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做醫生,依舊是我的人生理想

世事無常,而你是暗夜裡的光

「盡力去恢復，爭取還能從事臨床工作。」入院的第57天，陶勇在電話裡對《時尚健康》的記者平靜地說出了這句話，以醫生寬慰患者的語氣。

儘管他還有至少半年的康復期，康復最終會達到什麼樣的程度還要因人而異，但終究是存在這一種最好的可能性。

被同行稱作「天才醫生」的陶勇，是我國眼科排名前五的專家，在葡萄膜炎領域更是當之無愧的青年領軍者，這也是他出事引發行業極大震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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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0日，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發生惡性傷醫事件，眼科主任陶勇被歹徒以菜刀追襲，雙手和頭部多處被砍傷，左右、前臂肌腱斷裂，失血1500ml。

犯罪嫌疑人崔某，是陶勇接診的患者之一，此前他在其他醫生處做過兩次眼科手術，術後嚴重的併發症，導致他的眼睛幾乎失明，遂投醫專治疑難雜症的陶勇，經再度手術，他的視力已恢復了一部分，所以陶勇認為崔某對自己應該是心存感激的，想不通他為何會動了殺機。

中國的醫患矛盾一直都很尖銳，患者及家屬除了抱怨看病難、看病貴，指責醫生態度不好等對醫療制度的不滿和偏見外，更多其實是將對死亡與病痛的恐懼，轉嫁與發洩在醫生個體之上，卻忽略了生命體的複雜和醫學本身的局限性。「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這才是醫生工作的日常。

兩周後才脫離生命危險的陶勇，對自己遭受的無妄之災，表現得極為鎮定，甚至大部分時候，都是他在安慰來病房裡探望的親朋。

作為從業近二十年的醫生，他自言看過了太多生死，心性上比常人要更強韌。讓他擔心的反而是目睹災難現場的那些更年輕的同事們，「他們此前的經歷都十分順遂，又剛進入到這個環境，對人生突然的變故了解不多，這突如其來的事件，會讓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發生巨大的扭轉。

從我身上流出的鮮血，會讓他們陷入到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的痛苦中，無法想像，他們今後如何再拾起手術刀，回到診室。每一次的傷醫事件，都會極大程度地打擊醫護的從醫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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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1980年的陶勇，是同事們眼中的理想主義者，他像他的偶像湯飛凡和張曉樓教授一樣，在工作中踐行著懸壺濟世的理想。

之所以被稱作「天才醫生」，是因為陶勇有著這個年齡段醫生的最完美覆歷：28歲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博士畢業，32歲當上北大人民醫院副主任醫師+碩士生導師，36歲升為主任醫師；37歲到北京朝陽醫院擔任主任醫師，並被破格提任博導。

此外，陶勇在學術上也有著非凡的成績，他累計發表了98篇SCI論文，中文期刊論文51篇，主持著4項國際科研基金，2項國家科研基金，獲國家發明專利5項。由他和團隊主導研發的眼內液檢測，對推進眼科精準診療更是具有裡程碑的意義。

陶勇將除了睡眠以外90%的時間都奉獻給了他視之為信仰的醫學，每天接診上百個病人的他，還曾經創造過一天做86臺手術的個人紀錄。此外，他還要分出精力去教學、做科研。正因為在過去的十幾年裡，他一直讓自己保持著高速運轉的狀態，即使當下正處於康復期的他也停不下來，他給自己安排了許多力所能及的工作，包括給學生們視頻講課，撰寫《眼內液檢測》一書後記，及相關的科普文章等。

作為眼科領域的頂尖專家，陶勇有太多機會可以選擇去條件更好，收入更高的地方專心做科研，但挑戰疑難雜症，治別人治不好的病是他畢生的理想，所以，他堅持讓自己紮根在一線，那樣才能從更多更複雜的病例中，積累臨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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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專業成就一樣令人信服的是陶勇的人品，這也是熟悉他的人都不敢相信，這一場劫難會發生在他身上的原因：這是一個自己住著60平的出租屋，卻倒貼錢也要給貧困患者做手術的仁醫。他還曾先後三次參加國家衛計委主辦的中華健康快車行動，為貧困患者實施免費白內障復明手術逾兩千例。而在過去的6年裡，他更是為長期接診很多醫生都不敢做的愛滋病、梅毒患者進行眼部手術……對陶勇而言，「不辭艱辛，救死扶傷「是他入醫學院之初的誓言，也是他最樸素的醫心。

