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英國廣播公司報導，英國知名間諜小說作家約翰·勒卡雷因患肺炎，於12月12日晚間逝世，享年89歲。報導指出，他並未感染新冠病毒。約翰·勒卡雷，原名大衛·康維爾，1931年10月19日出生於英國沿海小鎮普爾。他被認為是全球20世紀最著名的間諜小說家，約翰·勒卡雷一生獲得諸多文學獎項，包括1965年獲得美國推理作家協會的愛倫坡大獎、1964年獲得英國毛姆獎，1988年更獲頒英國犯罪推理作家協會終身成就獎。他的《柏林諜影》《鍋匠，裁縫，士兵，間諜》《夜班經理》等都被成功改編成電影或電視劇。他本人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在英國軍情五處（MI5）和軍情六處（MI6）工作，這為他的經歷和作品蒙上了一層神秘面紗。
約翰·勒卡雷：
我作為間諜最大的弱點是缺乏耐心
本刊特約撰稿/鍾蓓
發於2017.9.25總第822期《中國新聞周刊》
被稱為「20世紀英國最著名的間諜小說家」的約翰·勒卡雷，出版了他的新作《間諜的遺產》。他筆下的著名人物史邁利如影子般出現在這部作品之中。在倫敦南岸的盛大演講之後，這位85歲的作家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談及創作、間諜生涯以及他所關心的現實世界。
時隔五年，約翰·勒卡雷帶著新作出現了。對於書迷來說，這是個難以想像的驚喜。這個被奉為20世紀英國最著名的間諜小說家，這一次將筆下的主角喬治·史邁利帶了回來。2017年9月7日，約翰·勒卡雷在英國倫敦南岸Royal Festival Hall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演講。到場的讀者幾乎都是上了年紀的男女，不少人手裡拿著當天發售的新書《間諜的遺產》(A Legacy of Spies)。
其實，這本書的主角是史邁利的同事彼得·吉勒姆(Peter Gulliam)。多年後，他重返倫敦，需要執行一項新的任務。故事始於《柏林諜影》的最後一個鏡頭：利瑪斯和麗茲之死。之後，《鍋匠、裁縫、間諜與士兵》中的一些人物陸續出場。吉勒姆是故事的實踐者，史邁利並沒真正出場，但他的影子無時不刻地以各種方式貫穿始終。偶然間的一個白描，交待了史邁利的晚年光景：他在歐洲的一間圖書館，讀著晦澀的書。
這角色的晚年會是勒卡雷本人憧憬的現實光景嗎？人們習慣性地把作者和他所創造的角色劃等號，期望以對虛構角色的解讀窺見作者的人生片段。確實，有太多人把勒卡雷當成了史邁利，或者更準確地說，把史邁利當成了勒卡雷。「我的名字，約翰·勒卡雷，以及我的小說人物喬治·史邁利於1958年同時誕生在我的第一部小說的第一頁上。」這位出生於1931年的作家這樣說道。在那之後，他出版了數十本著作，登上了《時代》的封面，備受影視圈的追捧。
勒卡雷原名大衛·康威。冷戰時期，他是英國駐西德的情報工作者。勒卡雷最為人所知的小說《冷戰諜影》寫於那段時期。他用了6周時間，寫完了這個日後給他帶來名聲、財富以及麻煩的故事。付梓前，上級審讀了全書，確保他寫出的是一個與現實諜報無關的虛構故事，才給這本書放行。媒體對這本書裡的故事的執著超出了勒卡雷的想像。不斷有人認為，這是個真實的案例，其中寫到的一切，都有言之鑿鑿的對應和證據。
漸漸地，隨著著作不斷出版，勒卡雷不需要再對媒體反覆解釋那一切，他筆下的故事，也從冷戰背景寫到當下西方世界與恐怖分子的鬥爭，只是喬治·史邁利不是永遠不死的007。屬於他的故事，只有寥寥的三部曲，以及這個角色猶如影子般藏身其間的《間諜的遺產》。
得益于勒卡雷的自身經歷，他深知間諜不是永遠走運的不死鳥——他們會經歷危及生命的事故，也有著處在灰色地帶說不清道不明，並苦苦尋不見答案的現世困惑。
