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期以後,隨著宋金和議的達成,出現了較長時期南北對峙、相安無事的局面。由於不再為戰爭所破壞,社會相對穩定,南宋的經濟也得到了相應的恢復和發展。在貌似繁華太平的環境中,統治者貪圖苟安、耽於享樂,主和派勢力把持了大權,抗戰派力量則受到排擠,豪氣漸趨低沉。
以真實地反映生活為要義的文學創作,這一時期呈現出哀甚於怒、悲多於壯的面貌。而作為文學樣式之一的詞,面臨南宋末年的境況,也轉變了發展的軌跡,生發出不同於以往的新特點:
一是隨著抗戰勢力的衰微、抗戰呼聲的低落,詞人的寫作熱點和興趣明顯地由注重社會現實而轉向個,人情志和內心感受,他們更多地沉醉於個人的生活遭遇、愛情經歷,與此相應的是,他們大多不是政治場上的敏感人物,而多是布衣或清客,因此即使寫到現實,也多是從內心感受來著筆,主觀化、情緒化的描寫顯然成了主流。
二是更自覺地倡導雅化。其實從柳永以後,詞人們已經走上了雅化的道路。儘管他們也有一些倡雅的言論主張,但其雅化還主要表現在創作實踐上。南宋末年的詞人,從理論上更明確、更自覺地提倡雅化,甚至認為辛詞和辛派詞人那種豪放的風格過於粗獷。這不能不使詞壇的主流風格發生巨大的變化。
三是隨著詞越來越趨向雅化,詞的人工思索、刻意安排的傾向越來越重,注重人力的思索安排始自周邦彥,因而這些詞人的風格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周邦彥的影響。而且他們也多和周邦彥一樣,以「音樂人」的身份,而不是以「詩人」的身份來填詞,因而詞中匠氣的成分更濃。
至此,詞完成了由歌者之詞到詩人之詞,再到賦者之詞的轉變。鑑於以上特點,我們可以稱這派詞人為「騷雅詞派"。這派詞人很多,較為著名的有姜夔、史達祖、昊文英、周密、王沂孫、張炎等。其中,姜夔與吳文英的成就更高,影響更大。
出了姜夔與辛棄疾為同一時代人,但他並未加入辛派陣營,而是以他的才情、以他的清剛淳雅領起了騷雅一派,成為與辛並峙的另一座詞林高峰。姜夔工詩善書,精通音樂,是一位藝術全才。
他以布衣終老,一直來往於達官貴人之家,過著清客的生活,但個性耿介清高,曾多次拒絕名公巨卿們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資助。他常與交往的,有楊萬裡、範成大、蕭德藻和朱熹等當世名流。其人品之高潔,襟懷之酒落,給詞作注人了一股清勁之氣,,使之韻味雋永,自成一格。
在姜夔流傳至今的詞中,數量最多的是戀情詞和詠物詞。與北宋婉約詞不同的是,他對詞的表現形式進行了改造,創立了既重中和高妙又重心靈情志的新規範,拓展了婉約詞的審美領域。
姜夔的戀情詞,一反過去軟媚纏綿的愛戀描寫,而是只寫別後的相思與幽夢,將熾熱的柔情淡化,呈現出端莊和雅的風姿。如他懷念合肥女子的《踏莎行·燕燕輕盈》和《鷓鴣天·肥水東流無盡期》,都沒有寫情事本身的旖旎稼麗,而只有彼此間那刻骨銘心的憶戀,將愛情的滋味寫得冷峭清剛。
姜夔的詠物詞,往往不滯於物,別有寄託,高雅脫俗。如其自度曲《暗香》:
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嘆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叉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
這首詠梅名作含意豐富,寄託遇深。或許關乎國事,或許是懷人之作,或許有對自己身世的悲慨,但難以確指。其中深意若有若無,如白雲舒捲去留無意,給讀者以很大的想像空間。
