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小笨
九連真人的首張專輯《阿民》正式發行了。「阿民」是去年樂夏上一炮而紅的《莫欺少年窮》故事的主角，這是樂隊創作出的一個虛構人物，也是樂隊成員人生經歷的真實投射。樂夏給了他們音樂事業發展極大的助推，卻也把他們釘在了「客家文化」、「鄉村教師」、「逃離大城市堅守故鄉」這些單薄的敘事標籤上。樂隊的經紀人宋佳（宋昕薪）告訴我們，「都在關注他們背後的故事，都忽略了他們是怎麼出來的。你見過一次8.5個小時持續的排練嗎？」
在疫情為城市帶來巨大變化的反襯下，九連真人今年在連平的平靜生活和以前相比，反而沒有太大變化。這一年九連真人對樂隊各種選擇有了更深刻的感知，和更堅定的信念。沒有人能不做選擇、得到全部，「係人出來做事都會有贏有卑」，這就是九連真人的故事。
一年沒見，阿龍胖了一些，還留起了寸頭。
我們開玩笑說他像櫻木花道，他撓了撓頭，「從頭做人嘛」。很快，阿麥、萬裡和吹米也都走了進來。四個人前一天在錄音棚盯混音弄到凌晨5點，臉上都顯露出了肉眼可見的疲態，這讓採訪的一開始氣氛有些沉悶。
和去年接受北方公園採訪時的狀態相比，這種變化很容易感知。彼時，《樂隊的夏天》第一季剛剛開播，九連真人以橫空出世的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採訪和通告甚至還沒有接踵而至。你能感受到當時的他們帶有一種對外部世界濃厚的新鮮感，以及探索欲，針對你拋出的每一個問題，他們都能說上很多。
那個讓他們成名的夏天，似乎已經是很久遠的故事了。《樂隊的夏天》第二季開播的時候，九連真人正每天泡在錄音棚裡籌備專輯，但每周六，他們還是會抽時間看看節目。有時候阿龍恍惚覺得他們也回到了「大廠」的攝影棚，「那種剪輯的方式，就感覺自己也是在那裡陪著工作人員做採訪一樣。」
但是很快，現實就會提醒他們自己已經不在節目之中。伴隨著綜藝節目每一年的更新，勢必會有新的一批樂隊佔據舞臺的中心，九連真人也得找到新的敘事了，他們選擇的方式是打磨他們的首張專輯《阿民》。
在這樣一個萬物皆有標籤和人設的年代，任何樂隊都逃不過這種宿命，從剛剛登上舞臺開始，客家話、生猛甚至小號這些標籤都和九連真人緊緊地綁定在了一起。
但阿龍覺得這些標籤都不重要，他們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內核，「哪怕以後阿麥不吹小號，他只是彈個鍵盤，或者老老實實地站在那裡唱歌」，這個內核都可以成立。
尋找一個新的內核這件事，貫穿了他們整個專輯製作期，直到後來他們鎖定了一個詞：說教感。
說教感並非板起臉來講道理，它更像是一種帶有嚴肅感的儀式。也許是多年當老師所塑造的職業習慣，阿龍和阿麥會在臺上不由自主地用手指指點點，這個動作看上去並不禮貌，但那是一種近似於「主場指揮」的感覺，他們想把這種說教的感覺做下去。
阿龍舉了個例子，「很多樂隊，他都有一個很小的物品，一個周邊的產品，就會讓別人聯想到整個樂隊」，如果非要說標籤，說教感也許就是他們想給自己貼上的一個標籤，不需要一個具象的東西，但一想到九連真人的音樂，說教感這個詞就會蹦到腦子裡。
找到一個新的關鍵詞，意味著他們希望和過去被認知為樂隊內核的一些舊關鍵詞鬆綁，比如「客家文化」。一年多過去了，上了越多的地方電視、官媒報導，樂隊就越覺得自己受不起「客家文化代表」、「用好九連真人品牌講好連平故事」這樣的稱號和期待。
雖然還是用客家話演唱，但九連真人覺得他們創作的很多內容已經和他們生存的客家語境沒什麼關係，事實上他們從未刻意把自己往客家音樂上去靠，理由是「我們沒有怎麼涉獵過，也不懂」。
在客家話之外，一些新的形式開始出現在他們的音樂裡，比如喊麥。我特意追問了阿龍，他肯定地說就是我們通常理解的那種喊麥，只是加上了獨屬於九連真人的教化感。
這是疫情對他們創作的直接影響。原本新專輯裡的大部分音樂都已經創作完成了，但經歷了幾個月的閉關沉澱，過去的那些創作方式「有點膩了」，他們開始尋找新的形式來刺激自己，簡單來說他們想要「玩一下」。
