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國際合作與外交理論正在經歷第三次轉向。第一次轉向是從權宜性合作轉向國際機制合作，從自助外交轉向制度外交；第二次轉向是從機制合作轉向共同體合作，從制度外交轉向夥伴外交，可稱為「國際政治社會學轉向」；第三次轉向是從單一文明主導的共同體合作轉向多元文明主導的共同體合作，從一般的夥伴外交轉向以扶助為重要特徵的夥伴外交，可稱為「跨文化轉向」。大危機條件之下，要適應新型全球治理的需要，建構多元一體、倫理本位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從自助到扶助，是歷次大危機後國際政治反思等共同作用的結果。實施國際扶助，需要考慮一系列條件：扶助與自助將長期共生；扶助需要以互助為基礎；實施扶助需要完善一定的體系規則等。
關鍵詞：COVID-19危機管理/ 國際合作/ 扶助外交/ 人類命運共同體/ 國際倫理/
作者簡介：郭樹勇，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
標題注釋：本文系2018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研究」(項目編號：18ZDA007)的階段性成果。
在全球範圍內漸次爆發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已經快速發展為一場全球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它將引發冷戰結束以來「9·11」事件、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等系列國際危機的疊加，增強人類整體性危機意識，重塑國際關係與國際倫理秩序，並對國際合作與外交的形態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COVID-19全球流行的大危機特徵及其國際影響
本文中提到的大危機概念，不是寬泛的歷史學、經濟學或軍事學概念，而與全球治理密切相關，是國際社會矛盾積累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屬於國際政治社會學概念。
(一)大危機的定義、特徵及其歷史規律
在國際社會或世界體系的發展初期，雖然不乏國家間危機，但是由於國際相互依賴程度較低，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進入不了國際社會的視野，全球化、國際政治社會化波及面不大，國際危機往往集中在少數資本主義大國。20世紀之後，隨著世界性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國際社會從歐洲社會向全球擴展，全球性危機出現、全球治理興起。大危機是指全球治理條件下涉及人類生存與發展全局並對人類歷史進程產生重大影響的國際社會危機。
大危機是與全球治理相聯繫的重大國際危機，但並非所有全球治理條件下的國際危機都是大危機。一般的國際危機要演變成大危機，要具備以下特徵：一是危害性，危機如不迅速加以控制，人類社會將陷入停滯或者世界性衝突的邊緣；二是全球性，危機波及國際社會中的大部分成員國，特別是對主要大國及其關係產生深刻影響；三是多維性，危機從一個領域很快擴展至其他領域，引發全球政治、經濟與社會諸方面的聯動效應；四是產生巨大的一致性管控需求，即大危機對國際社會團結、世界秩序主導國責任等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五是引發國際體系和外交模式變革，危機暴露了國際體系的重大缺陷和世界政治經濟的不平衡性，國際社會進行集體的政治反思、行為規範和制度調整，成功的國際危機管理將推動全球治理發展。恩格斯說過：「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1)如果全球治理可以從1919年算起的話(2)，那麼在100多年中，全球治理史上的以下重大國際危機及其共同治理推動了人類社會和國際政治的進步，即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蕭條以及緊跟而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3)、20世紀60年代初的古巴飛彈危機以及世界性核競賽、1973-1975年的「石油危機」、21世紀初國際恐怖主義攻擊，以及當前肆虐全球的COVID-19大流行。
