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王晶 通訊員 劉虹
上月30日,湖北省圖書館2020年最後一場長江講壇舉行,由清華大學教授張國剛帶來「何問西東:文明的對話與迴響」主題講座,在跨年的時間窗口,探討東西方文明融匯的歷史淵源——胡天漢月,羌笛駝鈴,天方海舶,華夏風物,如何編織著人類命運共同體。
從兩本書的書名談起西與東
《胡天漢月映西洋:絲路滄桑三千年》《文明的邊疆:從遠古到近世》是張國剛2019年和2020年連續出版的兩本以絲綢之路為研究主體的著作,《胡天漢月映西洋:絲路滄桑三千年》在2020年榮獲了第十五屆文津圖書獎。我們的採訪,就從這兩本書談起。
記者:請談談這兩本書的書名由來?
張國剛:一般講絲綢之路都是從張騫出使西域開始,2000年的延續,但我提出絲路3000年,因為早在張騫之前的上千年,中國與西部世界就有了許多交往,商周時期的「玉石之路」,就是這種民間走私冒險生意的記錄,考古發現證明,商周的玉器,不來自內地,而是通過「玉石之路」從新疆和田運來。
《胡天漢月映西洋》書名裡的「胡」,也是西的一部分,包括今天西北的少數民族,以及歷史上曾經的西北少數民族政權,與「胡」相對應的是「漢」,指中華文明。西洋,一層意思指明朝所謂南洋;一層意思是,到近代後指代歐美。放在書名裡,「胡」還指文明交流的陸上通道,「西洋」則指海上通道。書名裡的「月映」,來自「月映萬川」的佛教意象,原指佛法如同月亮一樣,映照在萬事萬物上。人類文明就是那一輪明月,不同的文明色彩繽紛,但都是人類文明,在人類歷史的時光隧道裡,文明的交融是常態。
《文明的邊疆》,所謂邊疆,就是不同人種、不同文明、不同勢力在此交流,在一路一帶上,這樣的交流持續數千年。邊地、邊疆,才有跨界的交流。文明是有邊疆的,並不能把文明都同化了,不論哪種文明都不可能橫掃全世界,各有界線,但互相交流,和平共生。
記者:這兩本書,提到了東、西、邊疆,哪裡是東,哪裡是西?
張國剛:在中國人的觀念裡,「西」是一個特別具有異國情調的概念。西方,首先是個方位名詞,同時也是文化符號。周穆王西巡、唐僧西遊、成吉思汗西徵、鄭和下西洋,以及我們常常涉及的西學東漸問題,「西」都是一個非常寬泛的地理文化概念。
中國人對「西」的認識是漸進式的。最早僅指帕米爾高原東西兩側的中亞地區,後來逐漸包括了南亞次大陸、西亞的波斯、地中海的東羅馬帝國以及西南來的阿拉伯,鄭和時代又涵括了非洲東海岸,明清時期擴展為歐西。大致可以這樣理解:漢唐時代,「西」就是西域,大體在中亞西亞南亞地區;宋元及明中葉以前,「西」偏向西洋,主要是南海地區略及非洲東海岸;晚明盛清時期,「西」的重點在「泰西」,即歐洲地區。近代以來,「西」的政治文化內涵加重,定格為歐美文化。
東方,在歐洲人眼裡也是不斷變化的,最初指西南亞一帶,7至8世紀阿拉伯人徵服西南亞之後,「東方」變成與基督教世界相對立的外國文化區;大航海時代以來,「東方」的概念繼續向東推進,「中國」被涵括在「東方學」的領域,約開始於19世紀。
記者:「絲綢之路」這個名稱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張國剛:西、東概念的延展與變化,背後是交流與溝通的絡繹不絕,但東西方的連接通道沒有一個專門的名詞。1877年德國著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中國》一書中把「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間,中國與河中地區(中亞錫爾河和阿姆河流域及澤拉夫尚河流域,包括今烏茲別克斯坦全境和哈薩克斯坦西南部,中國古代稱河中),以及中國與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其後,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在《中國與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中主張,將「絲綢」之路的西端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和小亞細亞。19、20世紀之交,西方探險家在中國新疆、甘肅等地,發現了古代中國與亞、非、歐交往的遺蹟,並在相關著作廣泛使用「絲綢之路」名稱,還把古代中原與西方以絲綢貿易為代表的文化交流所能達到的地區,都包括在絲綢之路的範圍內。
從中國出發,橫貫亞洲,進而連接非洲、歐洲的陸路大動脈,被「絲綢之路」總冠名,「絲綢之路」幾乎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代名詞。
啟動絲路的四維機制
人類文明之間的交流和互動肇始於莽原時代。近代以前,規模最為宏大的文明交流之路,就是亞歐大陸(包括非洲東部地區)之間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在這個歷史大舞臺上,文明交流由東向西、自西徂東,是雙向互動的。
記者:什麼動力促使跨越千山萬水、交融不同文明風貌的絲綢之路不斷絕?
