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王鵬 讀書雜誌
編者按
「最早的中國」及由其開啟的輝煌的青銅時代，是東亞經濟和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此時東亞以西的內陸草原地帶也經歷著深刻的經濟和社會變革。公元前四千紀末至前二千紀末，草原畜牧人群自南烏拉爾向以薩彥—阿爾泰為中心的南西伯利亞地區進行了數次遷徙。那麼，東亞與草原之間是否存在交流？在哪些方面及何種程度上影響了中國？這是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共同關心的問題。王鵬的文章以歐亞草原為背景，構建了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基本框架，有助於讀者全面理解中國的青銅時代。
中國青銅時代的歐亞草原背景
文 | 王鵬
（《讀書》2020年10期新刊）
在中國歷史上佔有特殊地位的夏商周三代，是中國的青銅時代。根據整個歐亞大陸的考古和歷史年代分期體系，中國青銅時代屬於歐亞大陸青銅時代的晚期和末期。
青銅時代是個偉大的時代，此時歐亞大陸北部草原上的畜牧業和冶金業突飛猛進，生產力發展水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直接導致了人口移動和獲取更大地理範圍內資源能力的增強，從而使傳自西亞、中亞或起源於草原上某些地點的新鮮事物，能夠快速地在廣闊的地域內普及和傳播。從這個時候開始，歐亞草原變成了文化帶。
學者們普遍認為，中國青銅時代文明所取得的重要物質和文化成就，有一部分即來自於歐亞草原地帶。但具體是那些成就，這一切又是如何發生的，進而，三代文明在歐亞青銅世界中處於什麼樣的位置？近年來，隨著夏商周考古新發現的湧現和研究的深入，解答這些問題成為致力於三代研究的學者的迫切願望。雖然這些問題不易回答，但參照東西兩端的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仍可勾勒出當時文化傳播的大體輪廓。以此輪廓為基礎，將歐亞草原作為背景，會有助於我們加深對中國青銅時代的理解。
一
地理學意義上的歐亞草原，西起多瑙河下遊的黑海沿岸，東至大興安嶺，橫跨六七千公裡，但在考古學上一般把黑海與阿爾泰山之間約四千公裡的草原地帶稱為歐亞草原，這是因為此區域內的自然地理環境相對一致，並且考古學文化面貌相似。考古學上的歐亞草原又可根據自然地理環境和考古學文化面貌進一步的差異，大體以烏拉爾山為界分作東西各約兩千公裡的兩段。歷史上，與中國關係最為密切的是歐亞草原的東段。相比較而言，草原東段的東西兩端由於有山脈的依託，故考古遺存更加豐富，而相對空曠的中間地帶則主要是交流的通道（當然也並不乏原生的考古學文化）。
歐亞草原東段的最西端，是南烏拉爾地區，即烏拉爾山脈南段山地的東西兩側以及烏拉爾河流域的森林—草原和草原地帶。這是歐亞草原考古，尤其是歐亞草原青銅時代考古最重要的地區之一。這不僅是因為烏拉爾靠近環黑海、中亞兩個發達的古代文化區，且處在最重要的交通路線上，還因為自青銅時代以來，烏拉爾地區富集的銅礦吸引了來自其他地方的「工業移民」。這些後來的人群與當地的居民攜手進行了一系列的技術和制度上的創新。後來的木槨墓文化（烏拉爾以西）和安德羅諾沃文化（烏拉爾以東）即以此為基礎，並且從此處發端和席捲整個歐亞草原，對歐亞大陸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歐亞草原東段的最東端，是南西伯利亞地區，即以阿爾泰山和東、西薩彥嶺為中心的山地—森林—草原地帶。這是歐亞草原考古另一個極為重要的地區。這是因為南西伯利亞處於西西伯利亞平原與中西伯利亞高原之間的過渡地帶，地形多樣（山地、盆地、丘陵、平原），自然資源豐富（森林、草原、水利、礦產），這決定了此處的考古學文化類型比周邊地區更加多樣。