以上五場危機，都具有危害性、全球性、多維性、管控一致性和體系及外交變革性等特點。上述危機受到國際格局、國際互動、全球治理主角等因素的綜合影響，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的側重，反映了國際關係發展趨勢。從表1可以看出，五場危機都有危害性，但危害對象的側重點從國家向國家集團、國際組織和個人轉化，這體現了國際關係行為體中的多元化趨勢；五場危機都具有全球性，但影響範圍從西方發達國家擴至東西方大國，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這體現出發展中國家國際體系地位的上升；五場危機都具有多維性，但政治經濟向社會文化領域交融度增加，傳統安全逐步讓位於非傳統安全，整體性危機隨著世界交往的加大而逐漸顯著；五場危機管控均有大國參與，但是發展中國家、新興大國和聯合國(UN)、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二十國集團(G20)、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組織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這與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組織化的歷史潮流有關，也進一步說明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組織權威治理不斷增強；五場危機都不同程度地對國際體系變革產生影響並形塑大國外交，均勢外交、硬實力外交、單邊主義等外交走下坡路，而軟實力外交、多邊主義外交日益增多，制度外交、夥伴外交、以扶助為特徵的新夥伴外交逐漸成為新的外交模式。這是由國際政治社會化的國際大勢和全球治理的新需求決定的。基辛格承認，危機與挑戰成了一個治理問題，突破全球政治進程的障礙才能實現經濟全球化的發展。(4)危機及其克服是國際政治在風險中前進的基本路徑。大危機暴露了全球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失衡、一體性聯繫和「共同脆弱性」，迫使人類以國家、民族或國際組織等形式進行觀念、制度和政治反思，採取國際團結的形式變革世界秩序、調配世界資源、創新合作模式、克制外交行為、扶助弱勢群體。
(二)COVID-19大流行的大危機特徵
COVID-19的危害性相當明確。首先，經濟方面，COVID-19大流行將引發世界經濟危機。根據IMF的預測，全球經濟將萎縮3%，嚴重情況甚於2009年。其中美國經濟將萎縮5.9%，歐元區19個國家將萎縮7.5%，日本經濟將萎縮5.2%，英國經濟將萎縮6.5%，義大利經濟將萎縮9.1%。全球貿易將下降11%。總之，將構成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5)其次，社會方面，COVID-19大流行將引發人類交往的困難和交往方式的調整，並由此引發心理健康問題。社區封閉、城市封閉、民眾社會交往受限將引發較大範圍和一定時期的心理疾病、國際認知差距和國際形象判定困難，增加了國際誤解和世界輿論不確定性，國際政治常識將經受考驗。第三，軍事方面，COVID-19大流行將直接導致國家間對於糧食、能源、資源和安全等問題的恐慌，引發軍備競賽，在軍事外交減少和軍事透明度降低等因素影響下，甚至可能因邊界問題、貿易問題、難民問題、能源問題等而引發戰略競爭國家之間的軍事衝突。第四，政治方面，COVID-19大流行將不可避免地助長政治保守主義，推進民粹主義極端化，如果不加以共同防範，以國家和種族利益極端化為特徵的法西斯主義、以霸權和資本統治利益極端化為特徵的帝國主義和以特定群體政治利益極端化為特徵的國際恐怖主義等政治瘟疫都有可能以某種形式捲土重來。疫情的全球性十分明顯。其影響的速度和範圍超出了以往各場大危機。波及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危機不僅對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造成了普遍的衝擊，而且對發展中國家脆弱的經濟和社會體系構成了威脅。疫情不僅對各國民眾的衛生健康和社會生活造成了直接的威脅，而且很快影響了生產貿易投資和經濟增長，並導致了政治化傾向，國內政治日趨保守化，大國關係日趨緊張化，國際合作的不確定性增加，「安全困境」的邏輯抬頭，國際政治基本價值面臨挑戰，已有秩序與價值被重新評估和定義。
疫情管控一致性得以實現。在中國進行艱苦抗疫不久，WHO、世界勞工組織等國際組織領導人，羅馬教皇、英國女王等知名人士和多數大國領導人相繼表態，提出了疫情是人類的共同敵人，應不分國界、不分種族、不分制度進行合作。UNSC、WHO、G20、IMF也舉行會議，進行國際動員，著手共同救濟。美國作為世界秩序的主導國、疫情最嚴重國家，初期消極作為，採取措施將疫情政治化，後來在國內外諸因素的影響下開始同意接受中國等國家援助，糾正初期做法，逐步進入合作抗疫軌道；UN兩次出臺決議，G20衛生部長發出呼籲號召全球一致行動，捍衛WHO權威，到此，G20在《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聲明》中承諾建立的抗擊COVID-19大流行的聯合陣線的目標基本達成。