因為這一起轟動全國的傷醫事件，讓這位一直低調的醫生成為公眾人物，並被媒體挖掘出他背後更多的故事。

陶勇並不排斥由此附加在他身上的社會屬性，但他也深知過多的榮譽和過高的評價，對於像他這樣一個心智成熟度還有很大進步空間的年輕醫生來講，是巨大的考驗，他亦將之當作另一場修行，並懷抱著承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之心，向著「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境界，繼續一路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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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有人說：「中國公立醫院的醫生一直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你們提供了全世界性價比最高，最有效率的醫療系統，卻又是在中國被罵得最慘的一群人」。因為這次的疫情，還有發生在您身上的事件，整個社會對於醫護職業都有了重新的認識。那這一段時間，您對於中國普遍存在的醫患矛盾有怎麼樣的思考？

陶：我對醫患矛盾，還是沒有那麼樂觀，儘管這一段時間，能夠暫時性地通過媒體的集中報導，讓大家意識到醫護人員的犧牲和奉獻精神，但疫情還沒有結束，東北那邊就又傳來的傷醫事件，可見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

TH ：您覺得根本性的問題是？

陶：根本問題是教育！現在的社會普遍存在的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不像我們小時候，道德教育是五講四美，是嚴以律已，寬以待人。

但現在，老人跌倒了都沒有人敢扶，因為確實存在會被訛詐的可能。這當然跟大環境的社會風氣有關，以前大家都住在一個院子裡，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是很親密的，而現在我們住在鋼筋水泥的樓群裡，連鄰居是誰都不知道。

生活節奏變得很快，每個人都是圍繞著自己的小空間，兩點一線的生活。而醫患問題就是社會矛盾的一個縮影，人在生病之後，會對別人要求更高，因為他是弱勢群體，就自然覺得自己是有特殊要求的資本：醫生的醫術必須要高明，要態度好，看病的時間要長，要解釋明白，錢還要花得少，但你如果把醫生捧到神壇上去要求，沒有人達得到，這也無形中拉大了預期和現實的差距。

而另一方面，醫生也希望患者能遵守秩序，能理解自己，因為他每天要看上百個病人，他的生活壓力也大，收入待遇各方面不平衡，患者情緒態度又不好。當彼此都在埋怨，都在要求對方時，這個問題就無解，結果就是像現在這樣，學醫的人越來越少。

很多醫務人員的子女都不再選擇學醫，同行裡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勸人學醫，天打雷劈。在別的地方都是狀元才能考醫學院，但在中國，醫學院漸漸淪為沒有人選的學校，分數越來越低，入校的門檻也越來越低，這個現象的最終受害者一定是整個群體，因為它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我覺得如果社會真的可以回到為對方著想，嚴以律已、寬以待人的時代，大家都能夠互相體諒，整個環境才能變好。

TH ：您成為一個醫生的理想和小時候的家庭教育、生活環境有關係嗎，在您的記憶中，父母有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言傳身教？

陶：小時候的環境對我學醫的初衷確實是有很大影響，我的高祖父是赤腳醫生，後來隨紅軍長徵犧牲了，是烈士。我姑姑和姑父也都是學醫的，家裡是有這樣的傳承。我小時候體弱多病，因為扁桃體炎、支氣管炎，時不時就會去醫院，所以從小就覺得，長大了做醫生能夠去幫助別人，是很有社會價值的一份工作。

另一方面，我媽媽有沙眼，媽媽的奶奶又是因為沙眼失明，所以我學醫會選擇眼科。當然，也跟當時的環境有關係，那時候市場經濟還沒有這麼活躍，大家有錢沒錢都過得差不多，所以選擇事業和未來方向時會更理想化一些，不會太考慮錢的因素。但現在的小孩，你再去問他，他可能第一考慮的是這個行業掙不掙錢。