畢竟生於一個動亂的年代,受時代氣氛的薰染,姜夔的詞中,不可避免地有一些感時傷世的作品,但這些作品卻不同於辛詞的慷慨豪放,而仍然是從虛處著筆,興會寄託。
如著名的《揚州慢●淮左名都》,沒有正面抒懷,反自側面傳神,表達了目睹衰敗的揚州城的感觸,「吹寒"、「冷月」等詞更是運用通感,將無限傷亂意化入冷峻的景色中,體現了騷雅派注重抒發內心情感的特色。
要言之,姜夔詞中帶有剛勁之氣的清空之風大多通過下列手法而體現:一是善於提空描寫。不論寫人、狀景還是詠物,姜夔都能不染塵埃,不著色相,從空際中攝取其神理,點染其情韻,並將自己的感受融合進去。
二是善於中和描寫。將各種題材各種情感聚攏中和於統一的風格中,以清筆寫濃愁,以健筆寫柔情,以冷筆寫熱情,以妻筆寫美景,遊刃有餘,從容駕馭。三是善用暗線結構。詞之意脈有如神龍矯首、雲繞青山,體現出「野雲孤飛,去留無跡"的特點。
四是善用相關的修辭手法。他不僅藉助江西詩法錘鍊語言,並善於巧妙用典,而結尾時在原題的基礎上宕開一步、升華一步的「後路作結」筆法更為其詞增加了清空騷雅的特點。
作為姜夔羽翼的史達祖,詞風與姜夔接近,然不盡相同。他的詞中,沒有了姜夔的清勁之風,而是偏於輕盈柔美。同姜夔一樣,史達祖亦工於詠物,他的兩首自度曲《綺羅香●詠春雨》和《雙雙燕●詠燕》分攝春雨和春燕之魂,工巧綽約,盡態極妍。
他精於鍊句,詞中有很多清新精警之語,有時卻也因力求尖新致使神韻頓減。吳文英是繼姜夔之後的又一位終身不仕的江湖遊士,他一生足跡未離江、浙一帶,長期以幕僚或門客的身份依附於權貴王侯,並多與當時名士沈義父等人詩酒酬唱。
他將全部的心力都投注於詞的創作,儘管不遠處便矗立著辛棄疾和姜夔這兩座高峰,但他仍不遺餘力地探索著新的藝術手法,最終成就斐然一他的詞走向了人工安排思索的極致,成為賦家之詞的終極代表。吳文英自號夢窗,其《秋思》詞中又有「映夢窗,凌亂碧"之句,可見他對「夢"、「窗"二字的偏愛。循此蹤跡,或可一窺吳詞的藝術特徵:
首先,夢幻般的意象選擇。吳文英喜好用大量的夢境來人詞,閃耀著迷離悽迷的光華。與夢境紛雜不斷的特點相對應,吳文英詞中的意象也密集多變、綿麗秘摯。
同時,夢境朦朧縹緲的特質,又賦予這類意象以幽邃奇幻的表徵。如《浣溪沙》:
門隔花深夢舊遊,夕陽無語燕歸愁。玉纖香動小簾鉤。各、落絮無聲春墮淚,行雲有影月含羞。東風臨夜冷於秋。
那有門相隔的繁花、無語獨懸的夕陽、含愁歸來的燕子若隱若現的縴手、靜寂無聲的落絮、飄忽不定的行雲、為雲所遮的月亮、夜間颯颯的秋風,都籠罩在「夢舊遊"之下,重映疊現,使全詞充滿了迷離惝恍的韻味。
其次,窗口式的結構方式。吳文英的詞中,除了「夢"字之外,還有諸多的「窗」字。這些字不僅僅表示著方位與地點,更重要的是,表示了一種觀察的視角,而這種觀察視角又與其詞的構思、結構有著密切的關係。
作為一個重在表現主觀情感的作家,吳文英注重的不是事件的連續性、情節的完整性和畫面的和諧性,而是內在情感的活動過程。這些自由流淌的思緒,如一扇扇開啟的窗戶忽明忽滅,時而想起過去,時而感慨現實,時而進人虛幻。
因此,他的詞常常打破一切自然時空及物我主客的界線,改變正常的思維習慣,呈現出任意馳騁的狀態。同時,又由於吳文英是通過「窗口」中觀察世界,他的詞大多不離窗外之景與窗內之人的模式,中間隔著一扇「窗",便易產生悽迷朦朧的印象,創造出如夢如幻的藝術境界。
最後,「零亂碧」的修辭方法。吳文英畢生致力於詞的創作,將賦者之詞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其中,除了在意境與結構上有所深化外,其語言修辭亦極富特色。他的詞總是有意偏離於明白曉暢的表達,而盡修飾、研煉之能事。
詞中喜用代字,如用「繡幄」代「海棠"、以「羽"代「飛」、以「素影"代「雪"等。還喜用濃豔字,如「碧」、「紅」、「翠"等,給人以強烈的感官刺激。同時,又喜用怪字和僻典,使其語言密麗幽深,含意曲折。