(三)COVID-19大流行將促進國際體系變革與外交模式調整
COVID-19大流行之所以被視為大危機，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將影響國際體系、外交模式和全球治理方式等方面的變革。
1.COVID-19大流行對國際體系變革的影響
首先，國際社會進一步認同中國關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倡議。UN、WHO、G20等認為，大危機使得人類的共同命運更加明晰；中國在疫情防控國際合作中的積極態度及援助行為體現了人類的共同體精神；建設一種多文化背景的多元一體的國際體系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其次，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在某些領域將得到加快。比如，UNSC內部結構、G20機制、全球公共衛生體系監管以及國際貨幣體系完善等將被提到議事日程。疫情期間美國操縱美元和石油價格，與少數盟國建立匯率互換的「小圈子」，打壓歐元區和新興國家貨幣市場，必然引起中國、俄羅斯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不滿，後者必然要求IMF、WB等進行改革。最後，中美力量此長彼消。美國因「退群」WHO和拒絕擔負必要的領導責任而不斷喪失其國際地位，而中國則因為「出人意料地以此為契機對各國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增強『軟實力』……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讓中國「在國際社會留下好印象」。(6)只要中國堅持人道主義立場不變，全面支持WHO和G20的全球抗疫領導權，深化對外開放，中美關係將在疫情後期和危機恢復階段得以調適，產生穩定的體系性效果。
2.COVID-19大流行推動外交模式的轉化
首先，多邊外交的地位進一步上升，多邊外交將更多地呈現軟硬兼施的特點，世界政治權力轉移的進程越來越多地受制於和體現為大國運用全球治理條件下的多邊外交舞臺的能力。圍繞爭奪WHO領導權和全球公共衛生治理話語權的鬥爭將日趨激烈。其次，就外交內容與屬性而言，以理性選擇和利益交換為主要內容的多邊外交，開始讓位於以倫理本位和國際責任為主要內容的扶助外交。扶助是與自助相對的概念。如果說以自助為主要原則的外交主要基於國家實力，以追求相對收益為最終目標的話，那麼，以理性選擇為主要原則的外交則是基於制度合作，以追求降低交易成本、獲得絕對收益為最終目標，而以扶助為主要原則的外交則是基於國際倫理與共同體整體利益，以追求共同命運與整體利益為最終目標。扶助外交在擁有權威中心、講究倫理本位的國際體系中比較可行。古代東亞國際體系中的中國、當代國際體系中的聯合國、當代歐洲區域體系中的歐盟等，都或多或少地運用扶助外交。COVID-19防控的扶助外交體現了三個特點：一是扶助外交是普遍性的。G20領導人特別會議承諾為了維護世界經濟將向全球經濟注入超過5萬億美元來應對疫情大流行對於社會、經濟和金融的影響。(7)二是扶助外交的重點對象是不發達國家。UN在3月底就動員國際社會籌集19億美元來支持最不發達國家抗擊疫情。G20還於4月中旬同意讓最不發達國家暫緩一年償還債務，將為貧窮國家提供200億美元的直接流動資金以抗擊疫情、完善衛生系統並恢復經濟。三是扶助外交的關鍵在於大國。中國、英國、沙特、德國等積極配合WHO、UN、G20等全球治理平臺進行扶助活動，這種基於責任和使命的扶助外交，將成為一種影響日隆的雙邊和多邊外交。
3.COVID-19大流行導致全球治理的分化、區域化與重組
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大的變局是全球治理進入新的時期。核擴散、氣候變化、環境保護、「文明衝突」、全球貧困等全球性問題已經嚴重危害人類生存與發展，並受到了世界秩序變遷、地緣政治、「文明衝突」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必須採取新型全球治理的方式加以積極應對。COVID-19大流行強化了多文明合作的人類共同命運意識，加大了新的全球治理需求，也推動全球治理出現新的特點。