TH ：您的同事說您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以您的技術與學術水平，可以選擇去做更輕鬆也更名利雙收的工作，但您還是堅持在公立醫院的第一線，每天為上百患者治「窮病」，這個過程中，你就沒有過別的想法嗎？

陶：中間也萌發過「算了吧，別幹了」的念頭，因為壓力確實很大，但我又捨不得。

我研究的葡萄膜炎，是眼科裡非常冷門的一個領域，因為它的病因很複雜，不好治，精力投入得多，但不太能看到明顯的效果，而病人在長年就醫以後，經濟條件也不會太好，所以它會被稱為「窮病」。但，如果我放手的話，有很多這一類的人就真的會失明。責任感讓我放不下，就像你生了一個孩子，儘管它長得醜，但你肯定也捨不得把它餓死。

這是一方面，再就是我本心上還是喜歡這個職業，我最大的興趣愛好就是研究疑難雜症，就像我媽不理解為什麼網吧裡的少年可以一直盯著電腦玩一樣，我對治病也有癮。而有些病人輾轉四處治不好，找到我，我給他治好了，那個感覺也是特別好的，就像記者寫了一篇好文章，裁縫做了一件好衣服一樣，是自身價值感的一種體現。

當然，中間也會有一些感人的故事支撐著你，傷害我的病人確實對我的打擊比較大，但我接觸到的患者大部分是感恩的，他們打心眼裡覺得你好，想要跟你成為朋友，他們讓我覺得這個環境是好的。

最重要還是理想的支撐，畢竟我是從北醫出來的，我的老師都是頂尖的專家，他們的言傳身教，無形中讓我覺得，我這輩子要堅持做原創性的貢獻，要將挑戰疑難眼病的宗旨傳承下來，這也是一種使命感吧。諸多這些原因，讓我一直堅持到現在。

TH ：在中國做醫生，不僅是技術，體力各方面的挑戰，醫院這個環境更是能最清楚地見世態見人性。在臨床工作這麼久，對您的人生觀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

陶：我從醫這麼多年，看過太多生離死別，也已經感慨過很多次人生的短暫和無常了，所以，我更在乎的是在這個短暫的人生裡，是不是在做自己覺得對的事，有沒有在創造價值？

我自己是將醫學當成一個修行的方式，就像有的人學佛，只是燒香磕頭祈求保佑，而有的人學佛是為了修心，希望以佛經的智慧幫助自己達到更高的境界。學醫也一樣，如果你只是將它當成一份掙錢的職業，當然會受影響，因為你在這裡確實可以看到光怪陸離，看到人生百態，各種善的惡的，美的醜的，都交織在醫患的大環境裡，它是一面放大鏡，可以放大人心，所以它很可能會讓你失去對這個世界的信心。但如果你把醫學當成一條修行的路，你反而會成就更好的自己，會在這個環境中，讓自己的境界不斷的提升。

比如，當你看到那麼多的病痛和人間疾苦，你很自然會覺得自己已經得到很多，感恩的心油然而生，心態上得到修行；看到那麼多身患絕症，仍然頑強和病魔做不屈不撓鬥爭的人們，你也會變得不那麼輕易認輸，意志上得到修行；看到那麼多昨日達官顯貴、富賈名流，轉眼化作冰涼，一抔塵土，煙消雲散，眼界當然看得更遠，格局得到修行。

TH ：您最欣賞或者視之為座標的人是？為什麼？

陶：我視為偶像的是眼科的兩位教授，湯飛凡和張曉樓，他們是在中國眼科歷史上做出非常重大的原創性貢獻的人，他們發現了沙眼衣原體，也就是沙眼致病的病源，並推翻了日本學者細菌病原說。在當時那麼艱苦的科研條件下，他們堅持自己的研究，湯飛凡教授甚至冒著失明的危險，將沙眼的衣原體接種在自己眼睛上，並堅持工作40天，紀錄完整病程，來證實TE8的沙眼致病性。這兩位教授是我一直以來的榜樣，他們用一生在踐行自己懸壺濟世的理想。

