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管虎執導、黃渤主演的小成本國產片《鬥牛》是部為人忽略的遺珠之作，在影片穿插閃回式的剪輯之下，觀者不難察覺《活著》和《鬼子來了》這類電影的影子。但《鬥牛》顯然未在「悲憫」和「嘲諷」的前人印象中打轉，它除了無條件地忠於「歷史現場」，還別開生面地討論了在戰爭這種極端情形下組織與個人之間的關係。
一
《鬥牛》成本雖小，但野心卻頗大。撇開上述「意義」不談，這部電影首先吸引我的是它以小見大、以虛帶實的格局，管虎細膩且精準地還原了戰亂年代中國鄉村的真實風貌，並在此基礎之上推演出那些被「臉譜化」、「標籤化」的歷史角色同一個再尋常不過的普通百姓的交會模式。
如此色彩鮮明的佳作，自上映後被大眾提及的頻率甚至低於那些惡俗不堪的「抗日神劇」，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在我看來，《鬥牛》的價值之所以被低估，原因是人們更習慣於接收恢宏之中那類運筆明確的雕琢，卻往往無法領略藝術家們在不動聲色中露出的冰山一角。
你拍千軍萬馬和義大利炮，那在人們眼中你就是在正襟危坐地談歷史，哪怕你最終呈現的效果不怎麼嚴肅。反之，你像《鬥牛》這樣，全片主角是一個人和一頭牛，沒有像樣的場面戲烘託，哪怕你所有看似荒誕的敘事背後都有嚴謹的邏輯與實例做支撐，哪怕你所有大開大合的片段中都包含了豐富的考據與量測，你終究會被人們視作小打小鬧。
一言蔽之，時代的大多數人離「歷史現場」太遠，所以只能看見大開大合，看不到遍地的細節和隱喻。
二
故事的坐標是山東臨沂沂南馬牧池村，離魯南重鎮臨沂縣城的歷史敘事有些距離。
民國二十七年的徐州會戰，西北軍龐炳勳的40軍與張自忠的59軍這兩支雜牌部隊曾在臨沂保衛戰中遲滯由板垣徵四郎任師團長的日軍精銳第5師團達三個月之久。若沒有龐張兩軍的固守，以及川軍王銘章部在滕縣的殉難，也就沒有日後彪炳史冊的「臺兒莊大捷」。
電影中的臨沂早已淪陷，那意味著日本軍隊不出現則已，一出現便是這片土地上最具壓制性的力量。
在《鬥牛》的日軍身上，你除了能看到負責搜索的先頭部隊交替行進時的訓練有素，看到連同率隊大尉在內的官兵臉上因作戰留下的淤青，看到他們在夜間因聽見異響而做出的熄滅照明信號的機警，還能看到另外一樣東西。
那是兇悍激烈的海洋文明薰染出的好鬥品性。黑格爾說：「勇敢的人們到了海上，就不得不應付那奸詐的、最不可靠的、最詭譎的元素，所以他們同時必須具有最機警的權謀。」在與同居東亞的中國人的比較之下，日本人的這一特性無疑更加明顯——在日本農民身上，永遠隱蔽著一種軍人式的兇猛表情；而在中國士兵的臉上，則永遠隱蔽著一種農民式的溫順厚道。
這是美國社會學家E.A.羅斯在他那本於1911年出版的《變化中的中國人》裡的觀點，這位來自威斯康辛大學的教授敏銳地發覺，在崇尚「溫良恭儉讓」的中國人裡，即便是士兵也不具備攻擊性，中國軍隊是世界上少有的純粹用於防禦的國家軍隊，這儼然是一種亙古未變的傳統。如羅斯所言：「中國人公認，什麼都比戰鬥要好……他們這種害怕惹麻煩的心理在他們所處的環境之下是理智的。」
遵守理性成熟的社會契約，中國人的品格無疑是溫馴的農業文明所賦予的，但前述契約只在認同它的群體中生效。而當中國人拿起槍，試圖披上鱗甲，重新長出牙齒與利爪之際，野性恢復的速度總是比預想中更遲緩。在《鬥牛》裡走馬燈一般出現的中國軍人身上，你能清晰地感受到那種遲緩，那是剛剛放下鋤頭的農民與武裝到牙齒的海盜後輩在對抗時的不適應。
「國家多難，軍人應當馬革裹屍，以死報國。」抗日名將佟麟閣的遺言，於後世而言，大悲情自然掩過大豪情，我想起了作家祝勇的那個形容——「中國人的死，是殉難；日本人的死，是報應」。
某種意義上講，在那場抗爭中，侵略者是職業的，捍衛者是半職業的，而死難者則是根本不職業的，戰爭本應與他們無關。
三