2020年4月中下旬以來，一方面，國際社會團結成為國際抗疫合作的主流共識，UN系統、G20和中國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德英法等大部分歐洲國家贊同人類的共同命運理念，認識到「病毒沒有國界，疫情不分種族，人類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唯有團結協作、攜手應對，國際社會才戰勝疫情」(8)，當前的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第一方陣不再由美國等少數西方國家壟斷，而是在UN等國際組織的領導下由發達國家和東方新興國家通過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實施新型的全球治理。另一方面，美國則採取從已有的國際秩序和國際責任中退縮的做法，迎合國內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把選舉因素、政黨利益、本國利益置於人類共同利益之上，宣布暫停對WHO資助，將疫情防控不斷政治化，藉以轉移其在國內治理中的政治責任，打擊戰略上的競爭對手，動員盟國支持其建立排斥中國等新興國家為重要角色的國際談判機制，顯然是利用了地緣政治和冷戰思維，對新型全球治理構成了巨大挑戰。美國不是下決心採取孤立主義路線，而是企圖「另起爐灶」，重組秩序。此外，在原有全球治理聯合戰線的分化與重組特徵明顯、國際不確定性加強的情況下，各國紛紛推動周邊合作，區域治理可望重新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依託形式。歐盟對於區域內疫情防控的一攬子求助計劃的制定與實施，中日韓等國在疫情防控上的區域合作，以及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等，都將推動區域衛生治理和其他領域治理取得新的進展。
二、對危機的反思將推動國際合作與外交理論的演變
危機善後是國際危機管理的關鍵環節，關乎全球治理模式創新與人類可持續發展。在國際政治社會學中，有效的政治反思和危機管理績效成為大國成長的軟實力與國際形象的關鍵變量。(9)在危機善後階段，政治反思與制度創新的重點是國際合作與外交模式調整。
(一)20世紀的危機反思：國際合作與外交理論的兩次轉向
對於1929-1933年大蕭條及緊隨其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國際社會政治反思的重點是調整不均衡的世界秩序，擴大國際組織的兼容性，吸納剛剛獨立的民族加入世界體系，吸納蘇聯和中國等國進入UN常任理事國，建立全球貿易體系和國際貨幣體系。同時，自助外交仍有很大市場。在不少國家看來，冷戰格局和美蘇合作不能保證新獨立國家的主權與安全，合作只能是暫時的、偶然的，具有權宜性，主要是服務於國家安全。(10)在國際關係分化、多極化的情形下，大量國家仍然把自助外交作為首選。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國際社會對於古巴飛彈危機(冷戰高潮時的典型核危機)和「石油危機」(南北衝突的高潮事件)等進行了理論反思。新現實主義對於核大國幾乎迎頭相撞的核安全困境感到憂慮和悲觀，轉而探索用科學行為主義尋找衝突管理之途，用新方法改造舊的均勢理論，提出了無政府狀態的假定，並為自助體系和兩極格局辯護。然而，新自由制度主義學派以世界進入相互依存時代為切入點，以理性選擇為理論依據與之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論戰，提出無政府狀態下可以通過制度合作的方式來降低國家間交往成本，增加長期合作的預期，實現國際治理、消除世界無序，而歐洲一體化正好為這種理性選擇的合作觀提供了實證基礎。這樣，自助外交在一體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地位就下降了，制度理性與互動合作成為新潮流，多邊外交在區域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並得到了功能主義的理論支持。這種理性選擇理論的國際合作與外交轉向可稱為「國際政治經濟學轉向」。
然而，這種「國際政治經濟學轉向」並不徹底，因為導致自助體系失靈的因素不僅僅是經濟學邏輯，還有社會學邏輯。關於冷戰結束的研究表明，相似的政治文化理念和戰略共識產生了作用，這樣，以集體認同或國際身份轉換為基礎的政治社會學國際合作觀登上了學術舞臺，並很快在國際學術界上升為主流理論。這時，國際合作就從機制或制度合作轉向共同體合作，一般的多邊主義外交就轉入了夥伴外交或共同體外交，這個轉變是巨大的，可稱為「國際政治社會學轉向」。不過，從進入21世紀的國際反恐、化解金融危機和戰勝COVID-19大流行等情況看，這種社會學轉向，如果局限於一種文明主導的體系內，轉向仍然是不全面、不徹底的，因此需要從新時代的國際政治中汲取理論養分。
