親為象徵的一切在暴力面前無辜柔弱的生命，這是個體的正義。
加繆死後，葬在法國的盧爾馬蘭，一個小小的公墓裡，一叢荒草下。一方粗糲、沒有打磨過的石頭，上面刻著「阿爾貝·加繆1913-1960」的字樣。沒有紀念碑，沒有墓志銘。旁邊是他妻子的墓，周圍是當地一些普通居民的墓地。
2009年，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齊打算將加繆的遺體移至先賢祠（供奉法蘭西民族最孚眾望的賢人的地方），遭到加繆的兒子讓·加繆的反對，指責薩科齊「利用和消費」加繆。同年，加繆的女兒卡特琳娜·加繆編纂的《孤獨與團結：阿爾貝·加繆影像集》出版，鮮活呈現加繆的一生。在這兩種致敬加繆的方式之間，加繆的兒子替他的父親選擇了後者。他說：「父親一生反對虛名，是不會同意住進先賢祠供人膜拜的。」
加繆始終「與人數最多的那些人在一起」，他的兒女更是理解和懂得加繆，並捍衛他的人生觀。加繆天上有知，該是多麼欣慰啊。
藝術評論家桑塔格曾在《加繆的日記》一文中說：「卡夫卡喚起的是憐憫和恐懼，喬伊斯喚起的是欽佩，普魯斯特和紀德喚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繆，我想不起還有其他現代作家能喚起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