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很小很小的時候，總喜歡思考一些很大很大的問題。比如我，小時候經常想，我的媽媽的媽媽的（無數個循環）媽媽是誰？我能活多久？死亡又是什麼？
後來，我長大了，思考的問題卻越來越「小」，上學時念叨「奇變偶不變，符號看象限」，工作後思慮打卡、租房、點外賣等眼前的「苟且」。要說人類的終極問題，似乎只剩疫情期間小區門口的保安最為關切：你是誰，從哪兒來，到哪兒去。
當人們經常以「人間不值得」自嘲或標榜，除了科學家和哲學家，一個非專業人士來關心人類的大問題，倒顯得有些不合群。所以，當有人毫不掩飾地以「人類的終極問題」為題寫一本通俗讀物，這是作者和出版社的勇氣，翻開這本書也是我重拾兒時的勇氣。
作者袁越是一名雜誌的特約撰稿人，但他首先是一名科學家：1990年本科畢業於復旦大學生物工程系，又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獲得生物學碩士學位，在中科院和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生物工程中心都工作過。
他通常的文字作品可能是生物學論文，但這本書要用大眾看得懂的話，講三個大問題：人類是從哪裡來的？人類到底能活多久？人類的創造力是從哪裡來的？第一個問題關於「來處」，第二個問題關於「歸宿」，第三個問題關於「人如何成人」，的確夠終極。
從古至今的人們都想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古人只得求助於神諭。仰賴科學的發展，今天我們初步具備回答這些問題的能力，袁越所做的，就是把目前已知的最佳答案和推理過程寫出來。
前兩個問題，涉及考古學、生物學、遺傳學等多門學科，雖然複雜，但終歸有跡可循，無論是化石還是線粒體，都為推理和結論提供了一步一階的證據。第三個問題講「創造力」，是最虛無縹緲的。
地球上有腦子的動物還有很多，為什麼只有我們人類發展出了無與倫比的創造力？而且大腦是一個需要消耗很多能量的器官，一種海鞘綱動物一開始是有腦子的，在海裡四處遊蕩，一旦找到寄主定居，不需要再移動，就會把自己的腦子消化掉——它不需要這個「昂貴」的器官了。由此可見，生物的腦子最開始不是為了讓我們思考人生或者發揮創造力才進化出來的。
直立行走、製造石器、學會用火、發明農業，每一次技能的進步都讓人類迎來創造力的大爆發。過程很複雜，這本書已經是寫給普通讀者的簡化版，恕我這樣的普通讀者無法再繼續簡化。總之，目前的結論是，創造力的進化和生物進化一樣，都不是事先規劃好的，而是修修補補、見招拆招的結果；人類的進化雖然源自一連串偶然事件，但其實整個過程遵循一套非常嚴格的邏輯和規則，創造力的爆發也是如此。
而最新的研究成果，來自美國歷史學家史蒂文·詹森的著作《好主意來自何處》。他把過去600年裡出現的200個對人類社會有重大影響的發明創造，按照創造者是個人還是集體、創造的直接目的是市場還是公益為劃分標準，得出兩個重要結論：第一，現代社會的大部分創新都是集體智慧的產物，達·文西那樣絕世天才單打獨鬥的情況越來越罕見；第二，資本市場雖然對於創造力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從1800年到現在，基於公益的創新日漸成為主流；也就是說，集體的、公益的創新是人類的未來。
袁越強調，科學不是宗教，它自帶一套強大的糾錯系統，所以科學一直在進步，寫完一稿之後，一些領域又取得一些新成果，就得不斷修訂。
所以，以上結論也隨時可能被更新，終極問題，從來沒有終極答案。
回憶我的個人閱讀史，這並不是第一次讀講終極問題的書。相信很多人的家中都有一本霍金的《時間簡史》，在上世紀90年代引入中國後暢銷至今。我也有這本薄薄的小冊子，當年從新華書店如獲珍寶地買來，以為此書在手，就能了知宇宙的終極奧義。然而我承認，書中的那些物理學名詞，每個字我都認識，卻至今沒能構建出那個腦殼裡的宇宙。
前些年，尤瓦爾·赫拉利的《人類簡史》火了，這是一本歷史學著作，講了人類從石器時代到21世紀的演化與發展史。書中的知識點都不算新鮮，但之所以吸引已經受了若干年科普教育的讀者，是因為作者對同一現象作出了不同解釋。比如，他說，農業革命可能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大騙局，人類自以為馴化了植物，其實是植物馴化了人類。
學者通過探究事物的發展規律，從而更好地了解歷史並預測未來，大部分人關心後者，畢竟知道了未來就能提前做好準備，但歷史研究的好處在於「已發生」。就像「名偵探柯南」說的「真相只有一個」，標準明確而清晰。至於未來，不到那一天，沒人能證明自己是對的。尤瓦爾後來又出了一本《未來簡史》，就顯然沒有《人類簡史》那麼紮實。
人總是要有一點好奇心的，終極問題沒有眼前問題那麼緊迫，但偶爾想想，也算對得起我們「昂貴」的大腦。畢竟，如果我們的祖先那天沒有站起身來、走出非洲去看看，也就不會有今天的我們。
來源：中國青年報客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