張國剛:人類對財富與成功的渴望,以及對創造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終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文明交往的不竭動力。
首先是出於政治、外交(包含中央王朝對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外交)的需要,這是絲綢之路動力機制的第一個維度。無論是西漢武帝時期張騫出使西域(前138 年),還是東漢和帝時期西域地方政府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都肩負著政治、外交使命。海上出使也是如此,無論是唐德宗貞元元年(785 年)楊良瑤海路西行,還是始於明成祖朱棣時期的鄭和七下西洋(1405年—1433 年),都是出於政治和外交交往的目的。
絲綢之路動力機制的第二個維度是經濟與財政需求。從根本上說,中國巨大的經濟實力是絲綢之路發展繁榮的重要前提。
動力機制的第三個維度是科技對於絲路交往的重大促進作用。以海上絲綢之路而言,只有海洋地理學知識以及航海動力技術、造船技術、導航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進行遠洋航行。中國的指南針以及領先的造船技術,支撐了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到了15 世紀初鄭和下西洋以及15 世紀末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人們對於海洋的認識以及海圖繪製技術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這些知識的進步也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進一步發展。
絲綢之路動力機制的第四個維度是宗教熱情和知識追求。穆罕默德說,「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可見知識對人的吸引力。漢唐時代,無數僧侶排除艱難險阻,東來弘法,西行求經,不絕於途。
記者:這些動力機制反映了當時什麼樣的歷史風貌呢?
張國剛:在中原王朝與少數民族政權的政治關係中,若中原王朝處於強勢地位,通常將雙方的經貿關係稱為「朝貢」,否則就稱為「互市」。唐朝在安史之亂之後與回紇的互市貿易,對於回紇來說是獲得經濟利益,對於唐朝來說則是維繫政治關係。邊境互市和開放海禁對於沿海地區的百姓生計影響巨大,但是對於整個中原王朝的經濟影響則相對較小。
宋代,西北地區掌握在西夏政權手裡,海上貿易因而興盛。與朝貢貿易不同,宋元以後的市舶貿易展現出比較純粹的經濟訴求。宋代市舶貿易通過對商品的「抽解」和「博買」,為政府帶來了十分可觀的經濟收入。我們很難對海上貿易進出口總額進行精確統計,但可以做一些推算,比如宋高宗時,廣泉兩州加兩浙路每年貿易總額應在千萬貫以上。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 年),歲賦總入應在一億貫左右,進出口總額約佔1/5,超過兩千萬貫。據王應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所載,南宋政府每年總收入不過四千萬貫,市舶收入竟佔1/20。
宋朝出於財政經濟目的,鼓勵民間商人和海外商人的貿易。民間商人從事貿易受到的限制條件相對寬鬆,貿易成績顯著者還能得到獎勵,甚至被授予相應官職。這些鼓勵政策使中國沿海民間商人紛紛投向海上貿易,使唐中葉以前中外海上貿易主要控制在波斯和阿拉伯外商手中的局面徹底發生改變。宋朝政府政治上的收縮和對朝貢貿易的限制,也導致把貿易領域更多地留給民間海商。
正是這些為利益奔波的廣大民間商人掀起了宋朝海上貿易的高潮,泉州地區至宋朝方才形成顯著的出海貿易風習。除了官方鼓勵之外,有學者認為,10 至12 世紀泉州地區的大批穆斯林商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對該地區海貿習俗的形成有重大影響,代代傳揚,終成該地區的基本特色。
近代以前中國式全球化
在《胡天漢月映西洋:絲路滄桑三千年》一書的腰封上,有一行字「近代以前中國式全球化」,以「絲綢之路」為坐標,能看到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記者:三千年絲路滄桑,在絲綢、瓷器、茶葉背後,中國與西方互動形態如何演變?
張國剛:從宏觀層面考察,中國與西方文明的關係模式,大體可以劃分為三個大的歷史階段:截至鄭和下西洋時代,即15 世紀以前,為第一個時段,可稱為古典時期;1500年—1800年間的三個世紀可以算作第二個時段,一般稱為近代早期;鴉片戰爭前後到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可以算作第三個時段,是近代時期。
在第一個時段,中國在中西文化交往中始終處於比較主動的、強勢的地位。原因是在該時段中國長期在經濟、科學和知識等各個領域領先於周邊國家。在第三個時段,中國因為落後挨打,處在比較被動的、弱勢的地位。只有在第二個時段,即晚明和前清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也就是16 至19 世紀初,中國與西方基本上處在政治上對等的地位,雖然該時期中國在經濟和科學領域已經逐漸落伍,但西方文明的東漸和中國文化的西傳卻保持互惠和平等的格局。
記者:康熙皇帝的畫像出現在法國傳教士的書中,類比「太陽王」路易十四,在歐洲廣泛傳播,絲路上的思想文化交流有怎樣的進程?