(二)21世紀的危機反思：國際合作與外交理論的第三次轉向
COVID-19大流行發生在全球治理的第三個發展時期。這個時期的主題不是第一時期的世界性殖民體系，也不是第二時期的發展中國家及東西南北關係，而是如何解決「人類怎麼辦」的問題。「9·11」事件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已經在挑戰以前的全球治理規則體系。為此，世界性反恐聯合陣線努力團結非西方文明中的阿拉伯國家和東方國家，以應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中的極端政治力量。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管理的最大成果之一，是創設G20峰會機制，將非西方文明背景的中國、沙特、土耳其等大國吸納進全球經濟治理機制。COVID-19國際管控是上兩次危機管理的繼續，融合東西方文明大國的G20的國際社會動員功能進一步彰顯；中國等非西方大國不僅是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角色，而且還是全球衛生治理的主要角色；多元文明背景的大國共同推進國際合作，紛紛開展扶助外交和互助外交。大危機管理是一種人類共同命運下的管理，客觀上要求強弱合作與貧富互助，扶助強調的是在一定的國際權威中心條件下由有國際道義的實力較強一方對於較為弱小或處於困難中的另一方進行的幫助。(11)扶助屬國際合作行為，具備國際合作的一般特徵，與理性選擇的制度學派並不衝突；它又是社會理論，更加接近國際政治社會學的合作觀，認為合作需要考慮共同體利益、文化認同等因素；扶助還具有跨學科意義，強調多文明背景下的國際合作。這樣，國際合作從單一文明主導的共同體合作，轉向多元文明主導的共同體合作；外交也從一般意義的夥伴外交轉向以扶助為特徵的夥伴外交，具有超越國家、民族、文明利益的人類外交的某些特點，這次轉向可稱為「跨文化轉向」或「多文明轉向」(見表2)。
(三)突破西方中心主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1.警惕COVID-19防控中的西方中心主義
在全球抗擊COVID-19過程中，出現了「新舊冷戰說」「對華索賠論」「蘇伊士時刻」「全球化終結論」「病毒陰謀論」等奇談怪論，這些論調或出於對新崛起國家的極端恐懼心理，或是企圖藉助全球發生疫情流行亂局對新崛起國家進行汙名化、政治化，以達到壓制異質文明、遏制中國和平發展等戰略目的，從根本上說還是源於其思想深處的西方中心主義。雖然國際衛生學術雜誌上發表了病毒起源的最新科學成果，國際社會不斷發出正義呼聲，中國等新興國家開展積極有效的公共外交，國際形象逐步恢復和優化，但是，還必須警惕和突破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新舊冷戰說」將中美分歧擴大化，任意比附冷戰對峙，把東方興起視作對西方的威脅，實際上採取了西方最優、西方為主、東西對立、以西壓東的學術立場。「全球化終結論」認為，COVID-19大流行使步履維艱的自由國際貿易雪上加霜，成為壓垮「自由國際秩序」的最後一根稻草，美國暫停資助WHO後將進一步轉向孤立主義，加劇逆全球化，全球化即將終結。不得不說，這是一種靜止的、文明悲觀主義的錯誤觀點，沒有意識到不少新興國家實際上正在取代個別西方大國成為自由貿易的重要維護者；沒有發現中美深度相互依賴使得美國不能與中國脫鉤只能退而求其次實行「部分脫離接觸」戰略(12)；也沒有認清美國「退群」的策略性本質，把自由貿易秩序錯誤地等同於西方貿易秩序。
2.從「9·11」事件到COVID-19大流行：政治反思的再深入
雖然以「9·11」事件為重要標誌的全球性恐怖襲擊，讓美國等西方國家嘗透了「文明衝突」的苦果，但是西方並未從多文明的角度來深入反思人類的未來出路。西方學術界擅長於大西洋區域的理論創新，卻疏於關注非西方文明背景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依附論、不結盟理論、反殖民主義、「東協方式」等理論，後者體現了世界政治中日益增長的多元共存的文化訴求。自冷戰開始以來，發展中國家反對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鬥爭有三類，一是反對軍事幹涉與新殖民主義，二是反對經濟壓迫，三是反對文化壓迫。前兩種備受關注，其實第三種常常隱含在前兩種之中。當冷戰結束時，第三種中的極端勢力就以第二種為主要藉口向西方大國發動恐怖襲擊。完善反恐國際政治聯合，必須關注世界秩序中的文化壓迫問題。中國與俄羅斯等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合作平臺，這是一種跨文明的、以非西方國家為主導倡導國的區域治理，是對世界秩序安排的積極補充，卻被西方視為挑戰。類似情形在全球抗擊COVID-19疫情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中國用自己認為行之有效的方式防控本國疫情，積極扶助陷入「重災區」的各國，卻受到「陰謀論」「汙名化」「擴大制度影響力」等政治化攻擊，這些攻擊本質上是以西方中心主義和文明失落心態看待異質文明，用其比較熟悉的二元思維和權力政治思維來解決權力轉移難題，不利於人類整體利益，必須從理論上給予更多的重視並加以糾正。