不僅如此，被東、西薩彥嶺和庫茲涅茨克阿拉套環繞、葉尼塞河縱貫南北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因地形封閉，且自然環境和氣候條件遠較西部的草原和東部的山地優越，使歐亞草原上自西向東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均在此駐足，並與當地的土著居民一道在相對狹小的地域內留下了異常豐富的考古遺存。正是因為如此，20世紀20年代蘇聯天才的考古學家С. А. 捷普洛霍夫（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еплоухов）幾乎憑一己之力，在短短的數年內建立起了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的發展序列（20世紀60～70年代，這個序列被補充和完善為：阿凡納謝沃文化—奧庫涅夫文化—安德羅諾沃文化—卡拉蘇克文化，根據最新的碳十四年代數據，其年代分別為公元前29～25世紀；公元前26～18世紀；公元前17～15世紀；公元前14～9世紀）。也正是因為如此，南西伯利亞一直被視作西伯利亞乃至俄羅斯考古最重要的地區之一，在很長的時間內都起著西伯利亞考古學文化序列標尺的作用。
С. А. 捷普洛霍夫
二
米努辛斯克盆地幾乎記錄了青銅時代歐亞草原上自西向東每一次大規模的人群遷徙。如果將這些發生在歐亞草原上的遷徙比作潮流，那麼米努辛斯克盆地就是草原東端巨大的洗金盆，盆地內由草原移民帶來的考古學文化就是璀璨的金塊（不能否認，由土著居民以及土著居民與外來移民共同創造的考古學文化同樣輝煌）。從歐亞草原到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這個「淘金運動」，無疑是考察中國與歐亞草原之間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參照系。其一，中國與歐亞草原的文化交流正是在這些人群遷徙浪潮的背景下發生的：西部人群在到達草原東端時，一部分人從阿爾泰山北坡或越過阿爾泰山到達了米努辛斯克盆地，另一部分人從阿爾泰山南坡或沿天山谷地到達了新疆，或進一步向東。其二，米努辛斯克盆地與中國北方地區之間也存在著文化聯繫，這些聯繫顯然是草原「淘金運動」的繼續發展。
目前可以明確的青銅時代較大規模的人群遷徙有兩次。第一次是青銅時代早期草原西部的豎穴墓文化人群向東遷徙，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內創造了阿凡納謝沃文化。考古學家已經在遺物、葬俗、體質人類學和古遺傳學等方面找到了阿凡納謝沃文化源自豎穴墓文化的證據，並且根據在哈薩克斯坦和阿爾泰地區發現的阿凡納謝沃文化遺存復原了當時人群向米努辛斯克盆地遷徙的路線和過程（最新的碳十四數據顯示，阿爾泰地區阿凡納謝沃文化遺存的年代為公元前31～29世紀，要早於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阿凡納謝沃文化遺存）。此外，近年在新疆的阿勒泰和伊犁地區也已經發現了屬於阿凡納謝沃文化的考古學遺存。雖然阿凡納謝沃文化人群未進一步向東擴展，但從年代上判斷，中國北方地區於公元前3000年左右出現的家養黃牛和綿羊，最有可能與此次人群的遷徙有關。
第二次明確的人群遷徙是青銅時代晚期辛塔什塔—彼特羅夫卡—安德羅諾沃文化人群的擴散，他們使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席捲整個東部草原，並滲入到米努辛斯克盆地和新疆東部。這個過程大致相當於中國青銅時代的早期階段（公元前21～14世紀）。從年代上判斷，中國北方地區於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現的小麥和冶金技術，最有可能與此次人群的遷徙有關。
