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古代的拿細耳人，與古老農民軍時代的另一個現象拿比（nebijim)有著怎樣一種關係，我們也所知有限。這兩者有過緊密接觸。
在傳說裡，撒母耳是被父母親奉獻出去侍奉耶和華的，這和拿細耳人的方式相仿；在另一個有點問題的傳承裡，他被認為是對抗非利士人的戰爭英雄。另一方面，他又被視為一個拿比（nabi')，而且是個拿比宗派的首領。
無論人們如何評價此一傳說，拿細耳－戰爭忘我的專家，與拿比－巫術性的職業忘我者，總之是相接近的。拿細耳與拿比的相互交錯相融，也完全相應於其他信仰戰士組織為人所周知的本質。「拿比」並不是以色列或近東特有的現象。在埃及（託勒密王朝之前，即公元前4世紀以前）和美索不達米亞都沒有類似的忘我形式存在的證據，只有在腓尼基發現到。其原因確實只在於狂迷祭典的失去信用，以及佔卜之術早在大王國早期就已受到官僚體系的規制及俸祿化，就像在中國的情形。
在埃及，只有特定幾類的神廟俸祿保有者才被叫做「先知」（Propheten)。然而在以色列，一如在腓尼基與希臘以及在印度，先知的忘我由於官僚體制化之闕如而保持著活躍的勢力，在以色列尤其是當解放戰爭的時期，先知的忘我是作為群眾入神（Massenekstase)而與民族運動相結合。以色列的拿比在本質上和訓練有素的職業忘我專家顯然並沒有什麼差別，後者在全世界各處都可以見到。
拿比成員的補充是根據個人的卡理斯瑪並且多半來自平民，這從後來的傳說以輕蔑的態度待之就可以知道。他們就像印度的託缽僧那樣在前額刺青，並且穿著特殊服式，就中尤其是一種特別的袍子，宗派首領（「父」）似乎是借著袍子加身所產生的巫術作用來指定其弟子或繼承人。他們在特別的居所共同修煉，似乎有時是在山上（例如迦密山），而以色列的各個地方，諸如基遍、拉瑪、吉甲、伯特利、耶利哥，也曾提到「拿比」。沒有傳說他們實行永久的禁慾或獨身生活。
音樂與舞蹈在此和其他地方一樣也是導向忘我的一種手段。腓尼基的巴力神的拿比，在暗利王朝時進入北以色列，他們以一種舞蹈－在狂迷地自我殘傷當中圍繞著祭壇跳的跛足舞－來作為祈雨魔法。自我和相互殘傷，連同全身痙攣狀態及瘋言譫語的產生，都是耶和華的拿比的修業，只是詳情無法一一得知，其目的不外乎獲得巫術力量。此一宗派的最後一位導師以利沙在傳說中所行的奇蹟，帶有全然是職業魔法的典型印記，如同在印度和其他的巫師傳奇裡所發現到的那樣。
那些魔法故事，包括以利沙的傳說，讓我們認識到，拿比就像所有這些出神忘我的魔法師一樣，部分被要求做看診下藥者，部分擔任祈雨施術者，而部分則像印度的那揭（Nāgā)和最足以與其相提並論的得未使那樣，作為隨軍教士或直接參戰的信仰戰士。耶和華的拿比於民族戰爭開打時在北以色列現身為戰爭預言者，尤其是在對抗未行割禮的非利士人的解放戰爭裡一一十足的宗教戰爭。不過，出神忘我的預言顯然並不是那時才首次出現，而是出現在所有真正的解放戰爭裡－底波拉戰役是第一個。
此種預言首先根本與什麼「預告」都不相干（神諭直到基甸的時代都還純粹是靠籤卜），其作用毋寧是，如「以色列之母」底波拉所做的：鼓動信仰戰爭、應許勝利、藉由忘我以獲取勝利的魔法。我們無法確實證明此種個人的忘我戰爭預言與後來訓練有素的拿比忘我之間有直接的關聯：底波拉之歌和《士師記》即不知後者的存在。然而，兩者確實是有關係的。戰爭忘我絕不僅限於早先時代的卡理斯瑪狂戰士和戰爭先知的個人忘我和後來農民軍時代的得未使集團的群體忘我。種種銜接環節廣見於各處。