勒卡雷的父親是個軍火販子，愛撒謊，不自知地好排場要面子。他把兒子們送到昂貴的私立學校。勒卡雷卻擔心下一筆要交的學費，擔心父親會不會按時出現。而他的母親則是缺席的角色，以至於有人詬病勒卡雷的作品從沒有寫出女性該有的狀態，即便是史邁利，也沒有007在女人堆裡的那種汪洋恣意。他筆下的間諜更像是一群疑惑者，對時代、對他們的所做所為、對組織，甚至是對自己。
皇家節日音樂廳(Royal Festival Hall)演講之後的第二天，在倫敦西南的一家餐廳，勒卡雷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採訪。85歲的勒卡雷熱情地向大家介紹菜單上沒有的菜，並向侍者要了一瓶紅酒、一瓶白葡萄酒。
勒卡雷要了一個牛肉漢堡，配藍芝士、蔬菜沙拉。他向侍者強調，要一份「滿滿的番茄醬」，以及，上些油的芥末醬。他卻不是真的吃。午餐期間，他緩慢地回答《中國新聞周刊》的問題。他不吃東西，是為了確保不浪費這次午餐的採訪時間。
這是一場信息綿密的問答。很多觀點不僅僅是因為他此前從事過情報工作，也因為他對於現實世界的關注。他評論川普、特麗莎·梅，對歐洲的難民事務、英國的本國政治自有一套見解。這也是他能恰如其分地把冷戰背景改成今天的反恐背景，在語境的流轉變化中，讓自己的間諜故事依然成立的原因。
勒卡雷是好萊塢和電視臺的寵兒。這些年，他的影視業務，由大兒子主管。他對於美劇《夜班經理》的改編非常滿意，他說第二季會去中國取景，同時跟著兒子去中國轉轉。除此之外，他說，他的下一部小說，已經開了頭。
「氛圍、感覺、氣味，都讓我回想起以前的工作」
中國新聞周刊：為什麼這次要帶史邁利回來？
勒卡雷：對我來說，他一直都在那兒。所以，這不是個「回來」的問題。這部小說的基因非常實用。《夜班經理》獲得很大的商業上的成功後，大家期待另一個勒卡雷寫的故事。所以，就有了之後《柏林諜影》 (A Spy From The Cold)的改編。但是繼續這個故事肯定是不可能的，因為利瑪斯已經死了，已經和我說過再見了。如果繼續，這裡面的不連續性就是個問題。
我們和編劇談了談，當然，他們先讀了《間諜的遺產》，以及《鍋匠、裁縫、間諜和士兵》。從故事上的銜接來說，顯而易見，在《鍋匠》中出現的人物就已經是圓場(circus)中的間諜。所以，《間諜的遺產》繁衍了其中的人物關係。
還記得在《柏林諜影》最後一頁的場景嗎？利瑪斯和麗茲倒下了，孩子們坐在一輛小車裡揮手。於是，我們利用了這個片段，孩子們的記憶，孩子的身份，未來的發展、走向等等，發展了後面的故事——這些過去的記憶，成為之後人物行為的動機。
因為《柏林諜影》的成功，影視圈的人希望這個故事裡的某個(些)人物回到倫敦，繼續開展新的行動。但我覺得這事不合理，結尾處，利瑪斯被開槍打死了，麗茲也死了。那麼，之後的故事打算該講述？這個劇集有很多資金投入，他們更多關心的是應當有後續的故事，能不能趕上此前的熱度。為此，我的兒子和製片人們有很多討論。我聽完他們的各種討論後，開始仔細思考怎麼讓故事繼續、完善、合理。之後，就有了《間諜的遺產》。
中國新聞周刊：在Royal Festival Hall的演講中，你提到自己旅行、做筆記、搜集素材，回家繼續深挖，這是不是就是你創作的過程？
勒卡雷：一旦我決定開始寫，我會讓自己回到場景。當然，這個故事的場景是德國，確切說是東德。我去了史塔西博物館，工作人員很幫忙，給了我一些資料。我自己獨自在那些可怕的小房間裡待著，而且我還提醒自己，有三個安全屋在西德，我甚至還記得其中一個的地址。我去看了，那棟建築還在。另外兩個，我想不起來了。我還和一些當年的史塔西頭目聊天。我甚至找到了一名當年的東德司機，我們慢慢地開車，走了一遍利瑪斯和麗茲從東德逃往西德的路線。很有趣的經歷是遇到那些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女人們。這一路上，竟然也下了雪。這些所見所聞，我做了筆記。
