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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文學造詣人盡皆知，他的許多小說都被搬上銀幕。但不為人知的是，魯迅還是一名資深影迷。1939年10月，許廣平在紀念魯迅逝世三周年時就曾說過：「魯迅一生中最奢華的生活就是坐汽車與看電影了。」
近日，在廣州魯迅紀念館開展的「影迷魯迅」展，則通過電影票、海報等實物，再現了魯迅的觀影經歷和電影觀念。如今，國內各大影院陸續開放，人們終於再次走進影院收穫那份獨特的震撼與感動。
今天，國曆君就為你送上來自魯迅先生的「觀影指南」，回溯當年，這位資深「文藝青年」的光影記憶與犀利眼光。
看電影：「我有我的講究」
作為新文學旗手的魯迅對我國現代文學的貢獻可謂巨大，電影方面，魯迅雖自稱「門外漢」，但他極為熱愛電影。
據統計，在北京教育部任職期間，魯迅就對電影產生了興趣，但看得並不多。從1916年9月到1925年2月，看了12場電影；1926至1927年，魯迅在廈門、廣州時，看了13次電影，差不多每月一次，這當然與彼時中國電影還處在起步階段有關。
1927年10月，魯迅攜家眷來到上海虹口，在這裡度過了一生中的最後十年。這十年是魯迅寫作最繁忙、社會活動也最頻繁的時期。正是在這十年間，魯迅一共觀看了140多部影片。在去世前九天，也就是1936年10月10日，他還看了生命中最後一部電影《復仇豔遇》，並對其讚賞有加。
1917年1月26日京師圖書館開館紀念，攝於北京，第二排左起第五為魯迅
而知人論世辛辣老練的他，看了電影自然也會產生豐厚的「觀後體驗」，這些珍貴的「影評」散見於雜文、日記、書信以及譯文中，其中，雜文13篇，書信24封，日記170則，譯文3篇。魯迅會在日記中記下是什麼片子、在哪家影院看的，有時還會註上「佳」「不佳」「劣極」等簡短評語，堪稱「民國手帳先鋒」。
魯迅日記手稿
說起魯迅與電影的淵源，還要回溯到他在日本學醫時期。據日本學者小田嶽夫於1946年出版的《魯迅傳》顯示，魯迅最初棄醫從文，正是受到了當時觀看的電影的啟發：
「在第二學年裡有細菌學的科目，那細菌的形狀都用電影來說明，但當課業告一段落的時候，多餘的時間便常開映時事電影，應為剛巧是日俄戰爭以後，所以時事電影也自然都有關於這方面。戰爭的場面當然是日本軍隊勝利的場面，學生們看著一個一個地拍手歡呼。有一天，在開映的期間，魯迅混在學生們的群裡暗暗地看著電影。於是在電影的畫面上，他突然發現了一個中國同胞的姿態。這同胞被日本兵牽到槍斃的人前。那被槍斃的人都是強壯的體格。槍斃在魯迅的眼前執行。學生們又拍手歡呼了。可是他獨個人卻感到無限的苦痛。這不是為了同胞的被槍斃，而是為了那些有著強壯的體格而去作示眾的材料和看客，這種麻木的神情卻實在令人可悲！」
1904年4月魯迅在日本弘文學院讀書，攝於日本東京
「從那時候起，他學習醫學的志願便很快地被別的東西代替了。他深深地感到：祖國的同胞即使用新的醫學使他們的身體強壯，使他們的壽命延長，如果他們的精神依舊像今天一樣，那麼中國還是和過去的中國沒有什麼兩樣。他們需要他們精神的革新！除了用文學的力量以外再也沒有其他的方法……他於是決意要去東京展開文學運動了。」同樣的心情在魯迅的《吶喊·自序》中也有提及。
正因為魯迅最初的「啟蒙」源自電影，他後來主張將電影的藝術形式運用到教學中：「有一天，在一處筵席上，我隨便的說：用活動電影來教學生，一定比教員的講義好，將來恐怕要變成這樣的。話還沒有說完，就埋葬在一陣鬨笑裡了。」
1912年左右，魯迅穿著自己設計的「中山裝」，攝於日本東京
今日看來，魯迅的觀點具有很強的預見性。我們現在不但早已有了科學教育電影，多媒體形式和網際網路早已進入課堂。
1936年10月8日，魯迅在第二屆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上，左起為青年木刻家：黃新波、曹白、白危、陳煙橋
當然，魯迅的觀影體驗也的確是優越。據許廣平回憶，魯迅不但看電影，且每次的座位都要買最高價的，他的觀點是，看電影要高高興興，不是去尋不痛快，如果坐到看不清楚的遠角落裡，倒不如不去了。
