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夏天，中國東北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中村事件」。8月17日，日本陸軍省發表公告，誣衊稱：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一行到「洮南旅行」，被中國興安屯墾軍「非法綁架」，遭到槍殺。
東北的大興安嶺，森林茂密，沃野千裡。在距王爺廟20公裡處，駐紮著中國興安屯墾軍第三團，屬中國邊防要地，東北地方當局曾向奉天各國領事館發出照會：「興安區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源林密，惟恐保護不周，謝絕參觀旅行。凡外國人要求入區者一律不發護照。」
可是，日本竟然置若罔聞。1931年5月中旬，日本參謀本部情報科情報員中村震太郎大尉，冒充「黎明學會幹事農學士」，奉命到中國東北大興安嶺從事軍事間諜活動。與他同行的有井杉延太郎，此人是一名預備役騎兵上士。另外，還有擔任嚮導的蒙古人和白俄分子。他們裝扮成中國人模樣，拿著日本頒發的居留僑民護照，借旅遊考察的名義，從海拉爾出發，前往大興安嶺和索倫山一帶進行軍事調查。
5月25日清晨，第三屯墾團的官兵們像往常一樣，在操場上練兵。忽然，第三營營長陸鴻勳發現操場附近有4個人騎著高頭大馬在晃悠，隨後急匆匆地離去，行動十分可疑。原來，中村在準備經洮南回國途中路過此地。於是，陸鴻勳立即派人將這4個人追了回來。他上前盤問，發現其中兩名是日本人，一名是俄羅斯人，一名是蒙古人，卻都是一身中國人的打扮。
「你們是什麼人？」陸鴻勳問道。
這幾個人搖搖手，示意聽不懂中國話。陸鴻勳問不出所以然來，只好請來自己的上司董昆吾代團長。董昆吾會講日語，就用日語同兩名日本人說了幾句話。
左：中村震太郎，右：井杉延太郎
其中一位長著滿臉鬍子的日本人「咳」了一聲，然後掏出一張名片遞給董昆吾，只見上面赫然寫著：「日本帝國東京黎明學會會員中村震太郎。」
「在下中村，受東京農業學會的派遣，打算到索倫山一帶考察當地的土質和農業，請不要為難。」中村解釋說。
中國屯墾軍不大相信中村的話，對他們進行搜查。結果從中村身上搜出了以下物件：
1．日文十萬分之一軍用地圖一張；
2．一張中日文同比例軍用地圖（兩種地圖均用鉛筆勾畫過，是經現地印證後校對過的）；
3．一張曬藍紙俄文地圖；
4．一張透明紙作業；
5．一張洮索鐵路路線圖，附有一張立交橋梁涵洞斷面圖；
6．一張自測自繪的草圖；
7．兩本筆記本，其中一本記載中村的私事，第一篇寫到：昭和六年（1931年）1月，日本帝國參謀省派遣他作為情報科情報員赴興安嶺一帶活動以及在東京驛站送行的情況，另一本記錄了中村所經過的地點，如洮南、哈爾濱、齊齊哈爾、海拉爾、免度河、扎兔採木公司等；
8．兩封報告書，主要報告了中村本人所遇到的人與事；
9．3份表冊，一份是調查興安嶺屯墾軍的兵力、槍炮種類、官兵數量、營房車輛馬匹輜重分布情況。一份記錄了中村所經之處的水源、土壤、氣候和風土人情。另一份記錄了滿人和漢人的分布情況、物產及牲畜的數量、森林礦藏分布情況；
10．隨身攜帶物品：3匹洋馬、1匹蒙古馬、1支三八式馬槍、1支南部式手槍、1部望遠鏡、1套測板標杆標鎖、1塊圖板、2件羅盤針、1支溫度計、1套防雨具、皮衣、罐頭食品。
在事實面前，中村拒不承認自己是日本間諜。但是，中國屯墾軍從中村身上搜出來的文件足以證實他是「日本帝國參謀省情報科陸軍大尉」。所以，中國屯墾軍決定處死這幾個人。當天夜裡，在中國屯墾軍第三團中尉副官趙衡的監斬下，第四連連長王秉義等人用繩子將中村一行綁起來，嘴裡塞了棉花，悄悄地用馬車拉到一個偏僻的地方秘密處死。然後，又把他們隨身攜帶的行李、馬匹處理掉，以免留下痕跡。
關玉衡
5月25日凌晨，第三團團長關玉衡帶著中村的間諜證件和物證趕往大興安嶺屯墾區公署報告處理中村一行的情況，並將這些物件送給北平的張學良。張學良獲悉後立即復電，命令他們「滅跡保密」。