除了之阿凡納謝沃文化和安德羅諾沃文化以外，米努辛斯克盆地青銅時代中期的奧庫涅夫文化和青銅時代末期的卡拉蘇克文化的形成，可能也伴隨著人群的流動。奧庫涅夫文化的面貌具有強烈的地方性色彩，但體質人類學和古遺傳學材料卻顯示出了較為複雜的情況。在早期階段（公元前26～23世紀），奧庫涅夫文化的女性居民為當地的蒙古人種，男性居民為歐羅巴人種，但與此地之前的阿凡納謝沃文化的顱骨特徵和遺傳結構存在很大不同。在晚期階段（公元前22～18世紀），奧庫涅夫文化兩性居民均表現出了蒙古人種的特徵，此前二者之間的差別已經消除。因此學者認為，奧庫涅夫文化是由外來的男性和當地的女性共同創造的，並根據體質人類學和古遺傳學材料以及個別的遺蹟和遺物推測，奧庫涅夫文化的男性居民來自草原西部的洞室墓文化，這些「獨身」男性群體的遷徙具有軍事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奧庫涅夫文化晚期階段的年代與近年來陝北地區的重大考古發現——石峁遺址大體相同，並且奧庫涅夫文化（及南西伯利亞地區同期的其他考古學文化）與石峁文化（及中國北方地區同期的其他考古學文化）在石雕藝術（尤其是「獸」食人、人「獸」互動、人—「獸」雙面母題）、建築形式（奧庫涅夫文化文化也存在石砌「山城」；奧庫涅夫文化墓葬及墓前祭祀遺存的結構與石峁遺址皇城臺禮儀性建築的布局十分相似）和一系列特殊的遺物（比如滑石人頭像—玉人頭像、柄形器；石、銅璧—玉璧；石、玉半月形器—玉雙鳥、勾雲形器；壓制偏翼石鏃；環首交叉紋銅刀；銅手鐲；朱紋陶器—朱文陶器）等方面均表現出了驚人的相似性。這些文化因素在西伯利亞和中國各有更加古老的淵源，因此奧庫涅夫文化與石峁文化之間，很可能存在雙向的文化聯繫。還需要注意的是，此時正是塞伊瑪—圖爾賓諾式銅器在南西伯利亞山區和歐亞草原北部靠近泰加林地帶大規模生產和流通的時代（塞伊瑪—圖爾賓諾式銅器主要包括矛、斧、刀等，是當時歐亞草原上最先進的武器和工具，學者一般認為南西伯利亞地區是塞伊瑪—圖爾賓諾式銅器和銅器生產技術的發源地），而近年來的考古發現和對以往材料的梳理表明，塞伊瑪—圖爾賓諾式銅矛在中國北方地區也廣泛分布，甚至是出現在了長江流域的淅川下王崗遺址，這同樣說明南西伯利亞與中國北方地區之間存在某種形式的文化聯繫。很多學者都注意到了石峁文化石雕與後石家河文化玉雕之間的相似性，以及與二里頭文化和商文化青銅器紋飾之間的無可爭議的傳承性，因此石峁文化與奧庫涅夫文化之間的聯繫，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青銅時代，是需要認真評估的——此時正值二里頭文化和商文化的前夜。
奧庫涅夫文化與後石家河文化的石玉人像
奧庫涅夫文化「雙龍」與石峁文化、商文化「饕餮」的構圖原理相同
卡拉蘇克文化是歐亞草原東部地區諸「後安德羅諾沃文化」的一種，具有鮮明的「後安德羅諾沃時代」特徵。雖然陶器紋飾可以明顯看出是承自安德羅諾沃文化，但其他方面與安德羅諾沃文化全然不同，因此卡拉蘇克文化陶器紋飾僅是時代特徵的體現。考古學家推測，卡拉蘇克文化也是由來自草原的移民創造，其最有可能的起源地應該是哈薩克斯坦。值得注意的是，卡拉蘇克文化文化具有獨特外觀的獸首刀、三鈕環首刀和蕈首刀，又見於中國北方（包括中原）和蒙古地區，而基本不見於草原上的其他地區，因此卡拉蘇克文化文化應與中國北方地區的青銅文化甚至是殷墟文化存在某種形式的聯繫。很有可能，其重複了青銅時代中期奧庫涅夫文化與石峁文化之間聯繫的路線（從地理形勢上看，最有可能的路線是穿越西薩彥嶺，由圖瓦盆地沿阿爾泰山東麓經蒙古西部南下到新疆東部、河西走廊、河套地區，或相反方向）。
米努辛斯克盆地及中國北方地區的銅刀、弓形器
上述米努辛斯克盆地考古材料所指示的人群遷徙和考古學文化形成的過程，與中國青銅時代的年代吻合，且關係最為密切的是安德羅諾沃文化的擴散和繼之而起的「後安德羅諾沃文化」的興起。應該看到，「後安德羅諾沃文化」的興起是安德羅諾沃文化擴散的結果，二者屬於同一歷史過程。這個歷史過程發生在歐亞草原東段，而其根源在東部草原西端公元前3千紀末、2千紀初的南烏拉爾地區。
三
南烏拉爾地區青銅時代考古最重要的發現，是青銅時代中期最晚階段（公元前3千紀末至公元前2千紀初）以辛塔什塔和阿爾卡伊姆遺址為代表的辛塔什塔文化聚落。