以往的國產劇去描述侵略者鐵蹄下的鄉村的時候，我們經常能看到中國百姓跟言語不通的敵國軍士巧妙周旋的戲路，在一桿杆「三八大蓋」和「南部十四式」面前，這樣的設定不免有戲劇化的處理。但管虎拒絕在自己的作品中重複這類戲劇化，這使得《鬥牛》的邏輯呈現了久違的必然——刀俎就是刀俎，魚肉就是魚肉。
電影的開場，馬牧池村遭遇了滅頂之災，一個進行掃蕩的日軍中隊血洗了村子。黃渤飾演的牛二因在山上替奶牛挖藏身洞而逃過一劫，當他回到村子看到那些被焚燒過的屍體，很快就意識到了自己是慘案的唯一倖存者。《鬥牛》的敘事建立在「死人堆」之上，後面出現的村民畫面，不過是牛二睹物思人的回憶。
手無寸鐵的鄉民遭遇槍刺林立的軍隊，我對這一情節最難磨滅的印象出自作家方軍《我認識的鬼子兵》的一則侵華老兵回憶。敘述者正來自前文提到的第5師團，和《鬥牛》裡的日本兵澀谷一樣，鈴木是個剛剛趕赴中國戰場的新兵。部隊在山西作戰時，包圍了一個據說是八路軍據點的村子，鈴木回憶，那個村子窮得連飲用水都沒有，井深得有20~30米。令他們憤怒的是，全村100多名村民拒絕合作並怒目而視，大尉山田下達了格殺令。
在鈴木猶豫的當口，伍長拉出一個看上去僅兩歲的孩子一劈兩半，一位老者衝出人群抱起屍體哭喊，在伍長的指令下，鈴木將刺刀捅進老者腹部。老者雙手抓緊刺刀，朝人群竭力喊話，村民像炸了一樣朝日本兵湧來，一個中國青年用柴刀砍下了鈴木的左臂，使得他昏死過去。等鈴木醒來時，他左臂剩餘的部分已被軍醫鋸掉，村民全部被殺死，村子陷在烈焰之中。鈴木後來搞清楚，老者死前喊得是「瓶了吧」那句帶有山西口音的方言成為鈴木唯一聽懂並且銘記終生的中文。鈴木形容：「那是在憤怒和絕望之中，我們人類由於被殘殺而發出的最後的呻吟，是一個長者面對死亡而向他的村落發出的最後命令。」
在《鬥牛》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族長形象，做了一輩子郎中的老祖與負責召喚群眾的十三叔。當牛二返回村子的第一個晚上，他發現這兩位長輩的頭顱已經被日本人斬下，高高地掛在村裡的旗杆上。
四
抵抗侵略的模式大抵分為兩種，一種叫「禦敵於國門之外」，此即守土有責者們的理想主義；另一種是「國破山河在」，這是擺在抗戰軍士與無辜百姓面前的現實境遇。敵人打進家門後，「堅壁清野」、「焦土抗戰」乃至「以水代兵」等等，便無奈淪為應對時局的僅存之計。部隊打了敗仗，敵人趁勢掩殺，百姓成了槍下之鬼；打了勝仗，敵人殺百姓洩憤便成了家常便飯。
在2007年的主旋律電影《夜襲》中，面對八路軍129師385旅769團團長陳錫聯提出的炸掉日軍陽明堡機場的合作請求，老戲骨張志堅飾演的當地士紳婉言相拒的理由便是——「不管打贏打不贏，打完之後你們是要走的，而我郭家村上千百姓，必定要慘遭戰火塗炭。」
作家莫言寫《紅高粱家族》的靈感，亦與故鄉高密的一場小型伏擊戰相關：一支來路不明的武裝力量成功襲擊了日軍一個步兵中隊，抵抗者的「脫手斬得小樓蘭」毫無例外地為周邊地區的無辜百姓引來殺身之禍，日本人回過神來想要報復，找不到遊擊隊，那就只能把帳算在平民頭上。
《鬥牛》也體現了這一情節。
五
「八路」的形象在《鬥牛》裡一共出現了兩次。
第一次八路臨時駐紮在村內，隨著日軍推進而撤離。這支部隊是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115師直屬教導隊衛生連，全體官兵皆無佩戴「青天白日帽徽」。關於八路的番號與帽徽，歷來是兩個重點細節，它們不僅體現了影視劇創作者對創作的態度，也體現了其對歷史的態度。
首先說番號。歷史中的「第八路軍」與「第18集團軍」是一回事，前一種稱謂一個月後便被後一種稱謂正式取代，然而在八路內部，更習慣用剛接受改編時的叫法。再說帽徽，可能性大致兩種：一來，只有全面抗戰初期的八路領到了正規軍的裝備，而電影中的八路屬於地方新擴充的力量，顧不上身份標識；二來，皖南事變之後，新四軍與八路軍部分部隊相繼去掉帽徽，與前一種的「顧不得」相比，這種無佩戴凸顯了「政治性」。