中國屯墾軍以為此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覺，然而，處死中村一事最終還是暴露了。7月10日前後，參加關東軍組織的「北滿參謀旅行團」的板垣徵四郎、石原莞爾一行，於該月中旬到達黑龍江昂昂溪，昂榮旅館的女老闆恰好是井杉延太郎的妻子，她告訴板垣一行，她一個月沒有同井杉延太郎取得聯繫了，請關東軍幫助尋找她的丈夫。於是，井杉延太郎的失蹤引起關東軍的注意。7月17日，一名叫植松菊子的日本人，與中國屯墾軍的一位軍官有曖昧關係。她從這位軍官嘴裡得知中村被殺的消息，並把這個消息透露給滿鐵僱員佐藤的妻子，佐藤又將此事報告了關東軍。
可是，關東軍和日本駐瀋陽總領事館把中村被殺的時間說成7月1日，推遲了一個多月，這是為什麼？原來1931年9月9日，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致電日本外相幣原：關東軍與瀋陽總領事館商量，準備將中村大尉被拘留日期定在6月27日，被殺日期定在7月1日，以便同其他事件相配合，若已同意，請對外聲明時注意此日期。1932年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採用了這種經關東軍和瀋陽總領事館編造的日期。這個日期曾被很多著作誤傳。那麼，中村被殺的日期究竟是哪天呢？
戰後，日本外務省檔案中有關中村專檔一宗，列為東京裁判當中I．P．S2981號證件，其中說到：中村系陸軍現役大尉，昭和三年（1928年）陸軍大學畢業，昭和六年（1931年）以參謀本部，奉派來滿，受關東軍密令，前往洮南偵察軍情。其同伴井杉延太郎系騎兵伍長，久在昂昂溪開設旅館，此人精通俄蒙和中國語言，幹偵察工作非常適宜。因中國官憲監查甚嚴，所以經哈爾濱總領事大橋忠一，應當地日本特務機關的請求，假託農業專家遊歷護照，於1931年5月14日，自哈爾濱進入呼倫貝爾，然後到洮北。根據這份電報的敘述，中村被殺的時間不可能是7月1日，而應該是5月下旬。事隔50年後，當年任中國東北興安區屯墾軍第三團團長關玉衡回憶說，中村等人被處決的時間是1931年5月25日午夜12時30分左右。
石原莞爾
關東軍和日本駐齊齊哈爾領事獲悉中村已死的情報後，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竭力主張利用「中村事件」解決「滿蒙」問題。8月2日，石垣莞爾、瀋陽日本特務機關的花谷少佐向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轉達關東軍的意見：中村是帝國軍人，應該由軍方負責交涉。中國方面對此事進行調查，關東軍派兵去現場。如果不允，日本方面應用「武力調查」。總領事應對華提出賠償、道歉並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另外，他們還迫使東北當局開放洮南地區和洮南鐵路。
林久治郎以事實與證據不明為由，沒有辦理。8月11日，日本外相幣原電告林久治郎：努力使中國方面坦率承認事實，進行交涉。於是，林久治郎勉強地向東北長官公署參謀長提出抗議。但是，由於林久治郎缺乏中村被殺的證據，他的可以只是試探性的。為了取得所謂直接的證據，他與土肥原賢二、黑龍江日本總領事串通一氣，決定花錢收買人證。9月6日、9日，林久治郎兩次電告幣原：中村事件，中國是否願意承擔責任，頗有懷疑，在必要時可用賄賂方式覓取證人；截止到現在，中村被殺的所有證據均來自傳聞，因缺乏直接的證據，只好花錢收買人證。
在第一次試探性抗議之後，林久治郎在談判中氣勢洶洶。中方將中村的文件和物證一一展示給他看，林久治郎不得不軟下來。他聲稱，此事關係到軍部，本人必須回去請示。結果，幣原通過雙方談判解決中村事件的行動只得中止。8月17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被殺情況，但隱瞞了他們從事軍事間諜活動的事實真相。