所謂的士師時代的卡理斯瑪戰爭領袖絕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確實都具有忘我戰士的特質，而且，以色列的第一個王在傳說裡更是如此，特別是與拿比有著種種關聯。根據一則已不再了解古代情形的傳說，就在「耶和華的靈」使其受膏後，馬上就要公開現身為以色列王之前，掃羅據說「偶然地」置身於一個拿比團體當中，並且被拿比的忘我所俘虜。但後來還在與大衛鬥爭的時期，又再度據說偶然地造訪撒母耳的拿比團體時為忘我所擄獲，他因而赤身露體地四處遊走、胡言亂語並暈厥了一整天。
在聽到雅比人投降講和的消息時，他在耶和華所降下的神聖怒氣籠罩下撕裂了一對公牛，在對遲疑不決者發出宗教性的詛咒後，號召全以色列起而進行解放戰爭。他之所以不可遏抑地向大衛發怒，據大衛派傳說的評估，是由於惡靈所造成的，而且同樣是由耶和華所降下的靈。他顯然和穆罕默德同樣，是個戰爭的忘我達人。不過，大衛也和掃羅一樣，流連於撒母耳的拿比團體住處。他在約櫃前舞蹈，當約櫃在戰爭勝利後被移回原處時。從這樣的訊息裡我們無法更進一步確認其間的詳細關係，但關係確實存在。
但是後來的傳說，如同對待掃羅的忘我一般，也稍帶體恤地為大衛的這種忘我行為辯解。對這些傳說而言，這些狀態是不符君王身份的。大衛之妻米甲說得很明白，王不該「像個平民」那樣行止，而俗語說「掃羅也列在拿比中嗎？他們（拿比）的父親是誰？」，表達了完全一致的態度：對這些沒格調的平民的輕賤。一方面，對這點有所影響的是，後來的王制時代的文士階層對於古代的忘我之士的態度已經轉變，這我們後面還會談到。另一方面，得未使僧團的地位在這期間產生了變化，這是由於自大衛定都於城市而所羅門繼之為永制之後，王國的結構徹底改變所造成的結果。在登基為城市君王之前，大衛是個古代意味下的卡理斯瑪戰侯，只因戰功而被正當化為上帝所膏者。
因此當亞瑪力人強奪了其扈從的牲畜與女人時，他便陷入了必須為此負責而當下被殺的危險。隨著世襲性卡理斯瑪的城市定居的王朝穩固穩定，以及繼之而來的軍事體制的改弦易轍，一切情況也就大不相同了。所羅門自埃及引進駿馬與戰車，並以此建立起騎兵隊。由王室府庫所供養的，至少包括親衛隊及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車戰戰士他們被安置在特別的「戰車城市」（屯車的城邑）裡。傳說的編纂者可能自此之後便直接稱「軍隊」（譬如法老的戰車隊）為其「財產」（chail)，而稱王的軍隊最高長官為「sarchailim」（財務總長）。
除此之外，還有背負賦役義務的宮室工匠和徭役民工，由他們來修建要塞、宮殿與神殿，並耕種不斷擴大的王室領地；領有俸祿和封土的王的官吏，由他們來擔任軍官和至少是首都裡的法官；王的軍事教官，由他們來訓練軍隊兵員；王室寶庫，用來作為權力手段及賞賜忠臣；為了充實王室府庫，設有國王自己的紅海通商隊，還有來自附屬的外邦地區的貢納，以及為了王的膳食而由分割成十二個行政區的人民依規定每月輪流提供實物貢納；最後，還有埃及那種方式的強制勞動徭役。
結語
為了能夠參與國際政治舞臺，王的正式妻室的納娶多與周邊強權支配者，尤其是埃及與腓尼基，建立起婚姻關係與同盟關係，結果是外國祭典崇拜的引進，部分只是出於為外國嬪妃的宮廷禮拜之便，部分則是由於將外國的神祇融入自己的崇拜裡。這些都是王權立竿見影的各種結果。以此，王國獲得了東方軍事強權的典型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