3.人類命運共同體面向的扶助式合作與扶助外交
大危機應對和多元文明治理等需求，迫使人類重新從歷史中發掘政治智慧。扶助作為一種古老的合作思維曾經在歷史上多次出現過，在東亞較為典型，進入現代之後，在中、俄、美等國和UN、歐盟的多邊行動中也多有表現。(13)自助歷史悠久，在全球治理之前的時期其合作多屬偶然，對政治組織與資源條件要求不高；理性選擇的合作是現代生活的常態，對政治組織與資源條件要求較高；互助、共同體合作、偶然扶助有利於互信與安全，對於文化同質性有一定的要求；而經常性扶助更加注重文化包容性和倫理性，有利於降低社會對於世界性稀缺資源的要求，但對國際責任體系和權威中心有較大的期待。在全球治理的新時代，國際政治的核心是解決「人類怎麼辦」的問題，關鍵在於約束自身行為、規範新型合作、重建外交倫理。COVID-19大流行等大危機表明，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責任本位的多元一體國際體系，國際社會當前更需要最後一種類型的合作：環境汙染、人口擁擠、疾病大流行、恐怖主義盛行等的綜合危害不是僅依靠科技進步可以解決的，國際倫理與政治社會上的節制與規範必須同步推進，國際社會需要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治理能力的地區和民族實行分類治理，創造性地處理好人權、主權和球權的關係，對於困難群體實行針對性的扶助政策，通過扶助來補充甚至取代單純的理性選擇合作。這次COVID-19防控很好地展示了這種合作思路(見表3)。
三、扶助式合作與扶助外交的條件與限度
扶助式合作與扶助外交的提出，代表了這麼一種學術努力，即以COVID-19大流行為案例，將古代東亞國際體系治理中的合作模式加以現代改造，試圖對後自助體系和後理性選擇國際合作的合作形態加以界定，對即將到來的多元一體、倫理本位的國際體系對於體系內成員行為加以規範，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行為邏輯加以細化，對於有責任的大國、聯合國、歐盟的混合援助或集體援助加以呼應。然而必須指出，扶助式合作和扶助外交有著較為嚴格的條件；從自助外交到扶助外交，雖然代表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的外交形態發展趨勢，但其開展受到多方麵條件限制。
(一)扶助與自助將共生互構
扶助與自助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係。從對立的角度看，扶助是自助的對立面，扶助強調體系利益高於個體利益，強者有義務對弱者幫助；而自助追求國家的理性自私，以追求個體利益為最高原則。自助與均勢概念一樣，有較大普遍性且與英美現實主義和行為主義學派觀點相近，而扶助是典型的多元文明視野下的國際政治社會化行為，有著中國學派的色彩。然而，從實踐上看，扶助與自助又是長期共生的，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不可割裂。首先，在無政府狀態和「改進的無政府狀態」下，自助行為佔有主導地位，扶助具有一定的從屬性和偶然性，自助是扶助之母。正是那些在自助體系中受益較大但又有超強實力和堅定的責任感來扶持他者的個體，才成為扶助行為的主體。沒有自助作保障，扶助無從談起、無法持續。其次，在「改進的無政府狀態」下，扶助行為日漸增多，但仍不能脫離自助。例如，儘管歐盟有著較高的一體化程度，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歐洲理事會、歐洲法院等都在實行類似於一個國家之內的治理權威，實際上達到了一種半政府治理的水平，但是歐盟對於體系內的國家扶助是有限度的。這次COVID-19疫情在歐洲爆發初期，義大利、西班牙等國成為重災區，德國、英國、法國自顧不暇，區域協調緩慢，WHO和中國等國際行為體給予了大量的國際扶助，但是對歐盟內部而言，在防控初期還基本上是依靠各國的自助，歐盟總部的扶助、德法軸心的扶助以及中國的扶助在疫情後期逐漸發揮關鍵作用。(14)最後，在未來的「改進的無政府狀態」或半政府狀態下，扶助即使佔主導地位也不能完全取代自助的功能。如果自助行為太少，意味著國際體系內主權國家的功能要大幅度消減，民族、種族與世界權威之間缺乏必要的政治保障；而如果扶助超出一定的比例，就會需要施助者擁有超強的物質力量和援助力量以及受助者較大的貧困面和極低的自我治理能力。如果未來主權國家普遍缺乏自強不息的精神，全球勞動生產效率和國家治理能力普遍下降，全球經濟與政治失衡持續發展，貧困人口、貧困國家數量和貧富差距繼續拉大，進而引起國際權威主義的興起和大面積的扶助需求，那就不是人類社會的進步而是災難。因此，必須糾正一種觀念：沒有自助的扶助會更好。相反，在適當的自助基礎之上的扶助式國際合作才更加堅實，全球扶助是對國家自助、區域互助等治理赤字和合作失效的糾正和引導。