TH ：您怎麼跟女兒講自己遇到的這個事件和現在所處的狀況？

陶：這是生死一線的大事件。但我沒有跟我女兒講這件事，因為疫情，我已經快兩個月沒有見到她，她一直在家裡隔離，我們都是通過視頻和微信來交流。我覺得也不用說什麼，她才二年級，還太小，等她長大以後，對社會有了理解，自然而然就會懂。

TH ：在您剛出事的時候，大家特別惋惜您可能再也上不了手術臺了，目前恢復得怎麼樣？對於未來，您有什麼具體的計劃？

陶：盡力去恢復，爭取還能從事臨床工作。我現在就在積極的做著康復訓練，每天上午兩小時，下午兩小時，自己感覺比原來好一些了，關節沒有那麼僵硬，當然，康復最終到達什麼程度還是要因人而異，至少也要半年的時間。

即便我未來上不了手術臺，還是可以繼續做科研，帶學生，將自己的臨床經驗和技術推廣到全國各地。之前我在眼科的精準診療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績，通過化驗眼內液，快速準確找到眼病的病源，它可以使治療更有針對性，療效也更明顯，這也是我目前最引以為豪的。

在住院期間，稍有體力，我就用右手單手打字，完成了《眼內液檢測》一書的後記，就是希望它能儘快面市，儘快幫助到更多的人。等傷好之後，我還會繼續做這方面的科研工作，希望能保持它在國際上的領先優勢。對我來講，能夠在眼科領域裡做出原創性的貢獻，這一輩子也就值了，算是沒有白做這個行業。

TH ：您在對未來的計劃中有一項，希望能夠幫助盲童做巡迴演出，這件事背後有什麼樣的動因和故事嗎？

陶：醫生不是神，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好，在醫療手段有限的情況下，並不能達到讓他們恢復視力的結果，他們最終還是要失明，尤其是那些孩子，他對一個家庭而言 ，就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我覺得作為醫生，如果只看到有救或沒救，還不是完整的醫生，我們可不可以背後想一些辦法，讓這些盲童，能夠自食其力，給他們組織演出，就是讓他們找到一個飯碗，讓這個家庭得到重生。至於為什麼不是捐款？我希望通過我的幫助，盲童們能夠找到一個讓他們通過勞動換取價值的方式，而不是單純的給他們錢而已，更不希望他們變成只會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甚至還怨恨社會的群體。

TH ：以您現在的影響力，未來會參與到更多社會性的工作中嗎？

陶：會，我覺得社會性的工作其實是醫學的一部分，我對醫學的看法這些年也是在不斷變化，最初學醫就是單純想要給人治病，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後來覺得醫學還包括心理，同樣的病，不同的人得卻有不一樣的結果，裡邊存在很大的心理因素，要怎麼調整他的心理去配合治療；再後來發現，人畢竟是社會的一部分，你要更多考慮到他的社會屬性，不能讓他成為職業病人，治完病以後，他還能有精力去賺錢養家，享受家庭的樂趣；再到現在，我開始覺得，治病並不完全是治這一個人，很大程度上，是要讓人和自然的環境達成和諧，這才是真正的醫學。

比如2003年的非典，這一次的肺炎，都有人過度地破壞自然導致失去平衡的原因。最近我們也看到了很多的新聞，比如溫室效應讓南極冰融，導致很多原古時期的病毒被釋放；還有澳大利亞的山火燒死了幾億動物，這都是人過度開發自然，過度以人為本導致的失衡，我們其實是在自食其果。所以這階段我對醫學的理解是，它不能完全以人為中心，我們要做的是，想更多的辦法去改變這個環境，讓人與自然可以處在平衡的狀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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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眼科醫生陶勇

編輯 趙真 撰文 沈多

新媒體編輯 霹靂

本文原載於時尚健康

ID: shishangjiankang22

圖片來源於時尚健康

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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