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決定推遲奧運會後，東京周邊抗疫措施陡然升級 | 京釀館
推遲奧運後，日本疫情如何發展，還有待觀望。
文 |陶短房
3月26日，日本7個縣政府宣布了新的應對疫情限制措施——包括要求本地居民周末不要外出，不要去疫情最為嚴重的東京都、愛知縣等地。
這也讓實行這些措施的日本地區升至9個。
而東京都本身的「限出」，比外地「限入」來得更早。
在25日的緊急新聞發布會上，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要求，東京都民眾周末及平時夜間不要外出，平時白天「儘量在家辦公」。
翌日還追加措施，要求民眾不要離開東京都範圍。
這只是抗疫措施升級的一環
26日實施抗疫應對措施的7個縣，分別是埼玉縣、神奈川縣、千葉縣、山梨縣、栃木縣、群馬縣和靜岡縣，絕大多數分布在東京都周邊和東北地區。
由於東京都地區是日本疫情最密集、國際往來最頻繁的「節點」，這些地方普遍針對東京都地區實施抗疫措施升級，不難理解。
而由於「鑽石公主」號郵輪相關感染及其他來源感染，日本北海道政府早在2月28日就成為最早進入「醫療緊急狀態」的地方，民眾被要求「除非必須，不得外出」。
3月19日緊急狀態到期，但北海道政府繼續要求民眾上個周末不要外出。
日本政府2月27日宣布全國範圍「停課至春假結束」；3月26日在政府環節建立了專門針對新冠疫情的「應對總部」。
與此同時，厚生勞動省自3月18日起開始悄然增加日核算測試人數。自24日起進一步大幅增加，由此而來的，是累計確診數和日新增確診數的顯著飆升。
截至3月26日，日本累計確診數已悄然升至1398例，其中死亡47例。24日之後的日新增病例普遍在40例左右，是24日之前日新增最高紀錄（17例）的兩倍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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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遲奧運會的緣故？
正如許多觀察家所指出的，日本這些地方層面抗疫措施的升級，或許跟推遲奧運會不無關係。
由於在主辦東京奧運會問題上寄託過甚，儘管日本和最早暴發疫情的中國、最早發生海外密集社區性傳播的韓國均一衣帶水，但疫情暴發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日本政府在防疫問題上有些患得患失。
以最為關鍵的核酸檢測問題而言，2月26日厚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承認，2月18日至24日，日本共進行核酸檢測6300次，日均僅900次。
迫於各方面壓力後，其核酸檢測雖有所增加，但截至3月18日，日均也僅1190次——要知道，日本日核酸測試能力高達8000次以上。這被許多批評者斥為「為保奧運會做數據」。
而厚生勞動省官員佐原保幸「有這個能力不意味著有這個必要」，以及日本感染症學會理事長館田一博等「過多測試反倒會引起不必要驚惶」等言論，也被許多人認為是文過飾非。
許多人認為，正是因為「保東京奧運會」心切，日本政府才不惜風險，通過減少核酸檢測基數，對全國確診率「打埋伏」。
同樣，出於「保奧運會」心態，日本遲遲不願效仿其他國家，在城市、地區範圍宣布諸如「封城」「宵禁」等抗疫措施，更不願貿然切斷國際航班出入境渠道。
直到3月13日，日本政府、冬奧組委會還信誓旦旦表示「除了按時主辦外別無方案」，東京奧運會聖火也「逆向而行」，運抵日本。
但最終在各國政府、奧委會和運動員的強大壓力下，日本政府於3月24日同意將東京奧運會推遲一年舉辦。
該決定顯然讓各國政府、奧委會和運動員鬆了口氣，而日本中央及各地方政府也明顯放下了負擔。
可以想見，在核酸測試基數大幅上升的前提下，日本疫情累計確診等數據還會持續上升一段時間。
但相較於之前，這種趨於透明化的狀況或許反倒讓人更放心。
且輕鬆且沉重
可事情並非那麼簡單。
日本戰後賦予地方行政很大自治權，各地對中央政府「擴權」的企圖，長期以來就有很強的警惕心。
正因如此，安倍內閣此前下令全國停課，也遭到許多地方政府、教育部門抵制。
3月13日，日本參議院通過《特別措施法》，令2013年4月13日起生效的《新型流感等對策特別措置法》中各種應急措施可直接適用於此次抗疫。
這包括賦予中央政府繞過地方政府直接採取「大規模疏散措施」、以「防疫需要」為理由未經業主許可接管土地房屋、限制郵路等權力，在各地引發廣泛抵制。
日本此前經歷了漫長的「泡沫經濟破裂期」，「安倍經濟學」又療效不佳，不論中央、地方、企業或就業者，都普遍「擔心經濟/失業率甚於疫情」。
正因如此，儘管形勢越來越叵測，但包括日通勤人次高達280萬的東京都，日本遲遲不願採取諸如限制人流、限制群體性聚集、要求在家辦公等疫情應對措施。
必須承認，憑藉良好的醫療衛生體系、民眾較高的公共素養，和長期應對各種自然災害養成的抗擊打能力，日本迄今在抗擊此次新冠疫情方面的「紙面分數」還不錯。
然而，面對與日俱增的疫情在全球擴散的壓力，推遲奧運會後，日本疫情將如何發展，還有待觀望。
陶短房（專欄作家）
點擊進入專題： 聚焦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責任編輯：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