在當時，魯迅夫婦往往在晚間等海嬰睡了後，若家中沒有訪客，便叫一輛汽車到影院去看電影：「我們多是穿不大注目的深色樸素衣衫，在影院裡極力不往周圍觀看，或回頭研究；因為我們不須研究別人，同時別人看不出是我們更好。」有時，魯迅也會喊上三弟周建人一家、或好友茅盾、鄭振鐸等一同觀影。
看電影：「我有我的偏愛」
雖然對觀影環境頗為講究，但據許廣平回憶，魯迅「選擇片子並不苛刻，是多少帶著實地參觀的情緒去的」。
據統計，魯迅看過的電影類型有記錄片、偵探片、歷史片、擊劍片、卡通片、滑稽片、兒童片、戰爭片、科教片、科幻片以及根據世界名著改編的影片等，他看電影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希望透過電影「窗口」，獲取更多的知識，了解社會，進一步認識廣闊的世界。
「偵探片如陳查理的探索，幾乎每映必去，因為這位主角的模擬中國人頗有酷肖之處，而材料的穿插也還不討厭之故。」如1931年11月23日魯迅也在日記中寫到：「夜同廣平往威利大戲院觀電影《陳查理》」。
電影《中國大偵探陳查理》海報，1931年上映
圖源豆瓣電影
這裡的陳查理是美國小說作家厄爾·德爾·比格斯筆下虛構的一位華人警探。作品主要講述陳查理探案的故事，1931年到1937年間，該小說先後由美國福克斯影片公司和二十世紀福克斯影片公司拍攝了十六部系列影片。正義的陳查理和邪惡的傅滿洲（美國漫威漫畫旗下超級反派）是西方流行文化中最著名的亞洲人角色。
電影《陳查理之黑駱駝》海報，1931年6月21日上映
圖源豆瓣電影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角色一直由瑞典演員Warner Oland飾演，但卻塑造了西方人心中的中國人形象，美國電視臺曾經的一次觀眾調查顯示，觀眾最熟悉的中國人名單裡排名第五的就是陳查理。
電影《陳查理的最大案件》海報，1933年上映
圖源豆瓣電影
電影《陳查理在上海》海報，1935年10月14日上映
圖源豆瓣電影
除對偵探片「情有獨鍾」，魯迅也喜歡反映歷史的影片：「歷史的片子，可以和各國史實相印證，還可以看到那一時代的社會相，也是喜歡看的。」
對此，許廣平說過：「魯迅有時候也利用電影的材料寫東西。記得當時，他對反映非洲情況的影片很感興趣，他很關心非洲人民在比利時、法國殖民者統治下的苦難生活，了解非洲的豐富的天然資源。」
同時，「五色卡通集及彩色片，雖然沒甚意義，卻可以窺見藝術家的心靈的表現。」據魯迅日記所載，夫婦兩人分別於1933年12月23日，1935年4月20日、6月29日，1936年4月26日4次攜海嬰觀看美國兒童動畫電影《米老鼠》。
魯迅、許廣平、海嬰一家三口
而在魯迅所看的所有電影中，比重最大的還是探險和動物題材，包括《非洲百獸大會》《非洲獵怪》《南極探險》《禽獸世界》《洪荒歷險記》《人猿泰山》等38部，內容涉及非洲探險、北極探險、南極探險、馬來半島叢林探險、南美探險、海底探險等，這既與當時電影製作的時代風向相關，也反映出魯迅對「思想啟蒙」的呼喊。
電影《人猿泰山》海報，1932年上映
據後來研究者分析，在這些探險者身上，更多的留有「獸性」印記，也是當時帶有「家畜性」的中國人所缺失和應該借鑑的。
在《略論中國人的臉》一文中，魯迅提出過兩個「公式」：
「人 + 獸性 = 西洋人；人 + 家畜性 = 某一種人。」
他認為中國人與西方人的臉相比，缺乏的是獸性，「是本來沒有呢，還是現在已經消除？如果是後來消除的，那麼，是漸漸地只剩了人性呢，還是漸漸地被馴服。正如野牛成為家牛，野豬成為豬，狼成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歡，於本身並無好處。」他認為：「人不過是人，不在夾雜著別的東西，當然再好沒有了。倘不得已，還不如帶些獸性」。
話糙理不糙，對於「獸性」的呼喚，也不僅限於魯迅，曹禺也在其五幕話劇《北京人》中借袁任敢的話表達了相同的思想，「這（指北京猿人）就是當初的北京人，他們自由地活著，野性地活著，沒有禮教的束縛，沒有文明的捆綁，非常快活」。沈從文、老舍等也有大致相同的觀念。
看來，電影到了魯迅這裡，也成了借古諷今，曉喻眾人的一把利器。
看電影：「我有我的評斷」
看了那麼多電影，魯迅除了會寫在日記中，也免不了大為評斷一番。在魯迅的「影評」裡，不僅其平日辛辣而又入木三分的眼光充分其中，且富有他對電影這一媒介形式更深入、專業的認識，總結起來大概是：
一直在思考，從未被超越。