也不都是當下流行的形式，疫情期間九連真人也開始回頭看。阿龍笑著講起那時候大家一起唱老歌的經歷，他們在排練室裡搭了一個 KTV，唱《監獄風雲》、《友誼之光》，也唱譚詠麟，唱著唱著他們慢慢意識到自己要做什麼了。
阿龍覺得九連真人的慢歌和那些老歌的質感非常相近，「以前內地的那種老歌，類似於《濤聲依舊》、《彎彎的月亮》，或者是香港的羅文。」阿龍說出了一串對於年輕一代歌迷來說也許格外陌生的名字，他還特意強調自己的聲音非常像羅文，「就小羅文嘛」。
他們並不擔心受眾的接受程度，阿麥的學生都是00後，他發現有些學生真的會去聽香港的老歌，有一個學生告訴他，自己會一邊寫作業一邊聽黑金屬，「反而能靜下心來」，但她也會給阿麥分享張國榮的歌。
「不過00後的大多數還是會走向主流流行那一塊，上音樂課都是放抖音那些非主流的歌曲學生會更有共鳴。」阿麥剛說完，阿龍馬上糾正他，「那種不是非主流，它就是主流，超級主流。」和《樂隊的夏天》的舞臺上一樣，阿龍的性格相對更沉穩，會嘗試讓表達更加嚴謹。
和老歌更相近的質感是他們故意做出來的，比如把人聲處理得更乾淨，比如加更少的人聲 back-up，做這些像老歌一樣的慢歌，並不是九連真人為了追求什麼當下流行的復古風潮，而是阿龍的一個「私心」，他希望無論是在音樂節還是 Livehouse 現場，這樣的歌可以成為大金曲，能讓所有人一起唱。
「我希望有一首這樣的歌，就是我可以不彈吉他，光是類似於 KTV 伴奏一樣，阿麥有一個鋼琴伴奏，我在那裡唱，大家能夠跟著一起哼也好，聽也行，就那種感覺的。」
「對，我們唱這個也更適合上春晚。」說完這句話，阿龍忍不住笑了起來。
九連真人給自己的首張專輯巡演起名為「六百萬精英」，這是專輯裡的一首歌，講的還是「阿民」的故事，「阿民」大學剛畢業要步入社會了，和同屆的全國數百萬大學生一起。事實上，整張新專輯都是以「阿民」為主人公，從上初中開始到阿龍和阿麥現在的人生階段。
這是阿龍和阿麥共同的經歷。那是2014年，600萬這個數字是阿龍隱約從報紙上看到的印象，以他從新聞上聽來的今年共有874萬高校應屆畢業生為起點，倒推回去估算，那年大概是600萬。鼓手吹米現場掏出手機查了一下，發現那一年高校實際應屆畢業生的規模是727萬。
吹米打趣地說，「還行，差的不多」，阿龍笑著說，「那差距還挺大的，不過600萬確實比較押韻，而且廣東人嘛，6又比較順。」
在九連真人的音樂裡，「阿民」並不一定是一個有著高學歷的年輕人，但他也渴望成為那「六百萬精英」裡的一員。《六百萬精英》是九連真人唯一一首帶有情歌色彩的歌，故事裡「阿民」大學畢業了，他想要走出去，並且是和自己喜歡的人一起走出去。
阿龍和阿麥都曾經像「阿民」一樣選擇出去闖，但大城市的經歷帶給他們的只有挫敗感。尤其是阿龍，他清楚地記得自己剛到深圳時的感受，「我覺得我能夠養活我自己，甚至說能做得非常好，我是有自信的，結果發現現實跟自己所期望看到的結果相差甚遠，這對成年男生來說會巨難受。」
阿龍創造了「阿民」，並且把這個故事帶到了最大的舞臺上。他們回到了家鄉，但是用九連真人的方式又重新「闖了出來」，用阿麥的話說，「我們現在在家裡人的眼中，就是600萬精英中的一員了」，但阿龍又馬上補充，「可能就是這個感覺，但是具體是不是，我們還需要一段時間去努力一下。」
去年《樂隊的夏天》結束後，九連真人開始了一段極為忙碌的生活。幾乎每個周末，他們都要花三個小時趕到廣州，再飛上千公裡去到一個個城市參加音樂節，又要在周一準時回到學校給學生們上課。
直到現在他們還是要靠請假才能出來工作，採訪的這一次他們請了一個長假，但說是「長假」，也不過是從上周四到這周三而已，「超過兩天我們就得去跟正校長說，超過三天就要跟教育局寫申請，而且請假還會麻煩很多其他老師，很不好意思。」
剛開始到處跑的時候，他們很興奮，新鮮感來的時候巴不得天天有演出。但很快，遙遠的路途和漫長的準備時間會讓他們「有點難受」。
伴隨著綜藝節目熱播而來的高熱度，總會有一個自然的滑落過程。但還沒等到他們完全適應藝人的身份，去體驗從人氣高峰慢慢下降的心理過程，疫情就突然來了。