張國剛:從思想文化交流的層面而言,漢唐時代,影響中國的主要是西域的佛教,無論是東來傳法,還是西行取經,幾乎是單向的自西徂東;宋元時代至明初,傳入中國的主要是伊斯蘭文化。至於近代早期,則是歐洲的基督教文化通過傳教士入華。明清時期中西文化關係,基本上是一個中學西傳的單向流動過程,雖然經耶穌會士之手,有部分西方科技與基督教思想傳入中國,但與中學西傳的規模和影響相比,可以說很不起眼。
16—18世紀,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影響超過了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四書中的《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相繼西譯。1735年,法國人出版了四卷本的《中華帝國全志》,書中記載了康熙皇帝在內蒙、西藏等邊疆地區的行跡。《中國皇帝歷史畫像》《耶穌會士書簡集》,精心繪飾的美好中國形象深刻影響了許多歐洲人對中國的態度。介紹到歐洲的還有《今古奇觀》裡的幾篇小說、元雜劇《趙氏孤兒》以及《詩經》等。一種商品和思想文化的流行,要有供給側也要有需求側,西方有這方面的需求。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需要新的思想對歐洲中世紀的傳統思想禁錮進行突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對西方人來說,描寫外來文明的中國典籍恰恰是伏爾泰等人攻擊宗教神學的一個武器。
記者:講座中您提到「郢書燕說」的典故,說文化的誤讀在絲綢之路上很多。
張國剛:郢書燕說,講的是在解釋文章時曲解了原意,但有時可能也表達出了有價值的觀點。歷史上的文化交流,郢書燕說式誤讀比比皆是。
誤讀有時也是一種創造性轉化。在不同文化相遇之時,每一種文化都希望完全展現自己,同時又「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接觸的雙方都不由自主地試圖透過自己的眼睛審視對方,試圖把對方收入自己麾下。這個打量的「眼光」包含著自家的視角、自家的價值、自家的需求,「相對論」者和「不可知論」者都在這裡找到了馳騁思想的話題。所以說,文化誤讀也是文化創新。
佛教東來之時,曾藉助老莊,經過儒佛衝突,達到佛儒融合,最終在與中國本土文化的對話中,完成佛教中國化的進程。
歐洲曾有一個很重要的話題,就是探索「上帝的語言」。在伊甸園裡,亞當、夏娃跟上帝談話,用什麼語言?一開始,歐洲人覺得上帝說的是希伯來語或古埃及語。等到明代梅膺祚創作的《字彙》等字書經過西方學者的翻譯、研究後,中文逐漸引起歐洲人的注意。他們試圖從中印證《聖經》的記載,找出語言的普遍規律。例如,漢字的「婪」,林字下面一個女,就是暗喻夏娃在樹下偷吃蘋果;「船」字,舟旁邊是八口人,諾亞方舟裡一家也是8個人。
在當時的西方人眼裡,漢字的偏旁部首很有規律,跟液體相關的水字邊,跟木頭相關的木字邊,跟金屬相關的金字邊,跟植物相關的草字頭,因此很可能就是「初民語言」。所以,他們當時認為,中國人跟西方人一樣,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中國人很可能是諾亞最親近的後裔。
記者:我們回望歷史,是想得到怎樣的啟示?
張國剛:近代中國社會開始全面捲入以歐美為主導的世界化進程中,東方和西方不僅僅是一種異質文化的概念,還是一種關於先進工業文明與落後農業文明的概念。當歐洲文明愈來愈顯現其經濟活力和技術進步時,「中」與「西」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追求國家進步,追求工業化、現代化的歷史過程。
進入21世紀之後,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聯合國產業分類目錄,中國是唯一具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和最大的製造業國家,中國的總發電量已經接近歐盟和美國的總和。儘管工業化還是大而不強,但是,中國畢竟已經昂首行進在工業化、現代化的大道上。於是,中西之間的文化關係也與19世紀晚期以來一百多年的單向流動不同。中西之間的文明交流與互鑑,不僅有了豐厚的傳統文化淵源,而且有了不一樣的物質和經濟基礎。中國人如今更需要講文明的交流與互鑑,也更有底氣講文明的交流與互鑑。「一帶一路」倡議就是這種情況下對於全球化的中國回應。「一帶一路」不僅是傳統絲路文明在現代的延伸,而且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橋梁和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