魯迅照片中唯一一張大笑的照片
在日記中，魯迅曾多次吐槽國產電影：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三日。夜略看電影，為《新人之家庭》劣極。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三弟偕蘊如來，遂同廣平往國民大戲院觀電影《銀轂飛仙》，不佳，即退出。至虹口大戲院，觀《人間天堂》，亦不佳。
日記中總共記載了十幾部國產電影，評語清一色都是：不佳，亦不佳，殊不佳也。他還曾還和好友沈西苓發牢騷：「中國現在的電影啊，就是瞎拍，鶯鶯燕燕，神神鬼鬼，什麼才子佳人，在我看來，都是流氓。」
許廣平也在《魯迅先生的娛樂》一文中憶述：「國產影片，在廣州看過《詩人挖目記》，使他幾乎不能終場而去。那時的國產片子……實在也難得合意的選材。」
說是這麼說，1933年電影《姊妹花》上映時，魯迅依然去看了這部國產電影。這部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出品，鄭正秋導演、胡蝶和宣景琳主演的電影，是根據鄭正秋早年創作的舞臺劇《貴人與賤人》改編，內容表現了軍閥混戰時期的同胞姊妹二人，因處境和機緣不同，妹妹做了軍閥姨太太，姐姐成了囚犯的故事。影片上映後，受到觀眾的普遍好評。
電影《姊妹花》海報，1934年2月13日上映，圖源豆瓣電影
儘管是這樣一部叫好又叫座的電影，依然沒能讓魯迅稱道幾分。在他看來，電影思想主題中蘊藏的「固窮」和「認命」思想，實質是教人安貧樂道，它的根據是「運命」，古今聖賢主張此說者已經不在少數，安貧誠然是天下太平的重要條件，中國也正有人在大力提倡，但歷史卻往往表現得與此相反，正如漢高祖的父親不是皇帝，李白的兒子也不是詩人。因此，魯迅總結道：「運命之說毫不足以治國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歷的。倘若還要用它來做工具，那中國的運命可真要『窮』極無聊了。」
魯迅與書房
雖然犀利，但反映的卻是魯迅對祖國同胞的深切關懷，同樣的觀念也反映於約瑟夫·馮史丹堡導演的美國影片《上海快車》。由於片中女主角的職業和西方影人對當時中國的偏見，該影片在當時一度被認為是「辱華電影」。
對此，魯迅則認為：「不看『辱華影片』，於自己是並無益處的，不過自己不看見，閉了眼睛浮腫著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卻也並無益處。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可謂振聾發聵。
電影《上海快車》海報，1932年2月12日上映，圖源豆瓣電影
當然，魯迅不怎麼看國產影片並不意味著他不關心國產電影的發展，而是以其獨特的方式支持著國產電影。對國產電影取得的任何進步，他都會感到欣喜，當國產電影蹣跚起步，打破外國電影的一統天下局面時，他說「幸而國產電影也在掙紮起來」，後來看到《春蠶》《春潮》等文學作品被改編成電影，他也稱讚說「這是進步的」。
電影《春蠶》海報，1933年1月1日上映，圖源豆瓣電影
除了探險類電影和「怒其不爭」的國產電影，魯迅也看過大量的文學名著改編電影，代表作品有：大仲馬的《三劍客》、塞萬提斯《堂吉訶德》、傑克·倫敦《野性的呼聲》、莎士比亞《仲夏夜之夢》、路易斯·加樂爾《阿麗斯漫遊奇境記》等。
其中，好萊塢影片《仲夏夜之夢》曾獲第八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提名（今日豆瓣評分8.2分），引入國內也口碑票房雙高。當時魯迅和許廣平帶周海嬰專門去位於淮海中路的一家豪華影院——國泰大戲院觀看，未料想場場爆滿，只買到下一場的票，魯迅和許廣平只好帶著娃「回寓，飯後復往，始得觀」。待看完後，魯迅略感失望，覺得還算別開生面，但說不出好的意義在哪裡，連帶著也再沒光顧過這家影院。
電影《仲夏夜之夢》海報，1935年10月9日上映，圖源豆瓣電影
此外，他對根據傑克·倫敦《野性的呼聲》改編的電影《荒原的呼喚》特別不滿：「……下午同廣平攜海嬰往南京大戲院觀《野性的呼聲》，與原作甚不合。」