他們記得疫情剛爆發的時候，所有樂隊乃至音樂人都比較沉寂，「我感覺所有人的熱度都沒有跟上，都很難維持。」阿龍也看過各種各樣的線上直播，但沒聽多久他就關了，「我覺得那種感覺就像隔著屏幕撓痒痒，你說你拿個手機外放的這種聲音，去看人家那麼精心準備的一場演出，我很難提起那股勁。」
疫情暫時中斷了他們奔波忙碌的生活，卻讓他們有了一種回到過去的體驗。還沒上大學的時候，阿龍和阿麥就經常跑去萬裡的琴店裡練琴，那時候還有一群同樣喜歡音樂的小夥伴。
三四月份，他們就像剛剛成立樂隊的時候，一起聚在萬裡那間沒有招牌也沒有門牌號的倉庫，排排練喝喝茶，很多小夥伴都從外地回到了連平，工作沒有了，也不知道能做些什麼，每天都有人來倉庫找他們，有人帶著酒過來，他們就開始喝酒。
他們覺得這對樂隊來說也是一個特殊的回憶，他們已經很久沒有那麼長的休息時間了，疫情之前他們的「神經都是緊繃的」，但那時候「就比較悠閒一些」。
疫情期間有不少音樂人圍繞著疫情展開了創作，但負責出動機的阿龍沒有什麼想法，「疫情太大了，全球都這樣，可能不會現在就寫出來了，我聽了很多歌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觸。」
頭腦徹底放空的時候，聚焦眼前的念頭少了，反而會想出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那段時間，他們想清楚了九連真人未來要怎麼在音樂上創作，該怎麼走好每一步。討論著討論著，很多現在的作品就寫出來了。
「那陣子才感覺到自己可能有點知道自己想要些什麼東西了，希望能夠再提煉一下，看看有沒有寫出一首很滿意的作品。」
11月26號，九連真人公布了新專輯的第二首單曲《上崗去》。
《上崗去》的歌詞和 MV 都有很多值得玩味的東西，上崗去這個詞有回到工作崗位的意思，歌詞不斷重複著幾句話，意味著「阿民」作為一個打工人，也不斷重複著枯燥乏味的生活。
尤其是從那句「回收舊彩電、冰箱、洗衣機、電腦」變成了「回收舊彩電、冰箱、洗衣機、大腦」，再配合上不斷倒放的畫面和洗腦的「倒車請注意」，我們很容易能從中解讀出更具批判性的意指。
有不少樂評人說這首歌應該被收錄到打工人的歌單。打工人可能是過去這幾個月最流行的詞彙之一，它是這一代年輕人對自身無休止忙碌的生活狀態、階層躍遷無力，甚至可能連生活都朝不保夕的一種嘲諷和自況，但背後也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結構性的無助。
和《莫欺少年窮》中父母與「阿民」的價值觀衝撞一樣，九連真人又一次敏銳地捕捉到了時代情緒，雖然在採訪裡阿龍對我們時常掛在嘴邊的內卷一無所知，但這毫不妨礙他們寫出了一首描摹出時代群像的歌曲。
哪怕在現實中，打工人的生活已經和他們相去甚遠。他們早早從大城市回到了家鄉，過上了一種更少壓力，更為舒適，甚至更加接近田園牧歌想像的生活。
在 Figure 為九連真人拍攝的紀錄片一開頭，他們說，「世界上有好多地方，肯定有比這更好看的，環境更好的，但沒辦法，咱們生活在這裡，我們認為心中最美的地方，最喜歡的地方，可能還是自己家裡面。」
阿龍記得一開始到深圳的時候，他心裡想著自己不可能回到連平，但形容自己現在的狀態，他用了一個網絡流行詞，「真香」，在連平他們的慢節奏生活方式更加純粹，「這種感覺就是適合你」。
阿龍甚至不避諱別人用窮人思維來形容他，「我就領著一份工資，我就在這個小地方，也不需要給我過多的東西，我也不需要太多的去幹什麼，我有了這份工資，我就能玩音樂。」
阿龍和萬裡都已經成家，萬裡有一個上一年級的女兒，陪伴孩子對他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九連真人每天晚上的排練都要先等萬裡陪孩子寫完作業，什麼時候寫完作業什麼時候開始，「8點半寫完，那就8點半過來，9點半寫完就9點半才過來，優先是考慮孩子。」
對於阿麥來說，出去甚至從來都不能稱為一個選擇，他從來沒想過要出去，或者說出去也不適合他，他不想過那種快節奏的生活。