然而，事情並沒有就此了結。日本軍部乘機散布言論，叫嚷：「殘殺參謀本部人員是日本陸軍駐紮滿洲26年來從未發生的事件」，企圖擴大中村事件，以作為武力侵佔中國東北的藉口。8月10日，石原莞爾以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的名義起草了一份給「滿鐵」副總裁江口的《關於搜尋中村大尉事件》的通知，要求「滿鐵」提供人員和材料，並決心進行武力搜查。為此，關東軍在四平市配備了裝甲車、步炮兵聯合部隊。
3天之後，石原致信日本參謀本部軍事課長永田鐵山，語調十分強硬。他在信中寫道：「雖然關東軍司令部不會像德國在山東那樣，直接以中村事件作為佔領「滿蒙」的藉口。但是，通情達理的日本國民認識到，只有依靠軍部的力量才能解決問題。我認為，陸軍大臣8月4日關於軍部目前肩負著對「滿蒙」問題的訓示是非常適合時宜的。此時，應該有這樣的決心，決不能對陸軍大臣的訓示只是議論一下就算了，而應該付諸實踐。我等深信此次中村事件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就是說，領事館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依靠軍部的力量，可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成功。石原直言不諱地提出，中村事件是軍部解決「滿蒙」問題的第一步。不僅如此，石原還向日本參謀本部派往東北的森糾大尉煽動說：中村事件只是在若干懸而未決的問題中又增加了一個，不過，這回用不著外務省插手，軍部應該決心自行解決。
8月11日，「滿洲青年聯盟」代表從日本國內遊說行回到大連後舉行報告會，明目張胆地叫囂：如果日本認為可以放棄滿洲，我們自己打算。我們要發揮3000年來薰陶而成的國民性和日本精神，即使日本反對，我們也要飲泣宣布滿洲的獨立。中村事件公布之後，「滿洲青年聯盟」的態度變得更加強硬，致電日本首相、外務大臣、陸軍大臣、參謀總長、貴族院和眾議院和輿論界，要求設法佔領四洮鐵路。不久，「滿洲青年聯盟」向石原提出「日滿共同獨立」方案，要求關東軍「堅決行使武力」，不要充當「滿洲軍閥的投降主義」。
南次郎
與此同時，日本召開內閣會議，陸軍大臣南次郎提出，中國應對中村事件作出保證，將來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如果這一保證遭到破壞，那麼使用武力也要中國承認日本方面提出的要求。8月24日，日本陸軍省決定：「在中國方面不承認殺害中村或得不到滿意解決的情況下，有必要對洮（南）索（倫）實行『保護性佔領』。」一些軍人走上街頭，高聲叫喊：「為中村報仇」，「武力徵服『滿蒙』，保衛帝國的生命線。」陸軍第九師團還出動飛機散發傳單，傳單上寫：「覺醒吧，注意國防」，上面還畫著中國東北3省的地圖，地圖上插著日本的太陽旗，並附上這樣一句話：「啊！我國的特殊權益！」還為此列出一些數字：「日俄戰費20億元，投資17億元，付出寶貴鮮血的同胞20萬人。」
此前，日本政友會就萬寶山和中村事件成立了由森恪、山崎猛、東條貞一組成的所謂調查組，到東北進行調查。8月13日，調查組回到東京後，森恪開始抨擊幣原外交的軟弱，批評日本外務省駐外人員執行了「無為政策」，「扣押了關於朝鮮人和日本人被殺的電報」。不久，他們組織了以森恪為首的「滿蒙視察報告」特別演說隊，前往日本6大城市發表演說。
8月31日，森恪在一次會議上說：現在已經到了這一步，即日本無論怎樣協調、讓步，合理發展日中關係，也不可能解決事態。為挽回這一局面，「只有動用國力」，「『滿蒙』事實上已處於交戰前夜的毫無意義的對立狀態」。素有日本法西斯「喉舌」之稱的大川周明，借「中村事件」到處巡迴演講，鼓吹「滿蒙」是日本帝國的生命線。演講達135次，聽眾有10萬人次。「中村事件」發生後，日本侵佔中國東北的陰謀完全暴露出來了。石原直言不諱地說：中村事件是日本向「附屬地以外的地方出兵的天賜良機」，甚至把它看做是「在柳條溝行使武力的先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