20世紀60年代，為了配合水利設施建設，蘇聯考古學家在車里雅賓斯克南部進行考古調查時於辛塔什塔河的右岸發現了已經被河水衝毀的辛塔什塔遺址和墓地。隨後В. Ф. 格寧（Владимир Федорович Генинг）領導的烏拉爾考古隊和Г. Б. 茲達諾維奇（Геннад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Зданович）領導的烏拉爾—哈薩克斯坦考古隊分別於1971～1976和1983～1986年，對殘存的遺址和部分墓葬進行了發掘。墓地中發現的馬車殘跡足以使學者震驚，且同心圓狀的設防建築在草原上亦前所未見，這徹底改變了學者長期以來對歐亞草原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刻板印象。
В. Ф. 格寧格與學生們在辛塔什塔遺址（1974）
Г. Б. 茲達諾維奇
20世紀80年代末，同樣是為了配合水利設施建設，Г. Б. 茲達諾維奇領導的烏拉爾—哈薩克斯坦考古隊在北距辛塔什塔遺址30公裡的大卡拉幹卡河右岸發現了阿爾卡伊姆遺址。阿爾卡伊姆遺址與辛塔什塔遺址非常相似，但保存的更好。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以烏拉爾考古學家為主的團隊開始了對阿爾卡伊姆遺址的保護性發掘和研究。與此同時，考古學家還在南烏拉爾地區展開了大範圍的考古調查，目前已經在烏拉爾山東麓方圓200公裡範圍內的託博爾河、烏拉爾河及其支流上，發現了20餘處此類遺址。雖然這些集中分布的設防聚落遺址的性質還不明確，但考古學家一般將其稱為「城市國家」。
南烏拉爾青銅時代「城市國家」的分布
辛塔什塔文化遺址的布局均經過統一規劃，平面多呈圓形或橢圓形，房屋以圓形廣場為中心放射狀分布，遺址平面亦有作方形者，房屋成排分布。遺址的每間房屋內均設有熔爐等冶金設施，並發現有與冶金活動有關的遺物。除了連成一體的房屋外牆之外，遺址還有壕溝、土牆或圍欄環衛，儼然防禦性的堡壘。完整的辛塔什塔文化聚落還包括與居址相配套的墓地。墓葬中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帶有輻條的輕便式馬拉戰車，以及戰車上的銅矛、斧以及弓箭等先進的武器，頗具軍事色彩。不僅如此，個別墓葬中還出土有各種冶金設備，這說明辛塔什塔文化聚落中的居民是全副武裝的冶金工匠。這一切顯然都與聚落附近烏拉爾山脈豐富的銅礦資源有關。辛塔什塔文化顛覆了以往人們對草原考古學文化的認知，它說明歐亞草原不僅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還是一系列先進事物的策源地。正是因為如此，辛塔什塔和阿爾卡伊姆遺址被認為是蘇聯和俄羅斯20世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
В. Ф. 格寧格、Г. Б. 茲達諾維奇、В. В. 格寧格著《辛塔什塔》
發掘前、發掘中以及復原的阿爾卡伊姆遺址
辛塔什塔文化最主要的物質成就是冶金和馬拉戰車。這兩項成就也被之後的木槨墓文化和安德羅諾沃文化繼承，並隨著印歐人群的擴散，影響了整個歐亞大陸。在歐亞大陸東端，與辛塔什塔文化的年代（約公元前2100～1700年）大體同時的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夏王朝（約2100～1600年）。雖然此時（或稍晚）在中國北方和中原地區發現了一些與辛塔什塔文化相似的遺物，但我們並不能將辛塔什塔文化與夏文華直接進行對比，以探討二者之間是否存在以及存在什麼樣的聯繫。這不僅是因為夏王朝對我們來說仍舊是撲朔迷離，還因為南烏拉爾與中原相距四五千公裡，其間相隔的不僅是萬水千山，還有數量龐大的以各種考古學文化為代表的相互之間的關係十分複雜的人群。因此即便二者之間存在某種聯繫，我們也要根據烏拉爾與中原之間的廣袤地域上的考古學材料、考古學文化和社會的具體情況，去復原這個過程。很顯然，由於各地區間考古工作的不平衡性，目前尚無法進行這樣的研究。