至於鼓手吹米，他的情況則稍顯特別，吹米並不是連平人，加入九連真人既像是一個巧合卻也是必然。他是2018年滾石原創樂隊大賽的項目總監，那時候九連真人尚顯粗糙的音樂就打動了他，在《樂隊的夏天》之前他臨時加入了樂隊。
作為經驗豐富的職業音樂人，吹米幫助對專業領域知之甚少的九連真人迅速完成了對音樂行業的適應。去年安排九連真人的排練，吹米就承擔著主要推動的角色，而在錄音棚裡，他也會幫九連真人找到最合適的錄音方式，甚至在採訪中，他也主動接下讓其他人犯難的問題，很多時候，吹米就像是樂隊裡另外一個大哥哥。
去年在採訪完九連真人之後，我寫過這樣一段話，「歸得到的家園，當年離家年輕人。在這個城市化與流行文化同時迸發，齊頭並進的時代裡，九連真人既是九連真人，也是千千萬萬個我們。」
但現在我似乎又不敢如此斬釘截鐵地視他們為千千萬萬個我們，因為相比於那時候他們顯然變得更加自洽。阿龍說當他選擇回到連平的時候，他從內心上就已經接受了自己是一個失敗者，去年他們的生活經歷了很多變故，他不願意為我們具體講述其中的過程，但你能從言語中感覺到那種對於留在家鄉的篤定。
我們問他們現在的年輕人已經不再把在大城市闖蕩看作是唯一的選擇，反而把回到家鄉看成是一種新的可能，阿龍馬上說，「那就回來，我是希望我的那些朋友就沒必要再熬著，與其在那裡熬，還不如回家來，還更有意思一些。」
阿龍一直勸自己在東莞打工的弟弟回家，弟弟前段時間因為意外，眼睛差點失明。他勸他回連平找點事情做，「家裡人還能看到，大家還能照顧一下你」，但他馬上補充，「我不針對任何人，我只針對他。」
雖然對於這種更加向內收的生活已經甘之如飴，但九連真人還有很多向外的夢想，這些夢想中有一條讓我們很意外：上春晚。就在幾個月前，他們已經登上央視《經典詠流傳》的舞臺，用客家方言唱了一首張九齡的《望月懷遠》，現在他們把那次經歷視為上春晚前的歷練。
在他們的心目中，上春晚是一件「太厲害的事」，他們想著有一天能真真正正上春晚唱自己的作品，而不是唱別人的歌。只不過，一支被外人貼上了生猛、闖蕩的標籤，在最新的作品裡喊著「倒車請注意」，嘗試深刻關聯社會現實的樂隊，卻把上春晚看作是一個如此崇高，如此值得追求的目標，這既和我的既有認知產生了不小的衝撞，在我過往的採訪經驗裡也並不常見。
所以上春晚到底意味著什麼？是他們真正觸及到了更大範圍的人群，還是可以從外界獲得某種所謂終極的認同？阿麥想的很實在，「（上了春晚）長輩們就會給予更大的肯定」，阿龍則已經開始預期一些更實操的問題，「我覺得如果真真正正有一支樂隊能上春晚唱自己的作品，那比我們掙多少錢更重要一些，我覺得太牛逼了。」
如果可以唱自己的歌，但是要被修改歌詞怎麼辦？阿龍猶豫了一下，接著說，「每支樂隊不都是在這個遊戲規則裡面？難道你還能跳出這個方框嗎？你像伊朗拍電影，限制更多，一樣也可以出來。如果非要拿這個說事，我說也是希望大家能變好，我又不是非要讓你去幹嘛，我個人覺得是能接受。」
這時候很久沒說話的萬裡突然插了一句，「（讓九連真人上去）這是社會的進步。」
一個不小心被撞倒的水杯打破了這個問題，趁著暫停的間歇，阿麥突然掏出了一個巨大的水壺，開始給大家倒自己泡好的紅棗枸杞水，阿龍喝了一口，「太甜了」，阿麥有點不好意思，「我放的有點多」，他給每個人的杯子裡都加了些白水，試圖衝淡一下，大家紛紛喝起了這杯水。
阿龍向帶著疑惑表情的我們，解釋了這個頗為養生的舉動，「那種很躁動的生活已經是以前了，年輕的時候我不玩樂隊也燥，晚上打《英雄聯盟》能打到四點多，但現在真的很怕扭到腰，之前有一次演出，晃動的幅度太大了，我那天只能拖著走，包括嗓子也怕著涼，所以得喝這個水。」
那一刻生猛的九連真人不見了，在舞臺上「指點江山」、想要傳遞說教感的九連真人不見了，把上春晚視為宏大目標的九連真人也不見了，那些似乎都不如眼前這杯紅棗枸杞水來得真實，在北京寒冷的初冬裡，不管是苦還是甜，他們都得一股腦地喝下去，暖一暖嗓子和身子，再鑽進錄音棚繼續唱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