(二)扶助是互助基礎上的有限扶持
扶助者與受助者之間是一種互助性的多層次的建構性關係。第一，扶助者與受助者之間是相互尊重的關係。扶助者的行為不是居高臨下的施捨，而是要徵求受助者的同意才能伸出援助之手；而受助者接受扶助，內心中是表示對賢者的尊重和服從，這種服從不僅是權威的服從，也是道德遵循和文化認同，其實質是對於一種體系文化的體認以及對賢者善治的認可。第二，扶助者與受助者同屬一個國際互助分工體系。比如，蘇聯與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自願結成了互助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蘇聯總體上處於扶助者的地位，但是在亞洲事務上蘇聯需要新中國的支持；(15)中國雖然總體上處於受助者的地位，但對蘇聯在美洲的盟友古巴也可以進行扶助。第三，扶助者與受助者之間具有角色轉換的可能性。角色轉換預期是理解扶助型合作的一把鑰匙。正如國際制度之下合作預期是理解制度性國際合作的一把鑰匙一樣，角色轉換預期也是理解扶助式合作的關鍵所在。正是由於扶助者與受助者之間的角色轉換預期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規律，互助關係才得以維持，扶助行為才會得到穩固化的共同體邏輯的保障。
(三)扶助對於體系規則要求甚高
扶助是政治社會學的概念。只有符合了特定的體系規則，扶助才能成為普遍性行為。首先，體系應當是政治社會性體系，社會倫理佔有主導性地位。單純的政治體系或單純的社會體系都無法使得扶助現象經常化。古代中國進而擴及古代東亞國際體系，總體上是倫理本位的政治社會，社會規範和社會賢達能夠發揮重要作用，部分地代行了政治整合功能。(16)中心權威是存在的，避免了徹底的無序。其次，自願是體系成員間交往的第一原則。扶助者的扶助行為出於自願而非強迫。而接受扶助同樣出於自願。雙向自願構成了扶助活動的重要規則。第三，行為體容忍多元。這裡的多元是指在共同文化與倫理之下，可以有多元治理方式、多元發展方式、多元生存方式、多元發展速度。協商決策、少數決定、懲罰有度、重在教化等都是體系內行為體容忍多元的傳統做法。第四，需要一定的體系儀式來維持「共同體感」。古代東亞國際體系是以扶助為特徵的體系，朝貢是重要但不是全部的經常性體系儀式，其他類型的不平等貿易也是體系儀式。(17)到了近代之後，出現了多邊國際會議、國際法庭、多邊國際戰爭等新型的體系儀式，這些體系儀式往往是與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體系相聯繫的，但也有例外，有些新興世界性大國處理某些特定問題的多邊國際會議，就有著扶助體系的影子。歐盟定期召開的洛美會議及其洛美協定，就體現了扶助體系的儀式特徵。(18)而UN定期不定期針對援助發展中國家、減少國際貧困的人類發展大會，對《千年發展計劃》《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研究、跟蹤和實施會議，都擔負著體系儀式的部分功能。(19)而一年一度的「一帶一路」峰會也具有體系儀式的特點。這些都說明，實施扶助外交或開展類似的國際合作，除了扶助方的使命感與國際義務追求之外，國際社會營造的體系環境和整體治理水平也要達到一個較高的程度，COVID-19疫情之後的國際社會團結只有達到一個新的歷史水平，才能向個別國家的扶助外交提供必要的條件。總之，國際政治的社會化和國際社會的倫理化、法治化和權威化，無論對於扶助外交和扶助型國際合作，還是對於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全球治理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由此人類才會真正進入大危機塑造的多元一體的整體性發展階段。
注釋：
(1)王毅《以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引 在全球抗疫合作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載於《求是》2020年第8期。
(2)[加]約翰·柯頓《全球治理與世界秩序的百年演變》，載於《國際觀察》2019年第1期。
