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以後，盟軍在德國和日本分別設立軍事法庭來對戰犯進行審判，即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
同盟國認定的23名戰犯中，只剩下21人接受審判，其中一個患重病，不能到庭，最後只有20人坐上了被告席，戈林等12名戰犯被判絞刑；魯道夫·沃爾特·理察·赫斯等3人被判終身監禁；4人被判處有期徒刑；3人被判無罪。
相比之下，日本方面的戰犯受到懲處的人就比較多，刑罰也比較重。28名甲級戰犯被送上國際法庭，其中有七名戰犯被執行絞刑，149名乙級戰犯被判處死刑，實際執行145人.日軍戰犯被判執行死刑的人數是德軍戰犯人數的14倍。
同樣發動侵略戰爭，日軍將領還沒有德軍將領人數多，為什麼日本被處罰較重，德軍處罰較輕？
其實紐倫堡審判之前，德國戰犯們是心驚膽戰的。
因為蘇聯和英國都主張從嚴懲處，蘇聯認為所有參戰德軍將領都該被活埋；英國主張不審判就槍斃；美國法官的態度卻跟蘇英大相逕庭。法官說：「如果你們認為在戰勝者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可以任意處死一個人的話，那麼，法庭和審判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人們將對法律喪失信仰和尊重，因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讓人服罪。」
美國法官說服了蘇聯和英國，三國決定成立紐倫堡法庭，對戰犯進行公證的審判。
即便如此，在蘇聯的壓力下，有些被西方法官被認為不該殺的人被殺，造成了「冤假錯案」。
比如納粹德國陸軍大將，德軍最高統帥部作戰局長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在紐倫堡審判中他被判為戰犯，處以絞刑，卻在行刑六年後，被撤銷了在紐倫堡被指控的主要罪行，宣判無罪。
由此可見，對德國戰犯的懲處力度還是比較大的。
可是為什麼受到起訴的德國軍官那麼少？
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下戰犯的定義和兩國將領在戰爭中的行為。
戰犯的定義是：
參與策劃、準備、發動或進行侵略戰爭，或犯有違反戰爭法規和慣例、違反人道原則等嚴重罪行，被認為是戰爭犯罪。
兩軍將領在戰爭中的作為：
對平民大規模大屠殺
比如南京大屠殺，一次就屠殺30萬；日軍在佔領南京後進行殺人比賽，在掃蕩的時候，日軍將領還縱容部下進行強姦比賽。
再比如，日軍在東南亞也犯下了此類獸行，對那裡的平民實施大規模屠殺，還在平民頭頂澆上汽油點燃。
日軍的這些暴行不是提前制定的計劃，命令也不是日本天皇下達的，是日本將領自己的行為，理所當然應該這些將領來承擔罪責。
而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是希特勒等人制定的計劃，是蓄謀已久的，負責的是幾個計劃制定者和執行者中的少數高級將領，下面的低級將領是執行者，不是始作俑者。
而在歐洲戰場，也發生過對平民的屠殺，但只是零星發生，並沒有形成規模；是極少數士兵的犯罪行為，跟上級指揮官沒有多大關係。
體質不同，戰爭責任不同
德國發動二戰的時候，希特勒是國家元首，是發動戰爭的罪魁。
由於德國的黨國體制，軍隊受執政黨控制，軍人只是命令執行者；所以戰爭責任只能由執政黨和它的領導人們來承擔，中下級軍官不應該為此買單。
日本在二戰時期，軍人控制了軍隊，制定對外政策和戰爭計劃，都是由軍人掌權的內閣來完成的。而且有的軍事行動，比如918事變對中國東北的入侵，是大佐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中佐石原莞兒等中層軍官的力推下完成的，所以有關將領必須為他們的發動戰爭的罪行承擔責任。在東京審判中，這三個罪魁禍首都被判處死刑，石原沒有上絞刑架，但卻死於膀胱癌。
而日軍第六師團團長谷壽夫，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被判處死刑，則是因為他們是南京大屠殺的元兇，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
總之，在戰爭中承擔責任不同，所犯罪行程度不同，是很多日軍將領被嚴懲，德軍將領免於起訴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