當然,凡事做到極致便容易滑至相反的方向,吳文英作詞過分追求語言的尖新和藻飾,亦難免流於「艱澀晦昧」,為後人所詬病。周密、王沂孫和張炎都是南宋末的遺民詞人,經歷了宋元更替。宋亡之前,他們因對朝廷失去信心而縱情山林,借詠物和詠節序澆心中之塊壘。
宋亡之後,他們對故國念念不忘,卻不敢放聲吟詠自己的亡國之痛,於是,只能再次藉助於詠物、詠節序,將悲憤、迷惘、失落等種種心曲委婉地寄寓詞中,抒發家國不再的痛楚。生存環境的相似,作詞手法的趨同,使他們的藝術風格大體接近,但三人又各有其特色。
周密能詩擅畫,尤精於詞,他深諳音律與作詞之旨,故詞作格律謹嚴,結構縝密。他遠祖清真(周邦彥),近襲白石(姜夔)、夢窗(吳文英),融各家之長,既有清疏典麗之作,又有清空騷雅與秣麗深澀之作,形成了清麗典雅的風格。
宋亡之前,他的詞作多流連湖光山色之間,如描繪西湖十景的組詞《木蘭花慢》即是其成名作。宋亡之後的詞則蒼涼悽婉,低回欲絕,如《一尊紅·登蓬萊閣有感》,被陳廷焯贊為「草窗集中壓卷"(《白雨齋詞話》)。
王沂孫的詠物詞是其詞集中的精華,他善於採用比興和象徵等手法,將詠物與述志融合得洽妙無間,而其渾化無跡的用典隸事,又使客觀物象與主觀感情相互輝映,增添了詞作的無限深意。
如其著名的《眉嫵●新月》,以初升的彎彎新月,寫出了山河破碎、復國無望的沉摯哀痛,詞旨悲憤,不勝悽惻。王沂孫詞頗受清人讚譽,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曾說他「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時傷世之言,而出以纏綿忠愛,詩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
周濟的《宋四家詞選》將其列為宋代四大名家之一。但不可否認,王沂孫的詞,亦存在題材偏狹、詞意隱晦、情調消沉等缺陷,使其詞籠罩在一片微弱絕望的哀音中。張炎出生於一個世代官宦的家庭,宋亡以前,他過著承平貴公子的生活,人元以後,國破家亡,使他遭受了沉重的打擊,心靈蒙上了一層抹不去的悲涼。
時代之變,身世之哀,也在他的詞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如《高陽臺·西湖春感》:
接葉巢鶯,平波卷絮,斷橋斜日歸船。能幾番遊?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更悽然,萬綠西泠,一抹荒煙。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深韋曲,草暗斜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閒眠。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鵑。
通過題詠西湖,抒發了改朝換代之後的身世之感,寄託了對國家傾覆的深哀劇痛,詞情悽涼怨慕,餘音嫋嫋不盡。
儘管與王沂孫的藝術成就相當,但張炎詞取徑較王寬闊,總體風格清雅疏朗,一氣而下,沒有堆砌層疊的典故,沒有艱澀晦暗的語盲,明快流宕。其詞在當時及清初都負有盛名,尤其影響了浙西詞派的創作。
張炎的詞話專著《詞源》系統論述了詞樂和詞學理論,首次提出了「清空"、「騷雅"等概念,在詞評和詞的創作等方面都樹立了新的美學規範,對後世詞學的影響很大。
參考資料:《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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