(3)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第五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1頁。
(4)[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84頁。
(5)《IMF預計今年世界經濟萎縮3%》，載於2020年4月15日《參考消息》。
(6)[美]伊恩·布雷默《世界新秩序的三個潮流》，載於2020年4月16日《日本經濟新聞》，轉引自《伊恩·布雷默：疫情預示世界新秩序三大潮流》，載於2020年4月17日《參考消息》。
(7)《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聲明》，載於2020年3月27日《人民日報》。
(8)習近平《團結合作是國際社會戰勝疫情最有力武器》，載於《求是》2020年第9期。
(9)郭樹勇《大國成長的邏輯：西方大國成功崛起的國際政治社會學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頁。
(10)[美]肯尼思·沃爾茲《無政府狀態與均勢》，載於[美]羅伯特·基歐漢主編《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89—90頁。
(11)[日]溝口雄三《中國的衝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第145—160頁。
(12)《美學者聲稱：美對華可實施「部分脫離接觸」戰略》，參見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c/7vfGiXkOCnk。
(13)蘇俄曾支持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並與中國(北洋)政府籤署了《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它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同外國締結的第一個平等的條約」，「推動了20年代中國人民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愛國運動的發展」。參見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頁；美國在每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都對西歐國家進行過多方面的扶助行動，參見餘志森主編《美國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517頁。
(14)[俄]維亞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病毒令所有國家重新評估價值觀》，載於2020年4月15日[俄]《論據與事實》。轉引自《俄媒：疫情令世界各國重塑價值觀》，載於2020年4月20日《參考消息》。
(15)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新華出版社2007年版第99—112頁。
(16)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載於《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58頁，轉引自錢理群《梁漱溟鄉村建設思想及其當代價值》，載於《中國農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
(17)胡禮忠、邢新宇《宗藩體系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兩種經典國際體系的比較與啟示》，載於中國國際關係學會、上海國際關係學會編《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探索——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文獻選編(1987-2017)》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78頁。
(18)王玉萍《試析歐盟官方發展援助的特徵》，載於《理論學刊》2010年第7期。
(19)葉江、崔文星《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實績評析》，載於《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