辛塔什塔文化冢墓的發掘
辛塔什塔文化墓葬中隨葬的雙馬
辛塔什塔文化遺物
但較為明確的是，夏王朝和早商文化之後，中國青銅時代巔峰時期的殷墟文化（約公元前1300～1000年）中的一些重要的遺物和特殊的文化現象，均能在辛塔什塔文化中找到相對應者。遺物方面，最重要的首先是馬拉雙輪戰車，車馬器，以及成套的「車載裝備」，如銅矛、石質權杖頭、特殊形制的反曲複合弓（雖然殷墟尚未發現弓的遺存，但甲骨文中弓的形象「
」表明，這種上下弓臂不等長的反曲複合弓與我們復原的辛塔什塔文化弓如出一轍，其很有可能是專門用於車戰或騎射），其次是冶金設備和產品，如蘑菇狀鼓風管、「車載裝備」中的銅矛等。文化現象包括，墓葬中殉牲特別是狗，隨葬馬車，在陶器、銅器上刻劃馬車的圖像，以及存在將冶金工具與冶金工匠一起埋葬的現象（工匠墓）等。辛塔什塔文化與殷墟文化的相似之處當然不止於此，這裡僅主要列舉了辛塔什塔文化的兩項傑出的成就——馬車和冶金。這兩項成就也是中國發達的青銅文明最重要的標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和戰爭是維護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手段——青銅禮器是祭祀活動最重要的載體，青銅兵器以及馬拉戰車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古代戰爭的方式。
木槨墓文化與周文化陶器上刻畫的馬車圖案
雖然辛塔什塔文化與殷墟文化之間存在年代上的缺環，但在直接繼承辛塔什塔文化、分布範圍更靠東的安德羅諾沃文化以及諸「後安德羅諾沃文化」中，已經發現了更多的與殷墟文化相聯繫的線索。比如伴隨著家馬和馬車的大量出現，殷墟文化中也突然出現了一系列陶器和青銅器紋飾，而這些紋飾在歐亞草原上正是在安德羅諾沃文化後期，特別是在諸「後安德羅諾沃文化」中開始流行（如大三角紋、萬字紋或類萬字紋、菱格乳釘紋、折線紋、斜格紋等），其年代與殷墟文化大體相當或稍早。另外，甲骨文中車的象形文字「
」，與木槨墓—安德羅諾沃文化陶器上，以及歐亞草原東部被認為是安德羅諾沃文化巖畫上刻劃的馬車形象幾乎完全相同，這種特殊的構圖方式與陶器和青銅器紋飾一樣，可以說明歐亞草原與殷墟之間存在著深層次的文化交流。
阿拉庫文化與商文化的馬鑣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家馬、馬車以及一系列陶器和青銅器紋飾在殷墟突然大量的出現，很有可能反映了在短時期內發生的、導致了大規模文化交流的特殊事件，但文化交流本身卻是一個過程，我們無法將其與之前發生的歷史割捨開。因此對殷墟的馬車和冶金技術也要做動態的考察。目前已經發現殷墟文化的冶金技術與二裡崗文化存在繼承關係，而二裡崗文化的冶金技術與二里頭文化存在繼承關係，同時一些零星的、間接的考古證據也表明，中國早於殷墟的家馬和馬車很有可能已經存在。這說明，殷墟馬車和冶金技術的出現有其先前的基礎。在不斷的交流中不斷地創新，這就是殷墟的馬車（車體更寬大，輻條數量更多，青銅車馬器代替了木、骨、角等其他材質的車馬器）和冶金技術（合金配比更科學、可以鑄造青銅容器）遠比同時期的歐亞草原先進的原因。
木槨墓文化與商文化的冶銅鼓風管
以往學術界均強調安德羅諾沃文化的擴散對歐亞歷史的重要意義，但從中國的情況來看，安德羅諾沃文化解體這一過程或事件所產生的影響明顯要更大。安德羅諾沃文化的解體，即有可能是自然的原因，也有可能是社會的原因所導致，當然也有可能是自然和社會共同作用的結果，無論如何，其產生的影響已經波及到了東亞地區。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記載的商王武丁頻繁的徵伐活動正是發生在這個時期。其是否與歐亞草原上安德羅諾沃文化的解體（和新文化的產生）存在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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