電影中第二次出現的八路，是一支地方遊擊隊。當日本軍曹準備殺掉牛二的時候，這些裝備極差的散兵遊勇以迅雷之勢向留守日軍發動偷襲。戰鬥場面冷靜地交代了對陣雙方與人數不成正比的作戰能力，在日本兵居高臨下的掃射和地雷面前，衝鋒者的傷亡已經不小。鏡頭沒有完整演繹戰鬥的全程，只是給觀眾留下一個與戰鬥場面同樣凌厲的清理戰場的畫面，八路迅速抬走陣亡者的屍體，撿起地上的一柄軍刀，然後消失在畫面中，你甚至來不及看清他們的任何一張臉。
顯而易見的是，第二次出現的八路並不是來領回組織留在村子裡的那頭奶牛的。
衛生連轉移之前將荷蘭奶牛託付給了村子，並留下了餵它的精料與字據。首長告訴十三叔，國際友人捐助的奶牛對傷員來說非常珍貴，部隊十天半月就能打回來，在此之前，村民得幫組織把奶牛保管好。十三叔的考慮是，體型龐大的奶牛一看就不是本地產物，一旦被鬼子發現就是窩藏「八路牛」的鐵證。而馬牧池村的辦法是，讓村裡的光棍、大字不識一個的牛二接下了這樁差事。
電影中有一處橋段，講兩個遊擊隊員貪上了一挺日本兵的「歪把子」機槍，結果兩個人還沒摸進院子門就被日本兵埋在院子正門的地雷炸成了碎末。那通地雷提醒了自幼看著《地道戰》與《地雷戰》長大的中國觀眾，打仗是技術活兒裡最需要技術的一種，在職業軍人設下的陷阱裡，軍事素養不高的遊擊隊或是沒摸過槍的平民百姓只有死路一條。
況且，又不是只有中國人會埋雷。前段時間看一位93歲的遠徵軍老兵賀光輝的回憶，講到部隊在緬甸的行軍途中，他有8位年輕戰友因踩中日軍埋下的地雷而被炸得只剩下殘肢斷臂。
六
《鬥牛》裡除了出現了八路軍，也出現了其它的中國部隊，不過不是一前一後，而是一明一暗。
明的那次是牛二、奶牛和受傷的日本兵澀谷到山上之後，遇到了一位陝西口音的少校。少校的一隻胳膊已經負傷，他看到澀谷後怒不可遏，揚言他的兵都被日本人打死了，所以他要殺了澀谷為弟兄們報仇。
暗的那次則是牛二在上山之前，他意外地目睹了一場遭遇戰的遺蹟。「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穿藍色棉服的屍體明顯多過穿黃色軍裝的日軍屍體，這些或許就是少校那些曝屍荒野的弟兄。鏡頭處理得異常冷靜，如此默默戰死，與老百姓毫無牽扯，似乎更是軍人擔當。
但有擔當的未必獲得理解，就拿牛二來說，他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存在極大局限，即便地上出現了一面被打爛的中國軍旗，即便少校的領章已經顯示出了軍銜，即便後者的胳膊是在作戰中負傷，但當少校準備與澀谷對射時，牛二選擇拉扯的竟然是自己的同胞，而不是趕緊移開日本兵的槍。
對牛二來說，是聽衛生連的首長，還是聽這位無名少校？這個問題無法解釋。如果非要解釋，牛二阻止少校殺掉澀谷，是因為他發現澀谷能給奶牛治傷，全村的人因為保護這頭牛都死光了，所以他得繼續把牛替組織保護好。
最終，國軍少校與日兵澀谷，這兩位有槍的人在對射中同歸於盡，倖免於難的牛二把他們的屍體埋在了一起。
七
劇情安排牛二去保護奶牛，卻沒有大開腦洞地把他塑造成三頭六臂的英雄形象，一個目不識丁的老鄉沒理由蛻變成九條命的超人，這才是寫實。不僅如此，牛二簡直是武器絕緣體——玩不轉獵戶的火槍；拉弓射箭時弓弦斷裂；摸到三八大蓋之後，跳彈反而傷了自己。
日寇走了還有流民、土匪，一言蔽之，牛二隻能上山去躲。
《鬥牛》的最後，決定同奶牛在山上過活的牛二終於等來了組織，不過不是八路軍，而是解放軍。
解放軍一出場就顯示出軍人的職業性：偵察兵偵查到前方埋有地雷，長官立刻通知部屬向團部請示工兵。這處細節中的「專業的人幹專業事兒」，亦與前述片段中的諸多不專業形成鮮明比對。
一支行軍中的作戰部隊路過山腳，牛二向一位大鬍子軍官交出了當初的字條和那頭牛，軍官情急之下作出決定，將牛送給了牛二，並依照牛二請求給他寫了一副簡易的碑字。全村人及牛二拼盡性命保護的物件，最終又處理給了保管者，這一個圈繞下來，就把牛二最關心的「絕後問題」給繞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