中國新聞周刊：這些所見所聞會讓你有重回冷戰的感覺嗎？
勒卡雷：會。那種氛圍、感覺、氣味，都讓我回想起以前的工作。東西德的情形，蘇聯如何對待東德，以及之後的事態發展等等。
中國新聞周刊：史邁利和吉勒姆既是師徒，也像父子。在這本《間諜的遺產》中，故事主角這次不是史邁利而是吉勒姆。這是否意味著「兒子成了父親」？你怎麼理解他們兩人間的關係？
勒卡雷：不，我不認為兒子最終成為父親。對於彼得·吉勒姆而言，他沒有成為一個被摧毀的人，即使他一直在尋找此生無法找到的答案。吉勒姆和史邁利都是超級愛國者，都對國家做了很多貢獻，也都對他們遭遇到的情形困惑不已。
歷史從來不會停止，當柏林圍牆被推倒的那一刻，歷史似乎提供了某種選擇的機會，讓兩邊的人重新匯聚在一起，尤其對於東德人而言。那一刻的機會，轉瞬即逝。這之後，歐盟開始在東德經濟擴張。
現在我們要做的是那些體面的國家中的體面人，需要相互找到彼此，團結一致。在英國，有些無法理解的民粹主義行徑在發生，它們就像是美國的鏡像。
中國新聞周刊：我們能看出彼得·吉勒姆有諸多憤怒、不滿。但是我的理解是他的內心更多的是傷痛，他是個悲傷的人。
勒卡雷：是的。我認為，他總是在尋找，卻又不可得。他總是在試圖說服自己，之後他脫離的情報部門的工作。他一生的摯愛也離開了他。這些年輕時都有很多女孩的驕傲的年輕人，步入中年後，他們都有些許失落。因為他們對姑娘們不再有什麼吸引力，他們變得有些沮喪、傷感。在秘密的世界裡，你總是因為你是誰而有光彩。間諜總是男孩們的遊戲，女人只是遊戲的部分。
中國新聞周刊：你還會寫其他的彼得·吉勒姆的故事嗎？
勒卡雷：不會。這本書就是全部。「我反倒認為在當前的情報服務中，人的因素變得更重要」
中國新聞周刊：你覺得現在科技的進步改變了情報服務很多嗎？
勒卡雷：我反倒認為在當前的情報服務中，人的因素變得更重要。大量的情報傳遞出來，它們應當被很好地核實。每當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情報人員回頭看，通常會說：「我們知道。」是的，我們當然知道，只是情報在事發前沒進行核實。在我看來，這是人的失敗，因為是人腦在做判斷。
如果你看看曾發生過的背叛，一個情報員，需要傳遞情報給其他人。要讓這一大群不熟知對方的人的價值觀相同，共同協作，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我自己絕不可能運轉好這麼龐大的組織。因為在組織運轉的過程中，你會發現有時一個笨蛋把手提箱遺失在地鐵裡，另一個笨蛋忘了調時間，還有一個笨蛋在床上把事情說給了女朋友聽。所以，你永遠得把所有人的因素計算在內。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採訪中回憶過史塔西對你父親做過調查？
勒卡雷：在史塔西的檔案裡，我的父親是個非法的軍火販子，這一點被記錄在案。他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做生意，比如印度尼西亞。檔案裡，最初對他的描述是，「富有的英國商人」。接下來記錄的是一次克格勃從維也納派了個特工去找我父親談生意。我記得那人的名字叫某某博士，不過，在奧地利，每個人都是「博士」。之後，那人把見到我父親的各種細節都做了匯報，包括時間、地點、見到了什麼人、交談的內容、辦公室中的陳設等等。隨即，關於我的部分寫著，我在東德負責一家機構。這一點自然不是實情。
中國新聞周刊：你看過自己的MI6(英國陸軍情報六局)檔案嗎？
勒卡雷：不不，沒人看到過，想也不用想。
中國新聞周刊：你怎麼看斯諾登、阿桑奇？因為你書中有很多人物，不滿於一些現實情形。斯諾登的同行們中，有一些也認為斯諾登做得太過了，於是站出來向外界解釋他們的平日工作。從你的角度來說，你對此同情嗎？還是覺得他們把工作搞砸了？