經查證，當日南京大戲院放映的影片名應為《荒原的呼喚》，而不是魯迅日記中提到《野性的呼聲》，該片由1935年美國米高梅影片公司出品。後來在給山本初枝的信中，魯迅再次表達了不滿。「一旦變成了機器，頗覺無聊，沒辦法，就去看電影。但電影也沒有好的，上月看了傑克·倫敦的《野性的呼聲》，大吃一驚，與原著迥然不同。今後對於名著改編的電影再不敢領教了。」
不過，大多時候，魯迅對於改編電影的態度還是正面的。如他在1936年4月13日觀看的蘇聯電影《夏伯陽》（又譯作《恰巴耶夫》），觀後就認為該電影的改編很成功，並被該片所描寫的夏伯陽和影片所展現的場景深深感染。在蘇聯大使博加莫洛夫詢問魯迅對電影的看法時，魯迅回答說：「我們中國現在有數以千計的夏伯陽正在鬥爭。」魯迅曾把「埋頭苦幹的人」「拼命硬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捨身求法的人」稱作「中國的脊梁」，而影片中的夏伯陽正是這類「脊梁式」人物的銀幕寫照。
電影《夏伯陽》海報，1935年1月24日上映，圖源豆瓣電影
而魯迅大加讚賞的另一部電影，也是出自蘇聯的《復仇豔遇》（又譯作《杜布羅夫斯基》）。據1936年10月10日魯迅日記載：「午後同廣平攜海嬰並邀瑪理往上海大戲院觀《Dubrovsky》，甚佳。」
這部根據詩人普希金原著改編、由蘇聯列寧格勒電影製片廠攝製的故事片，是魯迅生前看的最後一部影片，也是他最喜歡、且積極推薦給友人看的一部影片：「這是我最大慰藉，最深喜愛，最足紀念的臨死前的快意。」
原小說中沒有寫地主特羅古意洛夫的死，而在影片中地主卻被農奴打死了，魯迅說「如果沒有那一槍恐怕要不舒服的，可見惡有惡報的辦法有時候也非用不可……」
影片中槍擊地主的情節是改編者的再創造，但它符合原著中人物性格的發展邏輯，所以使魯迅感到非常「舒服」。正如許廣平所言：「最後一次，去年雙十節，在上海大戲院看《復仇豔遇》，使他高興良久，見朋友就推薦。那張片子中，農奴最後給地主的一擊（從前俄國的農奴，實在過著非人生活的待遇的），最使他快意。」
電影《復仇豔遇》海報，上映於1936年2月16日
在當時熱衷於改編經典的風潮影響下，一些人也「瞄上」了魯迅的小說和作品。最早在1930年，就有人上門想將《阿Q正傳》搬上銀幕，這在當時遭到了魯迅的嚴正拒絕，他雖把看電影作為一種娛樂，卻並不認為這是單純的博人一笑。他認為若將《阿Q正傳》改編成電影，將只剩滑稽，而「供人一笑，頗亦無聊，不如不作也」。這也反映出魯迅對電影的一種認識，他理解的電影娛樂性是能夠擴大眼界、增加知識，以補足自己生活經驗的不足。
而在魯迅逝世後的1981年，《阿Q正傳》還是被上海電影製片廠改編成了電影，並在第二年入圍金棕櫚獎，阿Q的飾演者嚴順開老師，塑造了史上最經典的阿Q形象，也因此獲得第六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男主角」。
電影《阿Q正傳》截圖，嚴順開飾演阿Q
不能在魯迅的原創作品上「下手」，有人則把目光轉向了他的譯著《表》。《表》是蘇聯作家安德萊耶夫的中篇小說，在1935年1月由魯迅翻譯，同年7月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後收入《魯迅譯文集》第四卷。在獲知這部小說要被改編，魯迅深感不滿，還在給孟十還（作家、編輯、俄國文學研究者，原名孟顯直，又名孟憲智）的信中說：「《表》將編為電影，曾在一種日報（忘其名）上見過，且雲將其做得適合中國國情。倘取其情節，而改成中國事，則我想：糟不可言！我極願意這不成為事實。」
反映俄羅斯生活的作品，非要改編得符合中國的國情，難怪魯迅會驚詫，就像魯迅一貫提倡的「硬譯」一樣，他恐怕言從字順的「意譯」會因為適合了中國的國情而「同化」和「歸化」了外文中蘊含的思想，這對於雙方的文化思想內核都無疑是一種損傷。
有人總結過，魯迅在小說創作中會有意無意穿插一些電影化的敘述技巧，如鏡頭感的筆墨書寫、蒙太奇的藝術手法、電影式特寫等，這些還留待我們在魯迅小說的閱讀中加以驗證。
雖然熱愛電影，魯迅仍認為要避免極端的娛樂化，這樣會失去真實，走向庸俗，走向墮落。
魯迅看電影的目的是「蘇息一下，蘇息之後，加倍工作的補償」。如今，我們的娛樂方式愈加多樣，在這豐富的感官按摩背後，我們是否也能像魯迅一樣，探索其思想內核，並將其作為調劑生活的方式。
一切體驗，都是為了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