勒卡雷：我對他們都表示同情——對斯諾登，以及對那些試圖這樣看待斯諾登的人。我和美國的檢察官談過，他們覺得這事非常很好笑，因為如果你擁護斯諾登，是不是也應該擁護《紐約時報》《衛報》等刊登斯諾登報導的媒體？在這件事中，沒有哪方是贏家。總的來說，你不能為告密者制定特殊法律。你只能永遠裝作這是越界，然後對他們另作處理。假如在情報圈，我們共享一個密碼，有個人跑去告發，我們就用別的法子處理他嗎？你無法這麼做，你可以找檢察官。
斯諾登的問題被拋出來的關鍵在於，是不是在政府內部，可以有人對斯諾登的處境表示同情？而且，你也並不能簡單地敞開門說，我們以後再也沒秘密了？另一個事實是，假如這位先生代表波蘭，這位先生代表澳大利亞，這位女士代表中國，他們的身份都是外交官，有一天他們坐下來一起喝酒喝到醉。第二天早上，這三人就達成了一樁交易。這就是外交如何起作用的其中一種方式。此時，相互聽聽意見、用何種語言、喝得多醉，都是無效的。有效的是，此時，人們坐在一起，說些沒意義的話，相互調侃，他們應當被允許這麼做。以及，如果這麼做能解決問題，這部分就得保密，一定程度上成為機密。「即使今天有人告訴我， 《衛報》刊登了一篇精彩的評論，我也不讀」
中國新聞周刊：除你外，如果屋子裡有個「間諜」，你能察覺出來嗎？
勒卡雷：在座的每位都是。這是人性的部分，如果你觀察，如果你有好奇心。譬如，在生意場上，我該對你如何表示友善，你能如何對我有用，我們能相處到什麼程度，我需要什麼，對方的胃口怎樣，我該如何滿足他們……這些媒體問的問題，並不是我能從情報人員的角度來回答的。但是，這些是現實世界裡，娛樂業所感興趣的。
中國新聞周刊：還和以前工作的老朋友有聯繫嗎？
勒卡雷：沒有。這是一個合乎邏輯的行為，因為這會不斷提醒你們過去的合作。如今外部的需求也發生了變化，比如，需要的是中東問題的專業人士。通過觀察地緣政治的改變，你也能料想到情報服務的人員需求和組成部分。
中國新聞周刊：你作為間諜的最大弱點是什麼？
勒卡雷：缺乏耐心。
中國新聞周刊：《人生如鴿》中，你曾經仔細描述過阿拉法特的鬍子，這段經歷在伴隨你30年後，你把它放入了自己的寫作中。
勒卡雷：是的。我在貝魯特的房子，周圍煙霧繚繞。巴勒斯坦戰線的人都在那兒，孩子打打鬧鬧。一天天過去，我說我得見見阿拉法特。之後，有一次，我一個人在一家酒店裡吃晚飯。我準備出去時，我見到門外井井有條地站著一些大人、孩子。然後有人敲門喊：「大衛先生，快開門。快出來！」我出來跟著走，越走越害怕。直到走到電梯時，有人攔下我，上來個大個兒，想對我再次搜身。我和大個兒說，「阿拉法特認識我。真的！我已經被搜夠了。別再搜了！」大個子說，「好吧，好吧。」隨即，我進屋等候，一旁靠牆站著漂亮的荷槍實彈的姑娘們。
阿拉法特到了，他進了屋（這完全是個劇場式的房間），徑直走，無視任何人，在桌前坐下。阿拉法特坐下後，拿起一張報紙，抬頭看了看，發現了我。他又抬高了一點頭，說：「大衛先生，你怎麼來看我了？」我說道：「主席先生，我來，是為了把手放在巴勒斯坦之心上。」他連忙說：「它在這兒它在這兒。」
之後，他對我進行了一場標準的關於巴勒斯坦的演講，譬如，我們不是反猶太人的，我們愛猶太人，如同愛我們的兄弟等等。說完後，他提議我們一起拍個照。但是我並不想拍。
後來，我在約旦又見到了他。酒店裡，我們又見了一次。在那兒，阿拉法特讓我站他身邊。周圍的孩子站了一圈，他們用鞋子跺著地板，兩手有節奏地鼓掌。
中國新聞周刊：你怎麼看待評論界對你的評論？
勒卡雷：我要告訴你的事實是，第一，我不是評論界的人。所以，這部分的工作，不是我需要做的。第二，我也的確尊重評論界所說的。第三，我已經不再讀評論了。即使今天有人告訴我，《衛報》刊登了一篇精彩的評論，我也不讀。假如你相信其中一位作者寫的誇讚評論，這意味著你也要相信另一位的批評。所以，最好的辦法是遠離他們，因為我覺得讀這些評論絲毫不能提高我的寫作技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